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原创｜自传｜衣食住行

　　有人说，人生不过衣食住行而已。抛开理想不论，这话倒也实在。野外地质工作也离不了衣食住行，说来故事多多，随便聊一些吧。
　　说起野外的衣食住行，不由想起80年代一次考察，和四川省博物馆秦学圣，以及科分院地理所两个小伙子同行。出发时，一个小伙子正儿八经提议说：“衣食住行，我们各管一项。”接着他就分配某人管食，负责三餐饮食民生大计；某人管住，负责安排入晚投宿，鸡鸣早看天；某人负责行，负责排队买票，乘车坐船。剩下他自己管衣。我们问他：“管衣干什么？”他正颜答道：“你们上山，我在下面守衣服，责任大大的啊。”
　　唉，这个小伙子呀，实在聪明到了极点。
　　这是说书的一段引子。客官诸君要听，且听在下细细说来。
　　先说“衣”吧。说起野外的“衣”，我忍不住想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地矿部宣传部王君碧处长生前曾委托我写这件事。由于这实在太动人，题材十分神圣，我不敢轻易动笔。又有人提醒我说：“这涉及右派分子，一定要慎重。”我无法可想，只好决定深入基层调查，掌握更多的材料再写。不料以后找不到发表地方，一直拖延至今，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出来吧。
　　有一年，一个地质小组到云南西部高黎贡山工作。全组三人。两个工人，一个尚未摘帽的右派技术员。进山后，忽然气候变化，下起了大雪。他们穿着单衣，实在支持不住了，却不能轻易下山。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才考虑下去，可是全都冻得不行，一步也不能往前走了。三个人认真想了一阵，觉得这样下山必定全都冻死无疑。与其都死，不如留下一个。决定把所有的衣服集中给一个人穿，才能把调查资料带回去。两个工人推举技术员下去，因为用生命换来的地质情况，只有他才说得清。技术员连连摆手道：“这可不行。我是右派，一个人回去怎么说得清楚。”三人推让一阵，只好决定让身体最好的一个青年工人，把地质图、标本和那个技术员用冻僵的手指，最后书写的报告带下去。三人抱头大哭一场，那个工人就一路哭着下山了。最后昏倒在快到山下的半路上，多亏一个少数民族居民发现，连忙上山营救其他两人。走到一看，他们全身脱光紧紧拥抱在雪地里取暖，早已没有气息了。
　　王君碧十分感伤对我说：“这是现代版的‘羊角哀生死全交’，一定要把他们写出来。”是啊，他们忍辱负重，把最珍贵的生命都贡献出来了，还要“慎重”什么？苛求什么？！他们面对生死抉择，把生的最后机会推让给伙伴，自己留下死亡，何等伟大高尚！我只有滚滚泪洪、深深敬意，为光荣的死难者低头默哀。2005年，国土资源部作家协会在贵州103队开会，因为我出版了上百本书，授予我“特殊贡献奖”的时候。我再次含泪讲了这个故事，希望有人深入调查，把它写出来，在会的老地质队员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还有一个，却是和“食”有关。“大跃进”时期，为了大炼钢铁，我们学院许多师生都成批上山。有两个地质系的学生和一个工人，奉命进入牦牛山找矿。学生年轻不懂事，不带干粮，只带了许多粮票，满以为上山可以向老乡买东西吃。谁知这是无人区，山中密林无路可通。一个学生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坐在一棵大树下，对两个伙伴说：“你们先走吧，不要让我拖累你们。”大家知道这一走，就是生离死别。但是无法可想，只好含泪告别。又走不远，另外一个学生也不行了，同样和最后一个伙伴告别。剩下的那个工人拼死爬出去，昏倒在森林外面，被一个农民发现，立刻进山寻找两个走不动的学生，这才看见他们全都悄悄死去了。一个学生把地质图、野外记录本和证件放在空饭盒里，解下鞋带挂在树上。他的用意非常明白，山中野兽可以吃掉我的躯体，但是考察资料决不能丢失。 这是什么精神？感天动地，令人泪流满襟。
　　地质队员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不知有多少人默默捐躯山野。如果真要我讲，流着眼泪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成昆铁路几乎每个车站月台上，都有筑路死难烈士纪念碑，使过往旅客肃然起敬。谁给无数光荣牺牲的地质队员也立一个纪念碑呢？他们的碑石只有树立在少数知情者的心中。如果我们也去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丁点儿痕迹了，多么可叹可惜呀！
　　说起“衣”，想起一段顺口溜。“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找矿的。”我们出外也差不多，一身粗布工作服，野外撕破了不会补，干脆贴一块胶布拉倒。一次野外工作下来，身上到处贴满了胶布条，加上沾上泥浆灰尘没有洗干净，有时候就会带来许多意外的麻烦。
　　有一次，我在宜昌江边看阶地剖面，看上一个仓库院墙内的地方，绕着墙东张西望。守门的保安也盯住了我，不动声色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我实在找不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只好大摇大摆迈进大门，可是不管怎么解释他也不信。我不得不出了下策，趁他一不留神就硬往里冲。我的百米速度，他可不是对手，打开相机快速拍一张照片，挥起地质锤敲一块标本再说。好在最后他发现我只“盗窃”了一块石头，只对我进行了一番人道主义的批评，没有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骂骂咧咧就算了。还有一次，我带着相机，破衣破裤不知不觉竟钻进了重庆一个坦克工厂最高的制高点，一个自来水池旁边，研究有名的“天鹅抱蛋砾石层”。拍了照片，又画素描和剖面图，悠然自得对着厚厚的砾石层仔细观察了老半天，所幸没有被谁发现。要不，就有些说不清楚了。不过，那儿并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周围有许多人来来往往，可能是工人住宿的生活区，实在怨不着我呀！
　　唉，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这话还真的不错呢。
　　请听我另一次穿衣的奇遇吧。有一年在日内瓦，韩素音电话通知我出席一个报告会和晚宴。我向一个留学生打听地点。他问工作室内几个日内瓦大学的同学，他们十分羡慕吹了一声口哨说：“这可是有名的地方，到那儿去参加晚宴，必须穿正规的晚礼服才行。”我是来瑞士考察阿尔卑斯冰川的，所有的笨重行李都扔在西欧另一个国家。此刻身上只有一件成都路边地摊上买的38元不讲价的夹克，下面一条荷花池廉价市场批发价买的裤子，足蹬一双50元不退不换的处理皮靴，全身包装不过人民币100元左右，那有什么晚礼服？管他的，硬着头皮就约了另一位国内来的同伴去闯吧。原来这是韩素音一本书的首发式，外加一个学术报告。来宾多是当地名流，还有包括许多国家驻联合国欧洲总部的外交官，果然人人珠光宝气、华服美衣，连侍应生也衣冠楚楚，比我强多了。我在其中的确“鸡立鹤群”，十分惹人注目。聪明的韩素音不动声色，立刻排开众人走过来迎接，又专门指点着我们，请两位中国外交官过来，陪我们坐在一起，给我们做法语翻译，使得众人刮目相看，不知我们是什么重要人物，纷纷握手问候。柬埔寨代表，西哈努克的儿子，一位亲王也过来与我寒暄合影。晚宴时，韩素音又请我们坐在首席。一边是她，一边是中国外交官，真正风光极了，好像《天方夜譚》里，貧儿阿拉丁走进了富丽堂皇的苏丹的宫殿。原来世界上也有不以衣取人的时候，被我一下子碰上了。
　　这次衣服穿错了，以后是不是接受了教训？不，我这人向来大大咧咧，凡事不太留心。另一次在荷兰，一位地理学教授约我乘坐游艇出海，顺便考察莱茵河三角洲的海口情况。我不知什么神经短了路，竟鬼使神差一身西服笔挺踏上船。我的朋友范多瑟教授瞟我一眼，不禁唉的叹息一声，轻轻摇了摇头。上了游艇，两个半大的小伙子手指着我悄悄说：“GENTLEMAN”。别人体恤衫加短裤，穿着十分得体，只是苦了我这个GENTLEMAN，真是狼狈极了。这真应了一句俗话：“骑马遇不着亲家，骑驴偏偏遇着亲家”。穿衣服的学问，真是一门难懂的学问呀！
　　再说“食”吧。我是天生的馋嘴，谈女朋友时有言在先，总要多吃多占。后来才知道这个馋嘴不是天生的，而是甲亢的病态表现。倒霉的是甲亢发展高峰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每月定量只有19斤，为了救济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劳动人民，还要发扬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每人捐献两斤粮食。这一来，我这个甲亢患者上山干重体力活就麻烦了。那时候，正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没有雨拼命干”的时代，野外工作繁重极了。出野外前讨论是不是吃得饱？人人都说又饱又舒服，只有我说吃不饱。支部书记唐蜀民立刻瞪起革命的牛眼质问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只有妈妈最疼我，到我终于病倒住院的时候，每次来看我，总是带着一鍋白饭。那是她老人家从牙齿缝里节约下来给我的，我怎么忍心吃得下去。
　　那个年月里，只要有可以填饱肚子的，什么都敢吃。一次在岷江上游的支流杂谷河沿岸工作，走到一个药厂。厂内食堂用金霉素废料做的馒头少收粮票，我们住在那里美美吃了几天。虽然带有浓浓的药味，却撑饱了肚皮，没准儿还能提前吃药，预防疾病呢，也是一件难忘的事。不久中秋节来了，打听到所在的汶川的城市户口居民，每人可以买两个用油和糖做的“高级点心”（月饼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那个时候不叫那个‘腐朽’的名字），就软磨硬泡以在县境内进行地质工作为名，争取到同样的待遇。但是进城购买必须通过两座铁索桥，可恨这时候发了洪水，为了安全抽光了桥板。瞧见进城的山民不管这一套，踩着光铁索、扶着栏杆就过去，一点事情也没有。我一横心，也和另一个叫乔怀龙的队友，背着地质大背包，手拉栏杆，脚踩铁索，慢慢移动脚步，居然也跟着山民们过了桥。进城找到商业局，背了满满两大包“高级点心”回来，人人皆大欢喜。事后一想，这算哪档子玩命呀！红军飞渡铁索桥是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值得千秋万代歌颂。我们为了几个“高级点心”也同样冒险，万一失手，只能算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祭文也不好写，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啰，真正的野外工作常常能够吃到许多大城市里绝对吃不到的东西。我们曾经不止一次钻进野生果林，饱餐一顿后，还可以带一包回去，没有任何人阻拦。有一次，我搭乘一只小渔船，在渤海湾里考察。划船的渔民大伯边打鱼、边熬汤，放一把小鱼进汤锅熬一会儿，捞起来丢下海，再加一些小鱼。这样反复熬了几次，鱼汤熬得只剩下一丁点儿，分一小碗给我喝，真是妙极了。要吃什么地方土产，山野里的条件最好，无论什么北京、上海的大餐厅都比不上，绝对不是虚言。
　　有时候，野外还有意外之食。有一年，在陇东黄土高原偏僻处，傍晚下山回来，炊事员高兴得要命。原来一个老乡背了半只鹿送来，硬要感谢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神医”。我们这才陡然回想起，几天前也是太阳落坡收队，瞧见几个老乡正和炊事员争论不休。他们抬了一个病人来，手指着我们的带红十字的小药箱，非要请北京来的“医疗队”治疗不可。炊事员向他们解释不清，我们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大胆给他“会诊”。见他周身烧得滚烫，就给一些消炎片。必定由于他很少吃药，没有任何抗药性，吃了这几片灵丹妙药居然痊愈了，于是就送礼前来感谢。由此可见，世间没有不好的药，只有不好的吃药习惯。我就常常尽量不吃药，相信自己的抵抗力，也有许多奇效。
　　说起“住”，也有许多不可磨灭的回忆。
　　我最难忘的是，在棺材里酣睡的一夜。那一次，我们开进黄土高原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里。说它是村子，实在过高抬举了它。只不过在黄土崖壁上有几眼窑洞，就算是村子了。村里的老乡看见我们大队人马过来，连忙点起油灯欢迎。可是要安排这样多的人住下来，却是一个难题。虽然让出来一些大炕，不分男女大家挤着睡，也还是有些紧张。我一看，墙边一口空棺材，正好可以躺下一个人。这位老乡也很开通，一点也不反对，只问我们是不是忌讳这个玩意儿，就爽快点头答应了。有了这个高级卧榻，谁都争着要睡一下，体验一下棺材里睡觉的别样滋味。我十分宽宏大量让大家轮流都躺一下，然后就老实不客气自己占用了。唉，那个臭美滋味，别说有多带劲了。里面没有别人挤着，不管怎么翻身，用脚狠狠踢被子，也绝对不会“滚下”床。晚上做了一个美梦，居然和死亡没有半点关系。人生未死得有棺材一睡，何处能有此种乐事？倘若我是家具公司小老板，一定设计许多棺材床出售，准会被抢得打破脑袋。
　　还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四川西南部大山中进行1：20万地质填图。我和一个伙伴在一个叫尼美的小村里投宿。实在没有地方住，就在猪圈上面一层的草堆里凑合睡一宿。周围无墙，四面通风。寒风阵阵、雪花飘飘，吹散了身下孙悟空的胖师弟发出的股股秽气，倒也十分清新自然，符合生态环保意识。下面的草比五星级宾馆里的席梦思软垫还厚，又软和、又富有弹性。一天工作太累了，我们缩着脑袋，钻进被窝，伴着一阵阵哼哼不息的猪叫，仿佛柔和的催眠曲，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人生何处不睡觉？能在猪圈一宿，冬眠不觉晓，处处闻猪叫。风又萧萧、雪又飘飘，好似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倒也诗意无限葱浓，进入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所谓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真是难得的享受！

还有一次攀登一座雪山，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只好住进一个麻风病院，受到热烈欢迎。安排下面年轻人睡地铺，我和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特别优待睡到床上。我们走进去一看，床单上面赫然印着红十字，心想这必定是病房无疑。连忙摇手推辞，自称要和大家同甘共苦，老老实实滚地铺。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受到许多麻风病的科普教育，就渐渐不再害怕了。慢慢和狮子脸、老虎鼻一样的麻风病人混熟了，互相招呼聊天，和平常人完全一样。至今早已过了20年的“潜伏期”，不“麻”也不“疯”，还是好好的呢。
　　再说“行”吧。野外工作哪有不走路的道理？人们常常把地质队员称为“爬山匠”。有一次，我就干脆在名片上印着“教书匠、爬山匠、爬格匠”，作为自己的“职称”，倒也十分实在，符合自我身份。
　　说起走路，几十年磨练下来，许多年轻人都不是对手。山野工作中，常常把一些小伙子、小姑娘远远拖在后面，跟着一溜小跑，叫苦连天。我才不管他们的，谁跟我出野外，必须要过这一道海埂足球基地体质测验似的“YOYO”关。自己练出了这番铁脚杆功夫，日常生活也有许多好处。进城后基本不再坐汽车，省了车费，锻炼了身体，还可慢慢观看两边高楼大厦花花世界，一举三得，何其快哉！话说回来，现在年届79，岁月不饶人。平地尚有“神行太保”余风，公共汽车要进站，二三十米内放开脚步追上还不成问题。爬山就不行了，直拉“风箱”喘不过气。要年轻人两边扶着，像拉死猪一样拉上去，狼狈模样可想而知。
　　野外行军走路，又和城内不同，很少轻装前进。有一次从山中归来，背着被盖卷和地质包，外加大家轮流背的一口锅。越走越走不动，恨不得把背上的东西统统扔掉。可是被盖是晚上睡觉的，锅是煮饭的，什么也不能扔。好不容易上了公路，拦住一辆卡车，司机大爷只把两个年轻姑娘带走，我们连声呼唤也不搭理一下，真正气破了肚皮。
　　野外走累了，千万不可问路。抬头问老乡，告诉你还有20里。咬牙拼命走了老半天再一问，告诉有25里，心脏衰弱者可能立刻晕倒。老乡的话可听，有时也不可听。一座山，上山30里，下山20里。猛一听，似乎没有道理。仔细一想，他们把上山的体力消耗，换算为量化概念加了上去，当然就多10里啰！生理卫生加上物理学原理，如此巧妙运用，实在叹为观止。
　　有一次在巴丹吉林沙漠，夜间收队归来。我走得快，独自走在前面。心里想，如果我走错了，后面一定会叫住。这样昏头昏脑走了好久，按照路程计算，早就该到了。可是眼前还是沙丘接沙丘，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我不禁回头问他们：“到底还有好远哟？”
　　后面的人一听，气得跳了起来，对我大声吼道：“你在前面走，我们还以为你认识路呢！”
　　这下坏了，困在荒沙滩上，四顾夜漠茫茫。那个沙漠迷路的夜晚，令人终身难忘。不过，最后终于摸回了队部，总比一些倒霉蛋好些。他们在沙漠里乱钻乱闯走了一夜，实在找不到队部，只好自认霉气踡在沙丘背后当了一夜的“团长”。第二天早上忽然听见敲打代替钟声的钢条，发出“开饭了”的信号，一下子惊醒，还以为是梦中。谁知已经走到厨房门口，只隔一个沙丘没有摸回去。灰头灰脸走回来，看见别人正在吃稀饭馒头，笑破了大家的肚皮。
　　地质工作如此辛苦，真的如元曲所唱：“行不得也哥哥”吗？不，也还有十分惬意的时候。1975年，我们在三峡进行1：5万地质填图。包了一艘平头浅底的小轮船，像海军陆战队似的，甲板上打地铺吃住在船上。船头横着一冲，就可以在任何险恶地点登陆。每天一早把一组组队员送上岸工作，攀上每座山顶考察，晚上一一接回。真是坐地日行若干里，一点也不费力。唯一的遗憾只是一不小心，饭盒、牙膏、漱口杯时不时扑通一声掉进滚滚大江。当事者连叫苦也，旁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
　　野外考察，衣食住行大体如此，就不用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