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原创｜生命｜基调

　　每个人都有自己降临到世界上的时间。
　　我出生在1931年，农历3月21日的早晨。折合为公历，应该是5月8日。感谢我的妈妈卢雪芹，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一个出生地。
　　我出生在今天的汉口江汉区黎黄陂路黄陂里5号。一幢两层小洋楼，至今保存得还很好。从我出生后，这座房子历经几个主人，最后成为父亲一个好友，武汉著名周氏昆仲中，周苍柏的故居，现在挂牌是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说起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故事。它并不是我真正的“家”，我却出生在这里，必须要谈一下我的父亲才能说清楚。
　　我的父亲刘静，原名述思，字慎九，和武汉有不解之缘。那时候，叔公刘庆恩担任汉阳兵工厂第一任总办（厂长）。他是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和“庆恩炮”的制造者。可惜他在1929年就过早长辞人间，我的父亲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为中国最早的兵工专家之一。
　　北洋军阀统治武汉的时代，父亲经过《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北伐时期，孙中山先生曾经专门委派他为广州临时大总统府和桂林北伐大本营的少将军事委员，负责军火工作。不久北洋政府曾经想拉他做国会议员，黎元洪“大总统”也无缘无故颁发给他勋章，他都没有接受。后来转到四川地方部队22军被调往江西剿共前线，从四川出发到了华中地区。赖心辉不愿继续前进，执行这个任务，就约请父亲担任代表，借助父亲各方面熟悉的社会关系，住在武汉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料22军的行动激怒了南京政府，部队就在洞庭湖北岸华容县被中央军包围缴械。父亲和赖心辉，以及另外两个四川军人熊克武、但懋辛只好躲在武汉日租界里避难。
　　有一天，父亲在武汉警备司令叶鑫家里玩。叶鑫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对他说：“慎九兄，老蒋要我逮捕你们，最好还是躲一下为好。”当场的鄂军旅长阎崇阶一拍桌子就说：“住到我家去，看谁敢动你一根毛！”
　　就这样，我们一家搬到他的家里，住在二楼上。他带着卫兵住在楼下保护。我就在这里生下来，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我的“干爹”。后来在妈妈的探路下，熊克武、但懋辛化装成日本人逃出去，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我的出生地是武汉，籍贯呢？
　　每逢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他：“什么朝代的？”因为户口本上的籍贯是四川德阳市孝泉镇。那是父亲的出生地，抗日战争时期躲避日本鬼子轰炸，我也曾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也有一些感情。六代前却是广东兴宁县龙田镇的客家人，老家寄来照片是方形封闭式的碉屋，至今时时联系。南宋末年以前，是福建宁化县石壁洞的人。后来一位祖先刘开七是都统制，带兵到潮州平叛，就留在广东了。唐朝以前又是河南洛阳人。三国、西晋以前又是河北。叫我怎么说得清自己的“籍贯”呢？只好说：“籍贯在四川德阳，出生地是武汉，现在户口在成都。往上朝代说不清，反正都是中国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头的故事。
　　我的第一个故事是妈妈讲给我听的，这个故事决定了我的一生的走向和追求。后来我接受了许多记者采访，中国的、外国的，大陆的、港台的。我对他们谈起自己的生平，总是要联系这个故事说：“我出生在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的岁月。”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出生在1931年。那一年的“九一八”，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这不是“烽火连天”麽？那一年，洪水淹没了武汉，岂不是“哀鸿遍地”麽？
　　说到这里，人们会问：“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小毛孩子，这些大时代里的大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
　　有的！请听我讲下去吧。
　　那一年，我们住在武汉，洪水淹到二楼窗口。妈妈抱着我，跨上父亲带来的一只小船，登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到上海去。我被洪水一泡，江风一吹，一下子患了小儿抽风症，昏迷不醒，完全失去了知觉。
　　想不到这时候英国船长来了，竟不许我死在他的甲板上，指使水手强要把我从妈妈的怀抱里夺走，扔进滔滔扬子江。当时我的父亲也算是一位将军，可是此刻手下无兵无将，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船长，一点办法也没有。多亏许多中国旅客站起来据理力争，对那个横不讲理的英国船长说：“这个孩子还没有咽气，不能这样对待他。” 妈妈告诉我，一位北京的老爷爷说我的年纪小，把一颗同仁堂的万应锭切碎，给我吃了一丁点儿，我才哇的一声哭着醒转过来。塞住英国船长的臭嘴，有了我后来的生命和一切。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它表明国家衰弱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欺侮中国人，竟连一个婴儿也不放过！
　　它还说明了，在危难的时刻，只有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保护人。
　　妈妈叫我别忘记这个故事。我牢牢记住了，每逢遇见可以交流的英国人，就要讲给他们听。有一次，一个英国研究生来向我请教历史问题，我讲了这个故事。她听了大吃一惊，连忙道歉说“SORRY!”我说：“丫头，别SORRY了吧。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是你的爷爷辈干的。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当年你们一些英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这就是帝国主义！我讲给你听这个故事，是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要再发生。”
　　请听我的另一个故事吧。当我在南京刚开始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驱车带我到下关码头去。下了车，手指着一艘军舰叫我看。小孩看见军舰总是很高兴的。父亲却指着桅杆上随风飘扬的太阳旗告诉我：“你看，这是一只日本军舰，把大炮对着我们的首都，你永远也不要忘记。”
　　听了父亲的话，我立刻从高兴变成憎恨，一下子恨起这艘军舰了。拾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打沉在水里。
　　请再听我的一个故事。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里，小男孩都喜欢分成两边，拿着木头枪玩打仗的游戏。两边打仗，要有一面旗子才好。三伯母徐宝瑛带我到大新公司（今天的南京东路、西藏路口，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去买。我瞧见一面花花绿绿的美国国旗非常喜欢，三伯母教训我说：“中国娃娃要爱中国国旗，一辈子也不能要外国旗子。”我就高高兴兴买了当时的中国国旗，觉得自己的国旗非常可爱。后来带着它逃难，直到重庆大轰炸期间几次搬家才失落了。
　　紧接着，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真的发动侵华战争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南京大撤退的时刻，数不清的人争先恐后爬上难民船。沉重超载的难民船摇摇晃晃沿着长江缓慢驶行，载运着我们逃难到重庆。我手里拿着那面小国旗，迎着江风飘扬，受到难民叔叔、阿姨们的赞许，自己的小小心灵里却像压着一个石块一样难受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在重庆天天挨日本飞机轰炸。可恨的敌机欺侮我们，有时候飞得低低的，连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鬼子飞行员的帽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真恨不得捡一块石头把它打下来。
　　重庆被炸得没法住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又逃到乐山，住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个短短的夏天，恰巧住在海军元老萨镇冰爷爷的隔壁。我天天坐在公用阳台上画图画，画的全是中国兵和中国飞机打敌人。萨爷爷问我：“长大了当海军好不好？”我说：“我要开战斗机，打日本飞机。” 萨爷爷微微笑了。时时刻刻站在他的身后，用警惕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从来不说话，每天总是和他形影不离的高个子叔叔也笑了。萨爷爷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当空军也好，只要打日本鬼子就好。”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真的就是梦想飞上天打日本。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心里不解这口恶气。不消说，这是小孩子的梦想。小孩子的志愿总是这样直截了当的，也非常幼稚简单。
　　后来一天天长大了，非常喜欢读书。我不要父亲派汽车和副官送我上学。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和车费，用来自己安排。公共汽车就不坐了，每周走几公里到学校，省了车费，也可以观察社会、锻炼自己。省下的钱除了送给路边可怜的叫化子，就是买书，不知道买了、看了多少书，不由又产生了另一个梦想。希望自己也能写书，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书给别人看。
　　话虽是这样说，那时候的孩子成长在民族苦难的岁月里，和今天幸福的少年儿童有些不一样。环境逼迫着自己和同龄的孩子们，不得不常常想一些和年龄极不相称的严肃问题，不能太多考虑自身的瑰丽梦想。
　　我深深相信，当时每个动脑筋的孩子必定都怀着同一个梦想，盼望祖国“独立、富强、民主”。当然啰，首先是打败日本鬼子，收复大好河山。岳飞和文天祥是我们心目中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一本《说岳全传》早在手里翻破了，瞧见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唱起《满江红》慷慨激昂的歌曲就热血沸腾。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的诗和《正气歌》，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恨死了秦桧、张洪范和汪精卫，还有吴三桂、殷汝耕、王揖唐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在那国破家亡，举国同仇的岁月里，谁敢说岳飞、文天祥半个不字，非把他揍扁不可！决不会有现在的什么“学者”胆敢跳出来，开展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学术讨论”。还有什么“名流”胆敢提出，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篡改为什么“和平纪念馆”的无耻建议。也绝对不会把日本鬼子“奸杀中国妇女”，作为南京大屠杀电影海报的票房卖点。更加不会有自命不凡的女“影星”披着日本军旗，得意洋洋走上舞台卖弄风情。也许这就是那一代在抗战烽火中觉醒的孩子的共同心声，是我们毕生追求的同一个奋斗目标吧。
　　那时候的重庆，是旧中国的缩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无能。报纸上的国军天天“转进”，战线一天天西移，看着真叫人揪心。尤其是好不容易刚刚盼到抗战“惨胜”，内战又开始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许多穷人活不下去。妈妈舍不得花的新钞票，很快就给我们摺纸飞机玩了。一党专制独裁，没有人们向往的民主和自由。我眼里看、心里想，不由自主悄悄走进了一次又一次游行示威的队伍。我和谁都没有联系，只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悄悄做。不管解放前、解放后，我成了游行“专业户”，只要自己认为应该投身加入的，几乎没有一次游行没有参加。直到68岁生日那天，来不及吃生日蛋糕，就饿着肚皮跟随大队同学走了十几公里，到美国总领事馆门前，抗议北约飞机野蛮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有的游行很安全，有的当时却很危险，还干了一些后来想着也有些后怕的事情。其中许多事情，后来我从来也没有说起过。哪怕“文化大革命”和另一些场合，把我打成“反革命”、“准右派”，用铁棍打、匕首刺，逼得我四处逃亡，也没有说出来表白一下。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孩子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必要挂在嘴里炫耀自己。只是悄悄写过一两篇回忆录，在校友级刊上印出来，很小的范围内阅读。现在退休多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才说出来给少年朋友听一下，也没有半点自我宣传的意思。因为许多事情再不说，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说出来了，何况有的还涉及到别的一些值得一记的人和事件，需要保存下来。
　　1949年5月的一天，上完了国文课，下面的数学课韦延鸿老师还没有来。我和几个同学出去寻找他。走到教学楼下，一位工友悄悄告诉我们，他和另一位赵晶片老师已经被特务抓走了。
　　我们来不及回去通知大家，一口气追到校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小茶馆门前，瞧见两位老师被一副手铐扣住，里面有一大堆特务，没有一个茶客。我们牵着手堵住大门，向他们要老师。韦延鸿老师直在后面摇手，暗示我们走开。特务说了一阵不行，一变脸掏出手枪，硬梆梆顶在我们的胸口上，滋味很不好受。我们的手臂挽得更紧，用胸口顶住枪口，硬拖延了很久，给大队同学赶来支援争取了时间。特务们觉得再拖下去不行了，使出武力强行推开我们，把老师们带走了。后来大队同学赶来，围着痛打一个走得慢的特务。埋伏在旁边的特务朝天开枪，被打的特务就朝人群开枪射击，打伤一个同学，又抓捕了两个同学。最后两位老师在解放前夕，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大屠杀里。
　　另一次，沙坪坝夜间戒严逮捕学生后。第二天，一些同学打算把日记本和油印的材料转移出去，我觉得藏在我家最安全。因为父亲的态度明朗，又是准军事机关，答应带回家去隐藏。
　　从南开中学回家有三条路。一条经过沙坪坝正街，必须经过三青团团部。那些“二警察”可能乱来，经过那里非常危险。第二条沿着田坎小路到瓷器口，刚刚戒严结束，鬼鬼祟祟走小路太显眼。我选择了第三条最危险、也最安全的路。决定带着这批材料，经过中美合作所的大门口回家。几个同路回家的同学自告奋勇陪我一起走。谁知走到中美合作所的大门附近，他们却加快步伐走过去了，撇下我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口袋落在后面。此时此刻我不能后退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穿过一大堆背着卡宾枪，带着“志农”（就是继承特务头子戴雨农，也就是戴笠的遗志的意思）臂章，刚刚结束了戒严任务回来的“交警大队”特务武装队伍。在挤满了军车和士兵的狭窄公路上，和他们肢体相接，硬挤了过去，侥幸过了这一关。回到家里，连忙吩咐门外的卫兵看好，谁也不准进来，把带回来的东西藏进阁楼上的一个秘密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