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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采访过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少年，他除了聪明好学之外，还有非凡的记忆力。那怕再复杂的方和式，再没有规律的一串数字，只要瞟上一眼，立刻就记在心里，而且经久不忘。正因为这，他一举夺得了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少年数学比赛第一名。
　　我把话筒伸到他面前时，他微微一笑，说没什么，这点本领是他的老师教给他的。
　　他向我讲起一个动人的故事。
　　他的老家在皖南的一座大山沟里，他从小就在山里的一座小学读书。那学校真穷，穷得连窗户都有没有。冬天，同学们就坐在冷风飕飕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老师姓刘，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师范一毕业，她就主动要求到这里来工作，她把仅有的一点工资大多给同学们买了课本。由于不少同学交不起学费，学校连粉笔有时都买不起。刘老师也不在意，就在讲台边放上一只小茶杯，用手蘸着水在黑板上写, 写单词，写生字，写各式各样的方程式。刘老师要求同学们把黑板上的“水字”默记在心里，越快越好，因为教室没窗户，风吹进来，黑板上的水眨眼就干，那些“水字”也就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学们理解老师，以最快的速度把黑板上的字全都默记在心间。
　　天长日久，刘老师培养出的学生个个都有具有超人的记忆力。
　　那位同学还列举了他的好几位同班同学，有的进了科技大学，有的考入了北京大学，还有的已成为世人注目的小博士。
　　一种职业的敏感提醒我，那位女老师是个绝妙的新闻人物，可不能放过她。 回到电视台，我向领导作了回报，三天后便风风火火走进大山，来到那座没有窗户的小学校。
　　刘老师正在上课。这是上午最后一节，我没敢打搅，只是站在后面的窗外静静地听。
　　刘老师个子不高，身材苗条，站在讲台上，真好象是一棵情致别样的小白桦树，修长，俊美。她神彩飞扬地讲着，讲着，不时转过身在黑板上写着。令我惊奇的是，今天，她一口气竟写了那么多，并没有把指头放在杯子里蘸一下，就那么写呀，写呀---- 我瞪大眼细瞅，发现从她的指尖上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一条水线，那线流到黑板上，化成了形态不一的阿拉伯字母和符号，秀美，流畅。
　　奇怪，那指头上的水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她心中蕴藏着一片波光浩淼的湖泊？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被我们的摄像机吸引住了，呼拉一下围了上来。 
　　 说明来意，刘老师笑着说：“有什么好拍的呢-----”她将我们领进她住的小屋。我们开门见山地问起她用指头写字的事，她两手一摊，苦笑着说：“没办法，是被逼出来的。”她记得好象是两年前的一天，粉笔用完了，就用粉笔头写；粉笔头也用完了，她急得团团转，一眨眼，发现桌边的一杯凉开水，就把手指伸进杯子里蘸着水写。写了一年下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水也不用蘸了，指尖上竟源源不断地流出了一道水线，随便怎么写也写不完。
　　说到这，她把搭在额前的一缕头发往后一撸，笑盈盈地说：“呵，光顾说话了，快，坐，坐呀！”她拎起暖瓶，晃了晃，瓶里空空的。她隔窗招呼一位同学快去打瓶开水来。回过头又对我说，这一阵子，她发现自己喝水越来越多，每节课下来，非得喝一瓶不可，一天六节课得喝六大瓶。
　　我的心一怔，莫不是那六瓶水全部倾泻到黑板上，化成了生动传神的符号，流进了同学们的心田。
　　就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在那块斑斑驳驳的黑板前，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刘老师教学，生活情况。最后还采访了几个学生。他们都有是大山里的孩子，有的连火车都有没见过，对于老师用指头写字的怪事反而觉得一点也不怪，认为手指头本来就是用来写字的；粉笔用完了，当然得用水，老是蘸，老是蘸，太麻烦，于是指头尖就自然而然地流出水来。
　　多么天真的孩子，他们哪能想到，这个天大的奇迹只要在电视屏幕上亮出来，将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果不出所料，我们在“大写真”栏目里将刘老师的故事播放之后，几天内收到成百上千封来信；电视台的十几部电话象发了疯似地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接了一个又来一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不少人还希望电视台能提供刘老师的确切地址，他们真想去看望那位山村女教师。有家杂技团还提出想请刘老师出山，参加他们的演出，他们甚至连广告词都想好了，叫什么“指尖上流出一条河”。到时，请电视台帮助播放，要多少钱照给。 
　　 我替刘老师谢绝了他们，说她是不可能出山的，因为她舍不得离开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她要一走，谁来教他们？没有粉笔，谁的指头里能流出那么多湿漉漉的字来？
　　但我终于没能挡得住那些热心观众的期望。一个月后，我和一位老博士带着观众那一颗颗真挚的心又一次走进了深山。
　　再次见到刘老师时她显得一脸忧郁。无论我问什么，她也不想回答，问急了，她才冲了我一句：“你们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她说当电视卫星把她的故事告诉全世界之后，日本一家大公司竟然派人来邀请她，说他们打算在大坂成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她的特导功能，说不定能从研究中找出解决世界河流缺水的难题。说到这，她大声对我说：“请你通过电视告诉他们，我是喝多少水，才能写出多少字。这是物质不灭定律，你们当记者的懂吗！”
　　我楞楞地望着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随我一道来的一位老博士站出来，说他这次来，是想请老师到省城研究所走一趟，他怕她拒绝，紧接着说：“这可不是日本，是中国，要是真的研究出名堂-----”他正想说“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刘老师打断了他，“研究出来，让你们拍电视，写文章，赚稿费，对吗？” 
　　 怎么这样说话！我白了她一眼。真没想到，一个山村女老教师竟然说出如此咄咄逼人的话来。
　　老博士真有磨劲，叽叽咕咕地做了半天工作，她才答应跟他一起走。不过，她提出得等放农忙假再去。误了学生的功课，可不是闹着玩的。
　　可令人费解的是，到了研究所，当老博士把黑板搬到她面前时，她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老博士抓起她的手看了又看，指头上很干燥，哪有流水的迹象。老博士想，可能是路上颠簸，使她内分泌失调，断绝了指尖上的水源。他跑去跟所长商量了一阵，决定让刘老师先到宾馆住几天，好好休养休养再说。
　　连住三天，没有一点效果。
　　刘老师可住不下去了，她想到山里的孩子，梦见他们坐在教室里眼巴巴地等着她。她提出要走，老博士再三挽留，她只好又留了三天，但那指头仍然无动于衷。
　　老博士提出换根指头试试，可所有的指头都试过了，一只也不灵。
　　刘老师进城的消息不知怎么让其它几家电视台知道了，他们派出记者扛着机子屁颠颠地跑来。就在刘老师觉得手指头有点发湿准备在研究所大厅进行现场表演的那天早上，楼道里，大厅中架满了摄像机，就象国家开新闻发布会那样热闹。
　　刘老师被如此盛大场面弄得惶惶不安，她一紧张，鼻尖上竟冒出一片亮晶的小水珠。老博士生怕她身上的水从鼻尖上跑掉了，马上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作为开幕词，接着便请刘老师进行表演。刘老师心里别别地跳，她也巴不得能马上让手指头写出字来，早点放她回去，孩子们怕早已望眼欲穿了。
　　可是，她辜负了老博士——不，辜负了所有在场的观众的希望，无论她怎么用力，那指尖上一滴水也没有。老博士急得手直搓，连忙递上一杯水，希望刘老师喝下去，希望那水就象进入连通器一样，通过任何一根指头一个劲地往外冒。
　　急呀，急得刘老师心里象有无数蚂蚁在心上爬。她咬着嘴唇僵持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胸口直朝上翻，一直翻到嗓子眼。她予感到来水了，可那水不往手指头上渗，却一股劲地往眼眶上涌。她伸手在眼眶里揩了一下，竟然揩出了一把眼泪，透过泪光莹莹的眼睛，她好象看见孩子们正站在村口等着她，大声问她：“老师，你怎么才回来？”“老师，粉笔买来了吗？”一个勒巴骨象搓衣板的孩子举着一块白石头在说：“老师，你再也不用为粉笔犯愁啦！这石粉笔山里多得是，一辈子用不完！”
　　刘老师再也忍不住，象孩子一样“哇”地哭出声来，那积满胸中的苦水好似溢满洪水的大江决口一样，倾泄得那么猛烈，畅快。
　　老博士忙递上一条毛巾让刘老师揩揩汗，可那眼泪却怎么揩也揩不完，擦不尽，还是不停地往外淌。
　　一位摄影师递上一杯水让刘老师喝，刚递过去，被我一把夺过。我知道，喝下这杯水，那眼泪会流得欢畅，就再也别指望止住了。
　　刘老师的眼泪还在流，一边流一边在向所有的人诉说出里孩子读书的艰难。西洼的柳娃爹刚断气，妈妈跟做生意的人跑了，他只得背着妹妹去念书；东坡的久刚牵着三只羊来上学，羊在外头吃草，他在教室里听课；南川的狗剩买不起作业本，用他奶奶到城里拾破烂拾来的水泥袋订成本子写，翻一下，满屋子灰，呛得同学们直咳嗽----- 至于她用手指头写字，那又算什么呢？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问她，为什么指尖上能渗出水来？她大声说：“反正水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让它往哪流就往哪流。”他告诉大家，她想让它变成粉笔，那水就流到了黑板上成了字；现在心里好难受，老想哭，那水就化成眼泪从眼里哗哗往外淌。
　　啊，我明白了，是一颗真挚的爱心在驱动着她那占身体一大半的水份，让它们按主人的思维去流淌，去渲泄。老师的胸中，果真蕴藏着一个神奇的湖泊那是怎样的一片水面啊，一定比大海还宽广，比长江还要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