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赵郁秀文集｜儿童文学｜原创｜

　　邻国日本，1995年创办了一本以介绍中国儿童文学为主的杂志《虹的图书室》（虹の图书室），按期赠寄给我。我收到后都略略翻阅，其译介作品多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大家大作，有任大霖、曹文轩、金波、樊发稼、秦文君、张之路、常新港等，也有我们辽宁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还为东北辽宁出过专号。对我国30年代儿童文学作品几乎没有译介。但是，今年我收到的“9号”一期，醒目头题译介了在我国儿童文学名家行列中没有正式入列的著名老作家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译题为“朝鲜の子�ゴ—リ”）。此作之后，接连刊发的是李有乾的《遍地猪毛》、张之路的《弯弯》。对后两位作家，此杂志不止一次译介过，而以头题刊发我国30年代老作家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我欣喜翻阅，不由想到《舒群文集》序言中最后一段话“真为贵……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
　　此短序，曾于《人民日报》（1982年2月4日）刊发，是舒群“飙口浪头，随波流逝五十个写作年头”的切肤体验、精辟箴言。每当我见有人引用时，便会想到舒群那一生“真为贵”的黑铁塔似的威严的东北长者形象。今天，我面对着满篇日文平假名“ゴ—リ”的篇章，又想到这位已近百岁（1913年出生）的老人。真个是“后人铁面”，（包括外国人）使他在无私的历史上留下的铁骨铮铮、凛然正气的足印，清晰再现。
　　我第一次知道舒群这名字，就是读到《没有祖国的孩子》。那是辽沈战役后东北全部解放的日子，偶然看到有人捧读一本书，其中首篇《没有祖国的孩子》题目吸引了我。因为我出生在“九一八”后，是个彻头彻尾没有祖国的孩子。翻读第一页更被吸引，这里写的主人公是个朝鲜男孩，我生长在同朝鲜隔江相望的安东（现丹东市），我父亲又曾在朝鲜的新义州做工，我们对朝鲜族人的了解和熟悉如同常来常往的街坊邻居一样。我一口气读了下去。
　　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是以一个父亲被日寇杀害，逃到中国的朝鲜孩子果里为主人公，通过同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子弟学校读书的朝、中、苏三个国家孩子的友谊交往，生动、形象地阐明“祖国”的深刻内涵和意义。苏联孩子果里沙，因为身后有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强大祖国，无忧虑，极活泼，开始他瞧不起沉闷寡言的朝鲜孩子。而果里由朝鲜逃到中国为的是不再过妈妈所说的“猪的生活”，孰料九一八事变，日寇铁蹄蹂躏东北人民，朝鲜男孩果里，不甘心，不屈服，在他被迫去为日寇当劳工、受尽折磨时，他竟用一把切面包的尖刀刺进一个魔鬼的胸腔。这不仅是反映了朝鲜族人的硬骨头性格，也展现出东北人民、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不屈奴役的反抗精神。通过果里的经历，使作者“我”这个中国孩子也深切认识到了“祖国”的力量。深记苏联女教师的话——“将来要在你们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这是你们的责任。”
　　当年，“左联”作家周立波在《1936年小说创作回顾》一文中曾评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艺术的成就上，反映时代的深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水准”。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中也提到“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
　　当年，我读过《没有祖国的孩子》及其评价后，便想象这位曾是没有祖国的孩子，又为要在祖国的土地上“插上祖国的旗”的神圣事业而奉献过青春和力量的作家是什么样的人物？不久，东北文联于沈阳成立，方知，舒群被选为东北文联副主席。也了解到，在日寇投降后，党中央组织了一个以延安“鲁艺”为主的几十人的挺进东北文艺工作团，其中有田方、于兰、陈强以及刘职、华君武、颜一烟、严文井、雷加、公木等诸多文化名人，舒群为团长。他们徒步跋涉，历时月余，过黄河，越长城，从南满到北满，在接收日伪文化机构，开辟东北革命文艺工作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而舒群大领导，还有何不凡之举、闻名之作，我尚不详。那时没有“追星”、“粉丝”之词，只知崇拜。
　　有幸，1950年我到雷加任厂长的安东造纸厂去帮助搞工人文化夜校。一天，雷加厂长喊我这个“小老乡”到他家去吃炒 子（丹东的“土”饭）。我进屋见桌前坐着一位同雷加年龄相仿、身材相似的、高大魁梧的男人，男人两眼也黑亮有神，只是国字方脸有些黝黑。雷加介绍说，这是你崇拜的作家舒群。噢！我想象的作家舒群，在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长大，懂俄语，一定有点儿洋气。雷加常戴哥萨克帽，穿夹克衫，而他却穿着工人一样的蓝布服，好像挂马掌的打铁匠。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晓得了他出生在阿城小镇，家住的是小土平房。他说那时他在小土炕上能打滚翻跟头，去年回阿城老家，躺在炕上都伸不开腿了。他家是汉随满镶黄旗、吃不到朝廷“俸禄”，父亲是穷瓦工，他读中学时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当了学徒。此时，有幸结识了在中东铁路子弟学校就读的朝鲜少年果里（《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原型），从而随他入该校读书。热情的苏联女教师使他们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知道了列宁、高尔基、托尔斯泰……以后他又考进免费的商船学校，又有幸，这里的数学老师冯仲云是地下党的头头（后为抗联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为省长、部长），同学中也有地下党员。从而，1931年，舒群便被介绍给第三国际作情报工作，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位作家边吃边谈，我侧耳细听。他们从东北家乡谈到流亡关内，南征北战，抗战胜利回东北，沐风栉雨，砺砺前行。我听得入迷，感到很传奇。舒群曾拍着雷加的肩头说：“我家穷，不幸，没能像你留学日本，也有幸，早早结识了布尔什维克。”当时我觉得这两位前辈都很有幸，到过延安，见过毛主席，打败了日本鬼子，凯旋回家乡。他们在我眼里的形象比他们的高大身材还高大，多值得崇敬啊！半月后，我在《东北日报》上看到舒群写造纸厂的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当时流行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一样，感情激越豪放、语言铿锵有力，如诗如歌，我读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笔下所描述的事件、场景，我都熟悉，但是，我怎么冥思苦想也想不到能这样大气磅礴地描述、展现。这位作家舒群不仅是能妙笔生花塑造朝鲜孩子果里、苏联女教师等典型形象的写小说能手，也是报告文学大家。雷加厂长告诉我，舒群到延安前，曾在山西前线任过随军记者，还为朱总司令当过几个月的秘书，历经战火的洗练，写过无数篇战地随笔。还任过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副主编，兼任过“鲁艺”文学系的教师呢。我很庆幸，能同我崇拜的铁匠似的文学大师相见。遗憾的是，只是旁听和动筷，没敢直接交谈。
　　不久，抗美援朝炮声打响，舒群将奔赴朝鲜前线。他路过安东时，我们辽东省文联还邀请他开座谈会。这时他身着崭新黄军装，英姿勃勃，似威武的军事指挥官，也似颇具学养和风度的战地记者。那天，他同我们侃侃而谈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过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听过毛主席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的人。我觉得他不仅是高大，而是太伟大、太幸运了！我热切期望读到他到朝鲜后发来的战地新闻和文学作品。转年以后，听说他回国治病，随后被调到中国作协任了秘书长。
　　1953年，我考入北京文学研究所学习，曾和一东北同学去舒群家拜访。得知他在朝鲜一直跟随39军116王牌师转战，师长名叫汪洋，是具有大学文化、能文能武的名将，在第一、第三战役中都打得叫响。舒群要以此人为模特，准备写一长篇，暂定名为《第三战役》。我在丹东时就听说过39军及汪洋师长的战绩（以后我还结识了已任军长的汪的夫人），对舒群拟写的长篇，抱有很大兴趣和期望，愿先睹为快。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1955年开始了“反胡风”运动，之后，又大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还联系到东北作家舒群和罗烽、白朗夫妇，称他们“同丁、陈集团有结合”。30年代，他们在上海同丁玲、冯雪峰有密切联系。在延安，他们还和萧军、艾青联名写过一篇质疑周扬在《解放日报》连载的文章。那时有人称舒群、罗烽（1929年在哈尔滨入党）、萧军为“东北三剑客”（文学史家称他们及萧红为“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主力军”），以后又听说舒群没啥问题，被下放到鞍钢深入生活去了。
　　1958年1月，见《收获》杂志刊发了舒群写鞍钢的长篇《这一代人》。我们读后，都觉得可以同当年轰动全国的《青春之歌》媲美。因为《这一代人》的主人公，是一位同工人很好结合的女知识分子，同林道静是不同时期的女知识分子典型，形象鲜明，艺术完美，力透纸背。舒群到鞍山后，曾任过鞍钢大型轧钢厂的党委副书记，同工人、技术人员都相处得很熟。1955年秋，我由文研所毕业分配到东北作协后，多次到过鞍山，同长往鞍山的女作家草明及她组建的工人业余写作小组常有联系。知道鞍钢技术人员很多，有从南方招聘来的，有毕业分配来的，还有刚从苏联回国学有专长的革命后代，如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担任炼铁厂副厂长；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担任无缝钢管厂副厂长。他们又红又专，都干得很出色（1958年后“拔白旗”都将他们“拔”了）。舒群以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为典型，反映祖国钢铁工业开拓、发展的火红年代是很有现实意义、典型意义的。
　　在鞍山，我多次听草明介绍过：舒群看似很严肃，常板着面孔，瞪着亮亮眼睛，可他心里却似一团火样热情，讲义气、重友情，常舍己为人。当年在哈尔滨，洪水中营救萧红，也有他一份。以后，他将自己做情报工作的活动经费省下来，本来要给在洪灾后讨饭的母亲，可是，他慷慨解囊全部支助萧红、萧军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跋涉》。此间，舒群相识的一位地下党员从盘石抗日游击队来到哈尔滨，交给他一个记满了游击队活动素材的本子，建议他写小说。舒群却将此人介绍给“二萧”，陪同他们彻夜相谈。此举很得时任哈尔滨地下党市委书记杨靖宇的支持。以后，“二萧”以抗日游击队为素材，相继写出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舒群常说“仁者爱人”，“人有德于我，不可忘，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他不忘，在青岛狱中，是同狱的一位地下党青岛市委书记不断鼓励他写出《没有祖国的孩子》；他不忘，出狱后他住在亭子间的邻居白薇（左翼作家），将他的书稿推荐给“左联”出版，并为他取了笔名——舒群，从此，他加入了上海“左联”，并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他不忘，他同丁玲共同主编《战地》杂志时，丁玲是怎样热情地帮助他，以后，他以记者身份到丁玲领导的“西战团”采访，当夜无处住宿，丁玲便让他同躺了一大炕的女同志挤一屋，这位长他9岁开朗的老大姐挨着他和衣而眠，让他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抗战夜晚。
　　舒群更以火一样的热情拥抱生活，真情、真实地描绘了祖国工业建设的恢弘壮阔、风格特异的历史画卷。在我们等待《这一代人》出版后欲先购买时，得知出版社已付给舒群稿费，但不许出版了。
　　这时，我不知道舒群究竟是有幸还是不幸，将有什么灾难降临。后又得知他从北京来到了辽宁本溪市合金厂，任了副厂长，热心帮助该厂编写厂史。辽宁作协派我到本溪看望他，同时也商谈他们的厂史可否先在我们杂志上发表、连载。我到本溪先找到合金厂，见到了苏厂长。他告诉我，舒群在北京经过一场批判，没有定性。现在他们都在申诉，所以一切待遇不变。舒群来到合金厂后，为工厂研制新产品出谋划策，日夜兼程，多次带苏厂长到北京去找他熟悉的冶金部领导给予支持，为该厂打开了新产品的销路，很快使合金厂扭亏为盈，由一个地方小厂一跃成为全国先进企业。舒群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厂长带我到达一所日式洋房——舒群家。舒群还是那样热情又严肃，话语不多。他明确表示厂史未经厂党委最后审阅，不能先发表，一口拒绝。我有些尴尬。这时，他的夫人夏青满面欢笑带着孩子进屋，好似一股春风吹散了宁静的空气。我知道夏青原是东北有名的青年评剧演员，出身评剧世家，原名小葡萄红。到北京后她和小白玉霜、新凤霞名角一起挂头牌，还入了党。当年我看过她的演出，扮相、唱腔、表演都非常叫绝。这时，她完全没有了名演员的风度，齐耳短发，面孔黑红，一身劳动服。她进屋后，忙着烧水倒茶，又招呼踢着皮球、欢跳乱跑的儿子。还热情告诉我她在牛心台矿工会工作，整天和工人、家属打交道，很开心。我看她的泼辣派头，真比矿工家属还家属，活像农村老大嫂。夏青的到来及小儿子的顽皮、蹦跳，引得苏厂长和舒群不禁嘿嘿发笑，使我们的谈话也活跃起来。我们谈到了朝鲜，谈到了丹东、鞍山，以及他不忘怀的延安。
　　舒群从一个皮夹子里拿出在延安拟召开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给他写的信件，我轻轻接过细看，是一封用铅笔书写在泛黄宣纸上的信函，字迹龙飞凤舞，超出信纸的红格。大意是：舒群同志：前日我们所谈的关于文艺诸多方针问题，请代我收集反面意见……落款为：毛泽东，四月十三日。另一封是用粉连纸蜡版刻印的“请帖”，大意是：舒群同志，兹定于某月某日在延安杨家岭礼堂举行文艺座谈会。敬请光临！落款是毛泽东、凯丰。信封写的是“送解放日报舒群同志启。”我看后，觉得极为珍贵，当即提出可否在我们《文艺红旗》杂志（《鸭绿江》前身）明年的五月号上给予发表，舒群表示同意。转年初，舒群亲自来到我们杂志社，告知我们他坚决不同意发表了。我们大失所望。以后，我看到《人民文学》（1962年9月）刊发了舒群的小说《厂史以外》，很新颖。我准备再去本溪向舒群约稿并再议刊发毛主席信件事宜。尚未前行，便听本溪市一位青年作者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事情：
　　一天，厂党委书记（青年作者的叔叔）请舒群来家吃饭。舒群按时到达，看到满桌饭菜后，直问：“张书记，今天你怎么准备得这么丰盛？请我来不单是为喝酒吧？有话直说。”
　　张书记笑说：“你喝酒是海量，多备点菜，咱好边喝边唠么！”书记很了解舒群，正义、耿直、豪爽又机敏。沉思一下又说明：我们厂早就接到了市里转来的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的文件，不忍心拿出来，考虑再三，你是老党员、老布尔什维克，想你能沉住气……
　　舒群忙打断他的话：“快说，快说，我经历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反胡风’、‘反丁、陈’……”
　　张书记接着他的话语慢慢说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联系批了“舒、罗、白小集团”，以后，你们相继申诉，上级还发了“通知”否定了“小集团”。可是“反右派”后期，有人又提出：“申诉”就是“翻案”。丁玲、艾青、冯雪峰、陈企霞、罗烽、白朗等，都被划为右派。对舒群同志，查不出一句右派言行，被定为……
　　“定什么？”舒群大声追问。
　　张书记沉思一下郑重回答：“我现在代表厂党委正式向您传达吧，文件上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
　　舒群瞪圆火辣辣两眼，抓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一杯又一杯自斟自饮，额头的汗珠汇同眼泪刷刷而下。
　　张书记两手拦挡，并说：“舒群同志，你可以按月把党费留起来，将来一定会有人收的。”
　　“党费我一定要交、要交！”舒群说着又连连喝下八九杯，扑通趴到桌上，如雷鸣般号啕大哭起来……
　　我听到这里，两眼止不住泪水。这是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啊！如此命运，有幸，还是不幸？
　　据说，他真的按时缴纳着党费，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同时按时上班，和青年作者们仍默默编写着厂史。这位曾失去祖国的孩子，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迎风斩浪、忘我奋斗，如今已失去党籍，但仍按党性要求认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一丝不苟默默奉献。不久，我看到《文艺报》刊发《资产阶级阴暗心理的自我暴露》一文，对舒群的《厂史以外》开展批判，当年的佳作成为“反党”作品。
　　“文革”风暴起，舒群全家被撵出我曾去过的日式洋房，挨斗挨打。以后，全家被下放到偏远山区劳动改造。
　　斗转星移，改天换日，“四人帮”被粉碎。1979年，我到北京全国妇联去送我写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一稿。抽暇，我带领已考取北京大学的我的小女儿去看望刚调进北京、住在距全国妇联较近的和平宾馆的戈扬同志。我们刚刚落座，门开，迎门进来的竟是多年未见的舒群同志（1978年12月得彻底平反）。我忙向前握手问候，见他那挺直的高大身躯有点弯曲了，两眼的鱼尾纹加深了，但目光还那样炯炯有神。戈扬看他眼中带有血丝便问：“是不是夜里又爬格子了？还写毛泽东的故事？”
　　“心中有话，说不尽吧！”舒群慢声回答。
　　我想到前不久《鸭绿江》杂志刊发了他的《延安童话——毛泽东故事之十》，是他述不尽的话语吧。我有点不理解，这些年因为毛主席路线的失误，使一些人家妻离子散，犹如我写的张志新的悲惨下场，他怎么还那样热心写毛泽东的故事？我没有直问，只说了句：“舒群同志，你写写回忆录多好啊！”
　　“回忆录等以后再写吧。”他说，“我觉得回忆录不是文学创作，趁现在精力还行，我还是要搞文学。耽搁了多少年哪！不过痛苦使人思索，思索使人明智。”他长叹一声又向我们表述：写领袖，不是好下笔的，但，这么多年我就是放不下。自打到延安，在凤凰山下见到毛主席，以后不断有密切交往，切实感受到毛主席的人格魅力，他确确实实是一位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伟人！我们得从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局着想，毛主席功不可没。我，一直想要用文学形式把我亲眼所见、所闻的领袖普通人的本色、风采真实地展现出来，这是历史给我的幸运，给我的使命。我不幸也有幸啊！
　　我心中一阵激荡，这位老党员经历了甜酸苦辣、漫长的不幸，他现在还深深记得这是有幸。以后，我读到《毛泽东的故事》甚为感动，再读序言“从阅历访查，创作重写，发表出版迄今，近半个世纪，以我半生部分年华，可谓久也”。这就是一个曾失去党籍的老共产党员的“真为贵”的真情实感，一位坦坦荡荡的满族作家，一位光明磊落的老布尔什维克！
　　那天，当我同戈扬同志谈过辽宁作协的一些情况后，要想告别时，回头发现坐在另一角落的我的小女儿不见了。戈扬说，可能让舒群领走了。舒群不同戈扬，他和我的小女儿李奇素不相识，领走她为哪般？等了一会儿，舒群同志如慈父般牵着我女儿的手走进屋。原来他得知我的小女儿14周岁就考取北大物理系，他领她到自己房间去见见他的小女儿李莉，说她们是同龄人，都下过乡插过队，都姓李，让她们好好交谈交谈。哦！这位历经苦难的老作家、老党员的血管里一直流着滚烫的热血，仍以火一样炽热的真情在观察生活，投入生活，如同当年关爱果里一样，真诚地关爱着今天的下一代。以后，我读到他的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少年chen女》及《美女陈情》等，想到他锐利的作家眼光，灼人的赤子心田，从写《没有祖国的孩子》到今天以浪漫的文笔和痴情刻画当代美女少年的心灵，半个多世纪、雨雪风霜、披荆斩棘，仍一往情深、孜孜以求，以一颗纯洁的童心、火辣辣的情感，追求着生活的美好，敲打出时代的强音。
　　《少年chen女》，真是凝结了作家的苦难经历和现实的感受，饱含着对民族未来、祖国下一代的真诚关爱。正如老作家孙犁评说：“《少年chen女》所写的简直可以说是到处见得到的生活……但以他对这一生活的细密观察、充分认识、深刻感受孕育出了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困苦和挣扎，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斗争和希望。表现了新时代的人性美。”舒群同志自己说：“可能这是我一向反对文学艺术风格单一化、僵化而有所创新的、终生最后的聊以自慰之作，付出劳动是巨大的，难以言喻的。”
　　舒群，自“没有祖国的孩子”时代起，饱经忧患，却无哀叹。失去党籍，党性不泯，抱病笔耕，精雕细刻，难以言喻。遗憾的是，他的《第三次战役》书稿以及他同名家丰子恺等人的众多封可为珍贵历史文物的来往书信以及萧红请他代为保存的有鲁迅先生亲笔批改的《生死场》的底稿，均在“文革”及多次运动中遗失了。他的传奇一生的回忆录尚未动笔，便于77岁之年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他视为剑和枪的巨笔（1989年8月27日逝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留下了被称经典的《少年chen女》及至今还展现于国外文坛的少年果里的文学形象，舒群大名永存于中国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史册。而且在他生命最后10年同病魔斗争中还分秒必争、呕心沥血，奉献出了近30万字的文学作品和50多万字的极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中国话本书目》等），并出版了250万字的（四卷）文集。后人铁面，历史无私，作家舒群，对文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兹因他耿耿不忘自己有幸，早早结识了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