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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过去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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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给市长当秘书后，就不断有人问，你爸爸是谁？是干什么的？事实上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是个苦孩子，而且翻我家八辈子都是种地的，既没有关系又没有背景。当今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强烈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如此现实。然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不得再一次回味过去。
母亲过世周年的日子，我和弟弟、妹妹，回到这片给予我们太多太多……的故土，祭奠老人。祖传的宅院历经沧桑，加之长期无人居住，显得既陈旧又缺乏生机。家乡地理分布山区、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我家获鹿县小壁村（现石家庄市鹿泉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滹沱河西岸属平原地带。东临正定、北是灵寿、西靠平山，是个四县交界的地方。
现在的宅院是1961年搬迁至此的，那是因为上游“黄壁庄”水库渗漏，造成原址潮湿无法居住，经国务院批准全公社七个村庄整体搬迁。但搬迁给家乡父老带来的苦、难、血、泪一言难尽，（当年的搬迁与现在的搬迁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村民要把祖宗几代居住的房屋拆除，再将砖瓦、砂石、木料等一切材料、用品，搬迁至数里之外的高坡地段，重新盖起来。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钱、没有吃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从哪里来？当时的难度是现代人想象不到的。我当年10岁，只是帮着父母、爷爷、奶奶用独轮车、双轮排子车及肩扛人背运送物料，走在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上，来往车辆、行人如同电影里逃难的场景，凄凄惨惨。每天收工后大人们要去落实第二天的帮工、推米磨面等吃的事情，把我一个孩子留在新址工地看管运来的材料，若大的新村工地漆黑一片，寒风刮的嗖嗖只响，说不害怕是假的，只是自己给自己壮胆，等大人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再来替我回家，当时没有钟表多数是深更半夜。迁建盖房最累的是打土坯，最难的要数上大墙、砸房顶，用人、用料太多，在本村根本找不到人，多是求亲戚在外地找人，不知道大人们遭了多大的难，自1961年冬季开始到62年春天总算把房子盖起来了。新房子没住多长时间，遇到了我国20世纪最大的暴雨，那是1963年8月2日至8日，西北风刮着瓢泼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把全村所有人家的后墙都给浇塌了，雨水灌满屋内，把粮食、用品都给泡湿了。又是找帮工垒后墙、盘炕、砌锅灶…。
家里的房子塌了，学校的教室也塌了；家里房子修建再苦、再难进度还是快些，校舍的修建时间扯的更长。曾一度在学校广场、在百姓的磨棚上课。我们当时是标准的“苦孩子、泥台子”，早晨起来下地，吃完早饭步行14华里到公社所在地上学，中午啃着自带的玉米面或山药面饼子，根本没有菜、没有汤，有时咽不下去就喝点盐水。下午放学赶紧回家到地里割猪草，晚饭后帮着父母推碾子、推磨子，准备明天吃的东西，有时粮食接续不上就把刚收获的玉米、小麦湿着推。学校老师同我们一样，放学后、节假日都急着回家忙自己的农活，特别是到农忙季节，有的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回家干农活。当时的教学设施、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可想而知，65年我们小学升初中，全班60名学生仅有4人考上了初中。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中央（5.16）通知传达贯彻到农村基层就年底了。67年元旦那一天，全村开的第一个批判大会，斗争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的父亲，地点在戏台西侧部队的食堂里。造反派把我父亲带走后，母亲急的没办法，让我以打酱油为借口，到现场打探消息，我提着酱油瓶子到批斗会场一看，两个造反派架着我父亲在做“喷气式”体罚，我不顾一切冲进去拉住父亲就想往外走，几个造反派把我抬起来，从食堂扔了出来，幸好摔到一个稻草堆上，身体没受伤害，就把酱油瓶藏在稻草垛里，直接去找公社“文革会”，文革会领导都不在，说到下面指导运动去了，只有几个看门的说是“社直文革会”的，不管村里的事，一直等到中午也没人理我，他们说要去吃饭把我赶了出来。自此以后，无数次的批斗、抄家、游街示众、体罚劳动等我父亲受尽了磨难。最严重的一次是1967年夏天，在一个晚上造反派把父亲带走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几个人用小拉车把父亲送了回来，第二天我才知道造反派给父亲动了“压杠子”的酷刑，找村里的医生都不敢给医治，只好找了一个赤脚医生，偷着给抹了点红药水、给了两盒三黄片。在炕上躺了三个多月才勉强能行动，后来多年不能干重体力活。随着运动政策的调整和上级领导的干预，尽管数次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十年浩劫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精神摧残是无法弥补的。偶尔，看到一篇刘源将军在军队反腐时谈到，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
历史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可以说明一切。究其造成我家灾难的根源，除了文化大革命大的形势所致，起因是一桩“割牛舌头案”。自1961年开始父亲担任生产队长，由于他经营头脑灵活，农业、副业一起抓，社员收入分值在全公社名列前茅，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66年初，有人举报牲口饲养员偷拿牲口饲料，经队里领导研究调整了这位饲养员。新饲养员上任不久，突然一天早晨报告，最好的一头牛不吃东西、饮水缸里有血水，经查看发现牛舌头被割去一块，是个三角形状，约占整个舌头的四分之一。队里马上报案，县公安局非常重视，派员驻村蹲点破案。经发动群众，寻找线索，调查取证，办案干警把疑点集中在老饲养员身上，此人也找人活动，包括找我父亲给说情，“要求公安干警从轻发落，把我抓走了家里几个孩子没法过”。在案件就要告破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县公安局要求干警回单位闹革命，撤走了办案人员，终止了案件的侦破。村里的运动一开始，涉案家族就纠集了造反派伺机报复，不但批斗了我父亲，还到县公安局揪斗办案干警及村里的治保主任。
文化大革命后期，结合各项政策的落实，我父亲又恢复了生产队长。人们生活开始由动乱向稳定过度，家里的日子尽管非常艰苦，但比文革前期要好了很多。1971年春节来临，母亲说：好几年没过“安生”年了，今年要多买几斤肉，多放些鞭炮，除出晦气。给我们四个孩子都添置了新衣服，爷爷说衣裳就不换了，给他买双袜子吧，并把此事交由妹妹负责，我妹妹到石家庄费尽心思，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双当时刚流行的尼龙袜子（质量好的要3.5元一双）回来后爷爷一试穿说不好，叔叔说爷爷脚上长满了老茧，整天与土地打交道，连个脚都不洗，穿尼龙袜子不合适。试穿一次，我母亲只好收了起来，直到1972年我当民工，从拉石头、杵石头，打钎子、放炮，再到施工团政工组刻蜡版、写简报，劳动环境有所改善，母亲作为对我工作的鼓励，把这双袜子给了我。我从县施工团当民工，到保定金融学院读书，到毕业参加工作5年时间一直把袜子带在身边，没舍得穿。1976年大弟弟到天津当兵，我把这双袜子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到1977年2月11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我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工作结束，顺路到天津看望弟弟时，他把没穿的袜子又给了我。4月份我小弟弟当兵，我再一次把袜子送给了他，小弟弟当兵三年回来探家，把没舍得穿的袜子又带了回来。直到今天，这双尼龙袜子在我们家已经整整48个年头了，中间传递了三代、五个人的手，都没舍得穿。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我由农村到城市 ，由一般工作人员到领导干部，日子越来越好，住房越来越大，每次搬家都要扔掉一些过时的、不需要的东西，但这双袜子始终没舍得丢弃，一直完好无损的保存着，它凝聚着我们全家几代人的情感，见证着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我想把它永远保存下来，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看尽繁华，才懂淡然；经历磨砺，才得从容。时光总是匆匆而过，一觉醒来，两鬓已染霜。到底是人生苦短？还是岁月漫长？三毛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弹指往昔，春去秋来，花开花谢，总有山花烂漫，也有落叶寒霜。祝亲朋好友岁月再无波澜，敬我们的余生不再悲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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