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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水永远萦回在我的梦中，永不消失的绿波流过我的一生。”老作家雷加的女儿刘甘栗在手捧爸爸骨灰返回故里的追思会上向众人含泪吟诵着爸爸铭刻于心的这一段话。
95岁高龄的雷加在年初中国作协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坐着轮椅同新朋老友欢快握手，《文艺报》还刊发了他同老友袁鹰的合影。他愿待春暖花开“五二三”时与老友再相会。未料3月10日下午，他一睡不起，静静地“大江东流去”了。遵照他早留下的遗嘱：丧事从简，骨灰撒入鸭绿江。
在迎接端午节为纪念屈原举办龙舟赛的日子，雷加的儿女、孙辈十余人及北京市文联领导和作家代表，护送雷加夫妇骨灰飞抵故里边城。丹东市市委、文艺界有关领导以及当年雷加担任安东造纸厂厂长时培养、结交的新老领导及工人代表，以最隆重的仪式接待了这位为家乡的工业发展、市政建设作出鼎力奉献的鸭绿江忠诚的儿子。
我作为辽宁省作协的代表，同时也是雷加的崇拜者、“小老乡”，随家属们同机到达后便马不停蹄前去拜访了当年雷加的父亲“闯关东”后，在安东（丹东原名）落脚谋生，现已被商务部命名为“百年老店”的“老天祥大药房”。那里一直悬挂着刘老先生的大幅遗像，他曾是这里的坐堂名医，济人行善，给该店和刘家树下大爱家风。随后我们又去拜谒了解放战争时刘天达（雷加原名）厂长率领工人们护厂、迁厂时，同国民党战斗牺牲的七名烈士墓地。当年雷加含泪亲手将他们埋葬，此后，他每回故里必来墓前献花默哀，并不断告诫儿孙：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雷加曾称他父亲“不曾违背过我的心愿”。雷加15岁离家去沈阳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又随义勇军流亡关内，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雷加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由杜宣、吴天、颜一烟等众多中国进步学生组织的“剧人协会”，“一场场演出，就是一颗颗火种”，他们为维护郭沫若的讲演同反动分子搏斗，为给溺水的聂耳筹办一个庄严的灵堂，四处奔波。抗战爆发，他们又相继回国。在延安，雷加曾在丁玲领导的文协任秘书长，他坚持上前线，下基层，他第一个在《军政杂志》上报道了白求恩的事迹，被毛主席批上五个大字——“学习白求恩”。抗战胜利，他实现了“打到鸭绿江边”的理想，最早回到家乡安东，他立即被组织分配去接管造纸厂。因为自卫战争急需印报、印币、印文件，建军事后勤基地，而且那里还有尚未回国的日本技术人员。雷加以刘天达的名字单枪匹马走进了满目疮痍、一片荒凉的被日本称为“王子造纸”的东北最大的造纸厂，他担任了厂长，随之又被选为安东市首届参议会副议长，时年30周岁。
1946年春，我在安东联合中学见到刚创办的《白山》杂志上刊有雷加的抗战小说《一只三八式》、《五月的鲜花》，特别是他的散文《鸭绿江》，使我感到是那么的亲切，因为我就是喝鸭绿江水长大的，我看不够江上如长龙一样漂游的木排，听不够高亢的卸船的号子，永不忘绿水上那美妙的点点白帆和飞翔的海燕。真如他所写“凡是到过鸭绿江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由青山雪顶上淌下来的这股碧流，它是无比的清澈和深邃，它是静谧的，又是那么动人，那么使人心胸荡漾”。这怎么能不使我这个不满13岁无知的孩子对这位家乡的作家五体投地地崇拜呢！但是那时我不知道雷加就是我同班同学刘华荣的哥哥，也不知道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刘天达。
暑假，同学刘华荣被送进军政干校，我进了白山艺术学校。真巧，这个学校的领导之一田风就是《白山》杂志的主编，还是雷加留日时的同乡好友。我从田风首长那里知道了留日剧人协会里不少新奇、动人的故事。
东北全部解放，我于“白山”毕业，任辽东省文联一小编辑。这时雷加出席东北地区文代会回来又到省文联参加省文代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位我崇拜的大作家。他高高大大，头戴一顶哥萨克式羊皮帽，浓密黑发有弯曲波浪，两眼黑亮，炯炯有神，很像我在大连看到的小亚细亚裔苏联专家，我不敢仰脸直视，心里有些惧怕。当我给他送会议材料时，他张开大嘴问我叫什么名字，得知此名刚在《东北文艺》上发表了作品，他便哈哈笑着说：“啊，小老乡。”（半个多世纪来他一直这样称呼我）随之他将在东北文代会上得到的礼品——花格子围巾送给了我。那时我们还穿着供给制发的粗布列宁装，他说：围上这花围巾就不是“土八路”了，顿时我的惧怕全部烟消云散了。转年我便系着这花格子围巾去他的造纸厂，协助办工人文化夜校，吃住在厂里。我常常看到作家厂长那魁梧的身影在有七八层高的叫“木釜”的车间爬上爬下；也常看到他告诫工人要戴口罩，女工的长发要绾在帽子里；还常看到他和工人一起端着大碗吃丹东的特产土饭“炒 子”，边吃边唠如一家人。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雷加的一个家庭生活小场景：一天，雷加夫人、时任纸厂人事处处长的伊苇一手提溜着七岁左右儿子的衣领往家走，一手用纸不断擦着儿子衣裤上满沾着的泥水，据说是玩打仗游戏或是跟小朋友打架掉进了泥水坑里。妈妈边走边擦边气哼哼地申斥数叨着孩子。正巧雷加迎面走来，我想这位目光如炬的威严的厂长一定会对泥猴似的儿子大喝几声或踹上两脚，而雷加两眼斜睨，冷冷一笑，说了句：“淘气小子！”就转身走了。三十年后，我写了篇《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经《中国妇女》杂志主编、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终审，又经康克清大姐拍板，撤下当期的头题稿，拟全文发表。排版配图片时，请来了美编刘力宾，他在我带去的诸多照片中选中了张志新穿着花格中式上衣、烫着长发、侧面微笑的那幅照片（1979年《中国妇女》第7期封面）。当时有人坚决反对说：“这像电影明星，非英雄形象。”刘力宾却坚持不变，他大声说：“这才是真实的英雄！”责编悄悄告诉我：他的爸爸是大作家雷加。哦！我立马想到30年前那个满身泥水的“淘气小子”，想到厂长雷加斜睨的眼神和微微一笑（刘力宾现为北京一杂志社老总）。
在厂里我还听说了刘厂长在国民党袭击丹东时怎样的奋不顾身掩护着工友们撤退至长白山；反攻归来，他担任了三厂合并的总厂厂长，又怎样南北奔波，指挥千军万马，很快地恢复了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夕，文化名人胡风曾来东北参观，也到过造纸厂。胡风在《在工业战线上》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述：“这个厂被破坏得很厉害，据留用的日本工程师的估计，就现有的条件，要修复好安置三个大蒸罐的七层高楼，非得六个月不能完成……他们不顾一切困难，动员起工人来自己动手，连工人们的家属、妇女小孩子们也来帮忙和泥搬砖，高度的工作热情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仅仅用了二十四天的时间把那个大高楼修好了。”修复这个“木釜”高楼，用去了1800袋水泥，55万块砖，当时烧砖厂还没复工，全靠那些一心跟着厂长在长白山上打过游击的老工人，带领群众到各废品堆里拾砖捡瓦。雷加曾说这55万块砖“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数字，震动心弦”。在七层高楼上，雷加亲自设计、指挥雕塑了一尊工人推着齿轮的高大塑像。全安东市以及对岸朝鲜人民仰首望天都能看到那座全安东市最高的巨大的工人英雄雕像。当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吴立本曾到此拍摄了《民主东北》其中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前最早的好新闻纪录片，永存史册。造纸厂当年的产值为辽东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荣获了安东市一等生产光荣红旗，刘天达（雷加）被东北民主政府授予“模范厂长”称号，随之荣任了东北造纸总公司经理。1950年底，他被黄炎培选中，调入北京暂任轻工部造纸处处长（据说以后拟任副部长）。但是他在造纸战线的五年激荡岁月已在心中酿成长长画卷。雷加拜见了老上级丁玲，丁玲很了解这位颇具山东和东北人特征的，豪爽、憨厚又勤奋的“彪形大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他便手持任弼时同志为他亲笔写的介绍信前往习仲勋和王震所领导的绥德专区参加实际工作，早已体现了长期地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的精神。丁玲支持他归队。
雷加被安排在刚成立的丁玲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任创作员。1953年，文研所二期招生，我被录取，老、小老乡又相会了。我的同屋贺抒玉大姐要代表她丈夫李若冰去看望雷加同志，我俩结伴同行。正巧，那天来自东北的马加、公木、吴伯箫、师田手四位老作家也在座。我俩听他们谈文学、谈生活，谈时代性。雷加笑说，现在我可是无官一身轻了。我知道，他在造纸厂当官的五年，每天都工作12小时以上。而“一身轻”之后呢，他更是日夜笔耕，无暇休息。他最早送我的书是1952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节日》。这里所反映的生活，正是他在造纸厂工作的那段难忘的时日。他亲身参加过全厂超额完成任务，受到各方嘉奖，在厂区召开庆功会，劳模代表双手升起了五星红旗，雷加双目仰望飘荡的红旗，仰望七层高楼上的雄姿勃勃的工人雕像，挥舞手臂大声说：“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敌的！以后每当我们超额完成任务，我们就在这里升起庄严的国旗，这就是我们造纸工人的节日！”当时我就站在工人群众中。雷加振臂高呼的高大形象和洪亮嗓音，我至今历历在目、萦回耳畔。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他的三部长篇《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㭎林》，收录了他经历的自鸭绿江岸到长白山青㭎林接收、复工、生产、撤退、再复工、大发展的充满了工人的钢铁意志和血肉斗争的感人故事，为工业战线文学开了新篇。茅盾先生曾在《夜读抄》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评论：“《支持》——雷加长篇的一部分（《人民文学》1954年7月），就此一部分而言，写的相当好。文朴素而生动（描写风景部分较差），写生活上琐细事件时，也不是硬凑以图‘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而是与故事的发展有关系的，结构也还紧凑。”此后雷加又到三门峡工地任职三年，又多次回访延安，深入唐山震区，他身背相机，马不停蹄，北至黑龙江漠河，南至玉龙雪山，东至长白山天池，西至新疆沙漠，祖国山河大地到处都留下了雷加的脚印。从水利到石油、从地质到林业以及国有农场，高山哨所，等等，各行各业都有他可以联谊谈心的朋友，每处每地他都留下精美的文字。他除了写小说、电影外，还在各地发表、出版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近百篇400余万字，我主编的《文学少年》也得到他的赐稿，为孩子献出一片爱心。他的《半月随笔二集》荣获过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他专集也获过各种奖。我知道他欣赏苏联的特写专家爱伦堡犀利的笔锋，喜读俄罗斯屠格涅夫极富特色的散文，晚年他还抽暇为自己研读过的世界名篇编了一部厚书——《世界文学佳作八十篇》。他领悟古今中外名家的体验是“生活就是一切艺术的永恒的源泉”（屠格涅夫语）。作家写作不是为自己，而是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初，雷加担任了北京市文联的秘书长。辽东一位老同志曾问过我：北京文联和我们省文联不是同级吗？我说大概是。那我们省文联秘书长和我们的副省长可相差好几级喽！我理解他指的是雷加在造纸厂时的党委书记，早已是辽宁省的副省长了，有专车、有秘书，住好房。而这时的雷加还一直住在北京右安里28号轻工部的家属宿舍，是以其夫人伊苇老司长的级别分得的三间大房（现已拆迁，一直住女儿家）。而雷加一生对权力、地位、待遇全然不放在心上，如同他在延安整风时被整，“反胡风”运动时受审查，大批丁玲时也受牵连，“文化大革命”时又蹲牛棚，等等一样，均不存心，不值一提。这一切，均依他所说：任其“大江东流去”。他日夜思考萦回于梦中的就是碧绿的鸭绿江水和鸭绿江一样清澈圣洁的文学事业。文学是他的生命！这就是作家雷加、模范厂长刘天达。
在杜鹃花盛开、白果树浓绿的日子，我们追随着文学赤子雷加的足迹，在丹东市委精心安排好的素雅的游艇上，向摆满由中国作协、北京文联、丹东市委等单位赠送的花篮，上方悬挂雷加及其夫人伊苇的遗像前深深三鞠躬，伴随着萨克斯名曲《回家》悠扬、深沉的音乐声，儿女们、亲朋们将一捧捧伴着黄、白菊花和彩色玫瑰花瓣的骨灰慢慢撒向静静流淌的鸭绿江水。我边撒边默默诵念：我尊敬的老乡，您真的回家了，回到我们可爱的故乡！永眠鸭绿江了！我透过模糊的泪眼望着碧绿的鸭绿江，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五彩缤纷的花的彩带，在和煦的阳光和翠绿江水的映衬下，那花链是那么的耀眼、绚丽。江岸上散步和跳舞的人们都停止了脚步。对岸朝鲜国的朋友们也驻足远望，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中国一位近百岁高龄的文学战士魂归故里，他们看到的只是江中出现的奇美景象。这源自长白山天池的圣水鸭绿江，曾经历过日寇铁蹄的蹂躏，经历过美帝飞机的狂轰滥炸，流淌过烈士、英雄的鲜血，听过“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但是，惊涛骇浪之后，它依然如故地静静流淌，呈现了雷加所称赞的“绿得真美，绿得透心的美”的原生态的色彩。今天，这绿得真美的鸭绿江上又漂起长长的五彩缤纷的最美的花链，流向汪洋大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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