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原创｜自传｜母校

　　人之初，一张白纸。苟不教，不成器。没有知识，也不懂做人的道理。
　　学识，从哪里来？做人的道理，从哪里来？全都离不开发蒙的母校。
　　我的一生，十分幸运得到三个学校的熏陶，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合理的科学思想方法，怎么做人的基本道理。
　　首先要说的两个母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庆南开中学和北京大学。
　　我是在1944年，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考入南开中学的。整整读了六年，充分体会了咱们“南开精神”。
　　“南开精神”是什么？
　　用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定下的校训来诠释，是“日新月异，允公允能”。勉励学生不断更新自我，追求新的思想和学习境界，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有能力，还应该有一颗服务公众的火热的心。
　　“南开精神”是什么？
　　还和它的严格的管理制度，独特的培养方式分不开。
　　南开的管理制度真严格啊。不是曾经身历其境的学生，无法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学校完全是“准军事化”封闭式管理。每个星期六下午排队点名后，带着“请假证”放学回家，星期天晚上带回家长签字的“回家证”返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一步。每天早晨吹号起床，晚上吹号熄灯睡觉。吃饭必须整队走进食堂，在“立正”，“坐下”，“开动”的口令下，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饭。不消说，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许嬉笑说话的。
　　当时，南开中学是大后方最好的学校，报考进去很不容易。人们都说：“南开，南开，大门难开”。重庆是战时的“陪都”，一时冠盖云集，许多达官贵人都想把孩子送进来。以我们年级而言，就有陈立夫、张莘夫的女儿、白崇禧、沈鸿烈、于学忠、俞大维、谢冠生、黄显声等许多军政要员的儿子。可是要进南开必须通过考试，不管达官贵人、市井平民，全都一视同仁。1944年的夏天，父亲和俞大维伯伯、俞伯母一起驱车，送我和他的两个孩子方济、小济（后来听说在台湾期间，俞大维的两个儿子是俞扬和、俞理和。前者是蒋经国的女婿，蒋孝章的夫君。这是不是方济、小济改名？是不是俞大维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就不清楚了）参加入学考试。我和方济先出来，俞伯伯问小济怎么样？方济自我感觉良好，得意洋洋说：“他还在绣花呢。”结果只有方济自己没有考上。俞伯伯使尽全身解数，才给他弄了一个试读生。试读生是学校应付当时一些头面人物的办法，一学期不及格必须退学，再也没有什么面子好讲了。
　　我还亲眼看见同年级的白先德（著名台湾作家白先勇之兄）在宿舍不守规矩，被管理老师狄子初狠狠训了一顿。白先德的眼睛鼓得圆圆的，冲上来要论理。狄老师一掌把他推下楼梯，丝毫不管他是鼎鼎有名的白崇禧将军宠爱的公子。第二天，给他记了一个大过，他只有乖乖地接受，一年后就不声不响“消失”了。不久前，台东大学林文宝教授告诉我，白先勇的哥哥疯了。这是白先德吗？我太了解他了，以他的性格大概是不会疯的，不知后来在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南开规定，三个警告等于一个严重警告，三个严重警告等于一个大过，三个大过就开除。特别恶劣的立刻开除，一点也不客气。
　　什么行为记大过？私出校门，吵架打架·····，统统都是大过。最叫人头疼的还有每天早上起床，在集合以前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必须飞快整理好内务。用白床单包住卧具，整得四面平整，有棱有角，像豆腐块一样。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整理好，或是弄得不像样子，就会得到一个“劣”，公布在内务评比表上。三个“劣”换取一个警告。只是不快速理好床铺，也存在叫你卷起被子走人的可能性。不过，内务整理得好，可以得到“优”，抵消一个“劣”，还有一点改正的机会。
　　请看，在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下，要从初中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真有些不容易啊。
　　学校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培养有纪律，讲究工作效率的严格作风，对学生是有好处的。不消说，这也是不断淘汰不守纪律者，留下好学生的一个好办法。
　　除了使用这种严格的管理办法筛选学生，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来进行筛选。以男中部为例，初中入学五个班，初二变成四个班，初三只留下三个班。不管成绩如何，每年必须硬生生刷掉一个班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进入本校高中，必须和社会投考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视同仁重新考试入学。然后又是五个班、四个班、三个班的宝塔式刷掉许多同学。要在南开顺利读完六年，不知要经过多少道险恶的淘汰关口。难怪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身经百战，什么高考都不怕了。记得我们报考大学时，还没有全国统一高考，而是各个学校自己招生。同学们为了怕麻烦，并不到处报名，大多只报考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我就利用这个难得没有作业的暑假，天天踢足球、打桥牌、下围棋，过了一个学生时代最轻松愉快的夏天，安安稳稳等着考试到来，启程入学报到了。
　　对学生这样，对老师也一样。要在南开当老师可不容易，除了名牌大学或留洋的学历，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每年也要甄别筛选，有一个无形的竞争机制。没有合格的老师，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开中学管理特别严格，在教学和培养学生的素质方面却十分开明。非常尊重学生的意愿，尽力发挥学生的天赋，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真的做到了因材施教，从来也不设置任何障碍。
　　南开同学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三点半”。这是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自习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只要不违犯校规，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学校鼓励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只要登记一下，任其自生自灭，自由发展，从不横加干涉。同类的社团很多，只是壁报和球队就不知有多少，也有十分激烈的竞争问题。
　　为了鼓励学生兴趣自由发展，还有各种各样的全校竞赛，也是鼓励竞争的一种好办法。
　　南开的“三点半”，不知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其中许多都是在中学时期奠定了一些基础的。
　　让我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众人物”阎肃吧。他原名阎志扬，从来就是戏剧社的活跃份子。参军后说他不严肃，他就干脆改名叫做阎肃了。没有当年演剧的童子功，哪有今天各种文艺会演和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有名的词作家的频频亮相？当年航模爱好者的贺家驹，成为后来航空工程高级工程师。还有我们年级当年的科技爱好者温诗铸，后来成为了院士。另一个同年级的刁本伦成为海峡对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当年的文学爱好者程庆华，成为后来的知名作家鄂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教授、研究员，各行各业的专家。没有南开当年的“三点半”，鼓励个性发展的培养，哪会有他们的今天？
　　南开中学还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培养了海峡两岸许多院士和海内外知名的学者，这样的例子举也举不完。
　　我比大家愚笨得多，但是也从“三点半”和各种竞赛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我前前后后参加了许多社团，只是担任壁报的主编就有好几次。加上对作文和古典文学的喜爱，贪婪读了许多书，慢慢培养出很深的文学兴趣。记得高二的一次作文课，何仲达老师出题自由写作。我写了几首词，何老师批写道：“清香骚雅，绝似宋人，但不知是否出自心裁？”就是怀疑我是不是抄写的。我不服气，一口气写了37首，完全符合音韵格律，参加高中文艺习作比赛，得了第一名，何老师才相信了。以后每学期国文考试，我就义务帮助同学，正儿八经上起了“辅导课”。这样的小先生，各门功课都有，同学们乐于助人，也乐于相互学习，也是南开的一个好传统。
　　刚进初一的时候，我还得到了地理填图比赛的第一名。因为当时生活在二战时期，几乎每个孩子都十分关心战局的发展。每天看了报纸，就对着地图仔细查找发生战斗的地方。中文地图不够了，就到美国新闻处开办的罗斯福图书馆索要英文地图。这种简单地图不够了，就通过爸爸找大厚本英文地图，甚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这样记下了许多国内和国外的地名，英文原文地名能够一口气写出上千个。凭着这番硬功夫，一下子以满分压倒了许多高年级同学，获得第一枚公能奖章。公能奖章是南开中学最高的“金牌”，很不容易得到。记得那一学期另一个竞赛项目的“金牌”，被寄住在我家，郁达夫的儿子郁飞获得。我们两个人带着两个奖牌回家，父亲和母亲特别高兴，好好奖励了我们一下。到高三毕业时候，我已经得到三枚这种难得的奖章了。
　　夜空是迷人的，夜空中的星星更加迷人，一下子把我和别的几个同学迷住了。大家兴趣一来，立刻成立了南开星空学会。我们手捧着陶宏写的《每月之星》，躺在地上翻开星图，一个个辨认，居然认识了许多星星，把天空中的星座弄得滚瓜烂熟。后来走进北大学习天文学，就省力得多了。北大给我们开天文课的，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他十分惊异，刚跨进大学门坎的毛头小子，怎么认识那样多的星星，还知道许多天文知识，几乎不用再上大学的《普通天文学》了。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我可以亡命读书，多向发展，八方涉猎，为以后的“综合”专业打下了牢实可靠的基础。这都是第一个母校赐予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牢牢树立起学习不仅来自课堂的陈腐观念，鼓励学生尽情发挥才能，努力自学，刻苦钻研的结果。
　　北京大学，是我心目中最向往的学习殿堂，也曾给予我许多可贵的东西。
　　北大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
　　不消说，那是尽人皆知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精神，深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严格认真的学术作风，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加上许多博大精深、谦逊和蔼的师长，以及种种优良的科研、教学设备，无数可以接触高深层次学习研究的机会。能够有幸走进北大学习，真是我一生最大的造化了。
　　北大的学习环境真宽松自由啊。从1950年，我走进沙滩北大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这样的体会。在保证自己的学习任务条件下，谁都可以自由选择听课，给予热爱跨学科学习的学子们以广阔的求学天地。那时候，甚至还从不干涉一些外来的“社会青年”旁听。真是一个为了提高民族素质，打开围墙办学的大学堂。
　　在这样的学习空气影响下，我一次次溜进别的教室，老老实实坐在后排，尖着耳朵听讲，偷学了不少技艺。直到我发现了肺结核，休学回家养病为止。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搬到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情况渐渐有些变化，不能偷偷当“旁听生”了。最后一次，我坐在后面末座低下头，一声不敢吭，偷听季镇淮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被中文系的班长发现，责问我是什么系的？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专业上，学得更好些？这种无组织行为得到教务处批准否？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课堂秩序？说了一通诸如此类的大道理，在众目睽睽下把我硬赶出了教室，真使我伤心极了。想不到后来我和季老师一同编入《中国文学家辞典》，我这个被赶走的旁听生居然僭先列入前面一个分册，真是惭愧了。
　　不能旁听就自学吧。好在北大图书馆拥有浩如烟海的存书，谁都可以自由借阅。身边还有许多和蔼可亲的老师，谁都可以登门求教。只要有决心，多学几门“手艺”是不成问题的。
　　北大的老师真好啊，特别是一些老先生。他们往往都是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名驰中外的第一流学者，却一个个生活朴实，待人平和，没有半点架子。我请教过朱光潜、冯至、何其芳等，许多从小就非常仰慕的老师，没有一个盘问我是什么系的，全都认真仔细为我解答问题。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花白头发的张政烺老师，我向他请教和讨论有关古代神话问题，整整对坐侃了大半个夜晚。为了查实一个僻见的资料，第二天他竟专门来到我的宿舍，留下一封用毛笔工整楷书的信，把资料抄写得十分详细，后面恭恭敬敬写上“弟　　张政烺敬上”。惭愧得我不由沁出了泪花。还有一次，我就地球周边没有绝对真空，大气层顶界可否参考引力因素，更加细致划分的问题，请教戴文赛老师。戴先生正患重病卧倒在床，师母轻声告诉我情况。我正要退出门，戴先生听见了，把我唤到床前，仔细听了对我讲解，指出我的错误，表现得比我还认真。我真恨不得使劲抽自己两个嘴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打扰生病的戴老师呢。我的导师和后来的顶头上司王乃梁先生，更加是我学习的楷模。他总是一丝不苟布置任务，严格对我们要求，又十分开明听取我们的种种意见，甚至当我工作后，大胆指出他的一个学术观点的缺陷。他一点不以为意，当面承认自己错在何处。这种严谨认真又民主开明的治学作风，对我的影响之大，思想震动之深，也是可以想见的。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华罗庚老师的随和谦逊吧。早在南开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次意大利桥牌队使用一种以“一个梅花”为起点的叫牌方法，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队。悟出桥牌叫牌的精髓是“以最小的空间，表现最大的内容”。于是也创造了一种类似的“新梅花系统”，打遍周围无敌手。到了北大，我和气象专业陶祖文配对，是北大学生队的种子选手，也打出了一点名气。有一次，数学研究所一位老师结婚，邀请我们去玩，我们正好和华罗庚老师及另一位女老师对垒。一夜下来我们大获全胜，出于年少气盛，竟逼着华老师签名认输。华老师乐呵呵居然写下自己的名字，丝毫也不觉得丢了什么面子，反倒是我们后来感到惭愧万分，不好意思极了。看吧，我们周围有这样多的好老师，还愁学不了东西吗？老师们给予了我以许多知识。更加重要的是，还给予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认真而谦虚的学习态度。考虑问题绝不死钻牛角尖，绝不“单打一”。时时反思，认真检查承认错误，不给自己一点面子，也是从老师们手中学来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受用无穷。
　　北大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那时候，由于解放后家中丧失了一切不动产，又没有其他积蓄。1951年，爸爸突然中风瘫痪，一躺就是十年。我一下子断绝了经济来源，只有依靠助学金继续读书。1952年我因病休学返校后，从地质系转到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从一年级重新读起，又多了四年学习时间，经济负担更重。我觉得不能浪费“人民的小米”，拒绝了每月四元的甲等助学金，只接受了每月两元的丙等助学金，生活自然俭朴得不能再俭朴。5分钱一根的冰棍，几年内吃过几根，记得一清二楚。电影，自然是不能看的。后来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班上的文娱委员傅雪珍就塞给我一张白色的免票，才能跟在同学们的后面去看一场。偶尔进一次城，当然只能借一辆自行车，早上在食堂里多拿两个馒头，夹一块咸菜。在王府井、西单的路边坐下来，没有一口水，自己慢慢啃，对身边流溢出阵阵香味的餐厅、小食摊什么的，看也不看一眼，办完事情立刻就骑车回学校。有时候，饿着肚皮干一天，也是常有的事情。这样的生活锻炼，加上后来的艰苦野外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直到今天我进了城，也习惯不吃零食，以步代车，把一切花花世界只当成镜花水月，全不放在心里。出境在外，就更加不消说了。买一个面包，路边喝一口自来水。最多走进最廉价的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吃一个汉堡包。甚至饿着肚皮，也能够对付过去。贫穷不是耻辱，没有志气才是最大的耻辱。
　　老是借给我自行车的，是我的小学、中学，再加大学同学的项斯月，原福建、台湾、浙江省主席陈仪的外孙女，家庭和我是世交。我第一次认识她，记得是1941年农历3月21日，正好是我的10岁生日，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新来的吗？念几年级，叫什么名字？”我们在小学同一个课桌，每天肩并肩排队放学回家。抗战胜利后，她随家回上海，仍旧书信不断。后来她进了清华外文系，我进了北大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她又到了北大，每天朝夕相聚。其间，由于1952年我因病休学结束后，住在上海她的家里，曾经一度想重新考试。我的户口也一度转进她家的户口本上了。所以我们亲如手足，给予我以许多鼓励和帮助，这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她的上海家中。我带着小儿子，和她的妈妈一起，送她上船回大连，笑眯眯挥手再见，还叫我细数她有几茎白发，不意竟成永别。现在她安息在苏州灵岩山，墓碑上写着“项斯月之墓”五个字，瞧着令人泪眼涟涟。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钱，寒暑假不能回家，就整天泡图书馆，不管什么书都看，倒也苦读了许多杂七杂八的古今中外书籍，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记得首次面对一大床被子要洗，感到非常困难的情形。不洗是不行的，也没有别人会帮助我洗这床被子。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怎么把它干掉呢？我想，一床被子有什么了不起，就把它当着是一百块手绢吧。我可以洗一张手绢，难道不能洗一百张吗？脑筋这样一转弯，别说是区区一床被子，哪怕是一座大山，我也可以咬紧牙关把它拿下来了。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很深。后来在一生的野外地质工作和别的困难面前，就用这种“洗被子”的精神，咬紧牙关勇敢面对，就再也没有什么难关可以阻挡住我了。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我说给孩子们听。他们不以为然说：“时代不同了，哪还过那样的日子。”我却大大不以为然，艰苦生活的磨练，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说起来，我真要感谢那个阶段的穷学生生涯。既锻炼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也有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动力来拼命攻读各种各样学科的知识，真好啊！这正应了一首歌曲里所唱的，我“曾经富贵，也曾贫寒”。富裕的家庭环境，小时可以把我送进最好的学校接受良好教育；贫寒的处境锻炼了我的意志，激励了我奋发图强的决心，吃苦耐劳从不后退，二者缺一不可。
　　其实，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学习时间比别的同学少得多。由于长期担任班长，后来又调到学生会宣传部，担任美术社社长，负责每年国庆节和五一节的游行仪仗制作，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特别在节前节后常常缺课，每天天不亮就悄悄起来，晚上熄灯很久才摸上床，几乎无法和班上同学见上一面，不止一次累得生病。要补自身的功课还来不及，哪有更多的时间涉猎其他专业。要多学一点别的知识，只有咬牙使出最大的力气。可是我的补偿也是丰富的。节日游行，北大队伍总是走在所有学校的前面。作为游行指挥之一，我又常常走在北大队伍的最前面，仿佛觉得自己走在全国学生的最前面，抬着头，挺着胸膛，感到无比自豪。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眼见的一切，是祖国强大幸福的象征，觉得真幸福极了，一切疲劳和困苦全都忘记得干干净净。
　　我的第三个“学校”，看不见、也摸不着，是“山野大学”。作为地质工作者，常常深入山野田间，有机会见识更加广阔的大自然，接触更多的群众，那是不消说的。
　　身在山野，我学到了什么？
　　我更加觉得祖国无限亲切可爱。那不仅是河山的单纯美，还因为其中总是包涵着深深的民族情感。许多自然风景总是和无数历史故事、人文景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硬生生分开。那是汉、那是唐，那是朝朝代代留下的无数感人的场景，那是今天中国人民战天斗地铸成的丰硕成果。即使在阒无人迹的荒凉戈壁和沙漠里，也会联想起“大漠落日圆”那样意境宏大悠远的诗句，怎么不使人怜、使人爱，使人欢声高呼？我也曾到过一些国家，无论那儿多么美丽，却始终无法产生这种类似的感情。每到归国，瞧见机翼下的黄土地，就会忍不住湿润了眼睛。不消说，有了情感就更加专一，对待眼前的河山的研究，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科学问题了。而是有一种十分冲动的动力，恨不得把它了解得更深更深。这样的动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非是道中人，难以体验其中真昧三分。
　　身在山野，我还认识了什么？
　　那是我们的可亲可爱的人民。从前在课堂里、书本上，人民是一个多么抽象的概念。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人民群众当中，面对着他们的时候，就会深深感到多么实在可亲了。
　　人民是落后的群氓，没有文化知识吗？他们非常肮脏，不讲卫生吗？
　　不，他们深明大义，思想感情比许多人高尚纯洁得多。
　　不，虽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也懂得许多特有的有用的活知识。世界上谁也不敢打包票吹牛说，自己是千古完人、万能博士，什么东西都懂。面向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特殊知识，也很有用处呢。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常常告诫自己和我的学生，还应该加一句“问万千人”才好。从中得益多多，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人民还能给予我们什么启发？这也涉及了一种深深的情感问题。
　　身为“跑江湖”的地质工作者，这样的体会俯拾皆是，说也说不完。让我随便讲一个最平凡的故事吧。1956年的春末，我们工作在风沙弥漫的华北平原上。有一天，我和一个伙伴躲避风沙，蹲在一个小土屋后面啃冷馒头。屋内忽然出来一个小脚老大娘，一摇一拐，硬拉着我们进屋去，对我们说：“孩子，怎么能够吃冷馒头？大娘给你们腾一腾”。说着就抱起一把麦秸秆，要点火给我们蒸馒头。我们走出去四下一看，她的屋檐下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去年秋收留下的麦秸秆，蒸一次馒头不知要烧掉多少。我们忍心让她给我们蒸着吃吗？我们相望一眼，推开门就跑进了外面的风里，任随她怎么呼唤也不回头。谢谢您，大娘，您的心意我们领受了。今天别说是两个冷馒头，就是两个冰冷的石头，我们也能咽下去。
　　此时此刻，我忽然想起四个大字：“吾土吾民”。那是多么可亲可爱，压在我们的心底多么有份量啊。只要想起这四个大字，能不激发起我们的蓬勃热情，努力奋发工作吗？只要想起这四个大字，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抛弃？还有什么狗屁职称、工资、地位、名誉，能够缠住自己，一生一世永远缠在名利场里，躲藏在小小的蜗牛壳里钩心斗角？做一个渺小的人，餋养出一个渺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