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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仁威在省科普作协内部通讯，重新发布了我的一篇论文，《沙尘暴与冰后期古气候进程》。联系目前大家关注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有必要杂七杂八再说几句话。

　　一，这篇论文的来历：
　　2006年10月，“第五届全国气象、环境与健康学术研讨会气候学学术会议”在北川召开。我应邀参加会议，原本准备了一篇论文打算在会上宣读，可是听见几位气象学院士和别的专家，集中谈论沙尘暴问题，立即放下手里的论文，也就这个问题发表即席演讲。
　　为什么我放弃了自己的论文，也来凑热闹？这不仅由于当时这个问题十分引人瞩目，还因为沙尘暴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远非气象学一门学科所可以说清楚的，必须由第四纪古气候和古环境学给予确切诠释。
　　为什么一个看来属于气象科学范畴的沙尘暴问题，不能完全由气象科学本身说清楚，必须我这个地质汉子拔刀相助？
　　说起来，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同学科研究范畴的角度不同，视野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不一样。
　　二是气象科学和地质科学所掌握的材料，时间尺度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应该明白，现代气候的演变，从大尺度观察，仅仅属于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来，古气候发展阶段的非常短促一部分。要想探明全球性气候演变的根本原因，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视野进行分析，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细微末节，遽尔作出结论。
　　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来，古气候发展的规律性，具有数以几千年计的较长周期。众所周知，现代气象科学起步不过两三百年，所积累的气象观测资料也只有这样短的时间，有较大的局限性。怎么可能反映清楚一万年以来，几千年尺度的周期性规律？这就需要第四纪古气候和古环境学进行补充了。
　　严格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第四纪古气候和古环境学的课题。要认真诠释清楚，必须从第四纪古气候和古环境学出发，而不是现代气象科学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现在人们对沙尘暴的成因，大多从包括沙区乱垦乱伐等一些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来考虑，不了解冥冥中存在着一个时间尺度更大的古气候自然演变的规律性。
　　是的，今天的沙尘暴发展，固然和这些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有关系。但是根本原因不在这里，而是“新灾变时代”已经来临，大势所趋，无法逆转。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仅仅在程度上加剧而已。要彻底揭破它的秘密，就不完全是现代气象科学的研究范围，而义不容辞落在我们第四纪地质学工作者的肩上，所以我才放弃了原来的论文，即席演讲沙尘暴问题。醉翁之意不在区区沙尘暴，而着眼于已经扣响现代人类大门的“新灾变时代”。
　　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与会的气象学家们的注意。经过一番沟通，大家同意了我的观点，得到了与会气象学家的一致共识和好评。会议结束后，我写了这篇《沙尘暴与冰后期古气候进程》，发表在有关学报上，一些刊物和网络也反复转载。这是地质科学和气象科学直接沟通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再次重新一提。
　　论文发表后，我觉得还没有把一些基本道理说透，也没有进一步联系当今全球性气候演变的若干新问题，有必要在这里再啰嗦几句，请大家不要见怪。反正这不是正儿八经的论文，随便说山海经也没有关系。

二，第四纪全新世古气候发展阶段性规律

大约一万年前（在北欧和波罗的海标准剖面地点，以冰川湖纹泥测定年龄为10500年，以碳14测定年龄为10200年左右），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亦即Wurm冰期结束以来的全新世，或称冰后期的期间，一般认为有5个阶段。根据其气候特征，大致可以合并为4个阶段，如下所述：，
　　1，前北方期—北方期：距今大约7500—10200年，刚刚脱离冰期不久，以接近冰期气候的凉爽为特点。
　　2，大西洋期：距今约4500（5000）—7500年，全球气候普遍转为温暖潮湿，又称全新世最适宜期。从艰苦的冰期环境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群，此时得到最佳生存环境，因而全球新石器时代文明发生井喷现象，原始农业飞速发展。这就是西方《圣经》所称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中国传说时期的“神农时代”。大致相当于古蜀文明的蚕丛时期。
　　3，亚北方期：距今约2500—4500（5000）年，全球气候进入一个灾变期，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诺亚方舟洪水”时代，也是神话传说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完成十二件难题的“英雄时代”。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和“大禹洪水”时代。灾难当前的情况下，后羿也完成了一系列功业，和赫拉克勒斯相同，是东方“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时势造英雄，在人类遭遇困难时期，得到很好的诠释。传说中黄帝以来的“五帝时期”，历经夏、商也在这个范畴内，有许多相关的传说和甲骨文记载。在四川地区大致相当于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时期。笔者以为三星堆带圈的“太阳轮”就是这个阶段，这是一种“带枷锁”的太阳，类似于“后羿射日”心理的“恐日”、“仇日”心态。绝非不懂古气候学演变的考古学家将今论古，以为是古今相同的“蜀犬吠日”情况下，“太阳崇拜”的谬误。
　　4，亚大西洋期：大约2500年前至今，全球气候再度进入一个温暖潮湿的“新黄金时代”，相当于西周以来的历史时期，文明有极大发展。大致相当于古蜀文明的金沙时期。金沙“太阳轮”没有“枷锁”约束，十二道光芒和自然界和谐融合为一片，四只飞鸟微微抬头仰望太阳，似乎还带着一些儿温暖似的。这才是真正的“太阳崇拜”，和三星堆带圈的“太阳轮”性质大不一样。
　　这4个阶段大致以2500—3000年左右为周期，相互交替发展，形成一种规律性。代表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来，逐渐向一个更加遥远的间冰期发展过渡的总过程。有如冬天结束后，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夏天以前，过渡的春天还有一个接一个的“倒春寒”似的。
　　请大家密切注意，亚大西洋期发展到现在已经接近了2500年，“新黄金时代”气数已尽，所以全球性气候接连不断出现反常现象。包括沙尘暴现象扩大化，北冰洋和中纬度许多高山冰川融化，海面开始上升，许多地方大面积气候反常等，都是一个“新灾变时代”已经逐渐来临的表现。现代人类必须严密注视这些大自然发出的信号，切勿等闲视之，以致出现科幻电影《后天》那样的灾难而惊慌失措。
　　《２０１２》那样的灾难片不会出现，因为板块活动不可能那样迅速剧烈。我也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台北２４小时》，无限夸大了板块活动快速活动，那是不可能的。我的那篇小说是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大搞台独的时期而发表的，实质上写的是加速宝岛台湾回归，通过板块漂移，迅速和大陆连接为一体。顺便带一笔，描写日本完全沉没。这也是“九一八”出生，“南京大屠杀”前逃离，抗日烽火下成长的一个中国孩子的特殊心理反映。
　　我一贯主张科幻小说是“在荒诞的外衣里，寓有一颗严肃的心”，而不是“荒诞的外衣里，依旧是一颗荒诞的心”。那就不识科幻小说的真昧，纯属瞎胡闹了。不过要说瞎胡闹，影响也不好。所以我在传统的“重科学流派”和“重文学流派”之外，另外取了一个“娱乐流派”的名字。前者必须有科学内涵，次者必须有社会学内涵。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是编一个个离奇古怪的故事，就只好叫做“娱乐流派”了。其实生活好了，“娱乐流派”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只是娱乐，只是在“荒诞的外衣里，藏着一颗荒诞的心”，最好还是有一颗“严肃的心”才好。面对即将来临的“新灾变时代”，就应该呼唤大气度的忧患意识的这样的作品。
　　其实，我早就开始关注这个大问题了。１９５２年在《地理知识》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如果把喜马拉雅山脉搬开，会有什么良性结果，是一个科幻式的问题，也包含了气候环境改变的深思。以后在１９６２年发表的《北方的云》，针对北京正北方的浑善达克沙漠改造。后来不幸而言中，威胁北京的沙尘暴真的就是主要从这里来的。这篇作品因为篇名有“北方”二字，“文革”中由于老人家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所以一些比我这个专门写科幻小说的家伙还会幻想的“红卫兵”，认为“北方”两个字是“美化苏修”，因为苏联在北边嘛，对我两次抄家，铁棍打、匕首刺，受尽了折磨，不得不离乡背井亡命天涯，也必须在这里咕噜几句。要不，简直就是任人宰割的牛羊，毫无男子汉的气息了。
　　我的另一篇《２０世纪的来信》，也是同样的忧患式科幻小说。针对大西北不可逆的干旱化而言，对未来气候变化充满了深深忧虑。还写过一篇打通喜马拉雅山，放进印度洋海洋气团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含义。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是不是把话说岔了？请原谅我吧。毕竟科幻小说在这样的大时代面前，应该勇于挑起这个责任才对。这也是那一次世界科幻大会上，我对到场的中外科幻作家精英们说这番话，同时指定夏笳执笔的深刻用意。因为这个北大小师妹是学气象学的，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执行这个任务。我发言后，引起一个美国作家注意，过来和我进一步交谈。可惜那天主持会议者，不愿意我这个似乎已经落伍的老家伙不该多说话，似乎也不想我在这个场合里说话。请你来，是作为一个化石标本，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当化石好了。不见满场年少精英，胡乱说话干什么？快步走过来示意，打断了我的发言。告诉你吧，我这个老家伙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落伍，倒是一个“时髦”的“先锋派”呢！与此相反，过度发展“娱乐流派”，以为这才是科幻的“正宗”，并且几乎以此而对广大读者以唯一的导向性，那才是真正的思想落伍，也忘记了科幻小说的真谛。
　　中国科幻小说必须来一个思想改造了，至少也是部份改造。
　　让我们回到主题吧。未来的现实不会有《２０１２》，《后天》必然会发生。不信，等着慢慢瞧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我们的科幻小说作家，是不是都应该考虑一下，该承担一些什么神圣任务了？

三，可能出现的图景

我不是算命先生，不敢随便推算未来“新灾变时代”的每一个变化情景。但是从宏观而言，有几个方面在未来较长的一个阶段里，似乎是不可逆的现象。
　　地球两极的大冰盖将会大幅度融化，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
　　包括我国的喜马拉雅山脉、祁连山脉、天山山脉等在内的许多现代高山冰川也会大规模融化，或者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消失。
　　随着全球性冰川融化，海平面必然大幅度上升。包括沿海许多低平原，以及若干海岛将面临淹没的巨大危险。过去我在荷兰短期访问居留期间，走出阿姆斯特丹的瑟浦尔机场，迎面就看见一个十分醒目的柱子。上面每隔一米，钉着一条木头鱼。４米多以上有一只古式多桅帆船。提醒人们，这里曾经在海面４米多以下。不管走到哪里，当地朋友都不厌其烦介绍，这里是负几米，或者正几米。连１米、２米的高度都计算得清清楚楚。这才使我真正明白了NETHERLANDS（尼德兰，就是“低地国”之意）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深刻意思。我可不愿意这样的景象也在我们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美丽的“黄三角”、“长三角”、“珠三角”、海河平原，以及国外的纽约、伦敦出现。
　　随着全球性气候剧烈变化，得益的将是北冰洋沿岸，许多过去的不毛之地和寒带地方。俄罗斯、加拿大、格陵兰是最大的赢家。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对慈禧太后那个妖婆随意割让大面积的北方领土后悔不已，恨不得挖她的坟！鞭她的尸！我建议，颐和园那个万寿山应该改一个名字。为什么要祝这个老不死的妖婆“万寿无疆”，应该清算她出卖北方领土和一切领土的严重罪行！
　　受害最深的将是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中纬度地方。由于气候不稳定，季风环流必定有所改变，灾变性气候出现的频率必定更加频繁，会使我们的子孙伤透脑筋。我们该怎么对他们和我们自己进行忧患式的教育，以及各种各样抗灾防灾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呢？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西部，将会面临更加严厉的挑战。由于我们西部许多高山冰川萎缩甚至消失，减低了来水量，甚至在一些地方断绝了水源，山前绿洲文明必将受到严重打击，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城市将会面临十分严峻的问题。加以喜马拉雅山脉不可逆的升高，彻底阻断了印度洋海洋气团进入。我国广阔的西北地区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酷冬天”，荒漠化不可阻遏的大幅度发展。美国和中国一样，西部荒漠化发展，东部季风环流紊乱，这是我们必须共同未雨绸缪的特大事情。
　　在中低纬度的海洋上，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加强，造成许多新的“蓝色灾害”。整个地球上，许多物种将会消失，或者濒临危险，另一些物种则会相应加强。不管怎么说，都是重大的变故。
　　中亚、西亚，以及非洲许多地方，在这样的变化下，许多地方的水源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随之而来的粮食问题也会困扰着未来的人们。这一切，会不会引起新的“水源战争”和“粮食战争”？但愿各方能够克制，大家在全球性的灾难面前团结一致，地球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同舟共济，不要发生这些不理智的蠢事才好。

四，最后几句话

最后敬请大家注意两点。
　　首先，这是应该加“ing”的现在进行式，绝对不是加“will be”的未来式。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事实，绝对不是科幻小说。我在这里是以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工作者的名义说话，而不是以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的身份演讲。
　　其次，即将来临的，或者说，已经开始来临的“新灾变时代”，将会有2500—3000年左右的漫长阶段。换而言之，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从殷墟时期直到现在的漫长时间。今天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望见甬道那边的曙光。这绝非危言耸人听闻。
　　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新灾变时代”的魔鬼已经敲响我们的大门，毫不客气就会闯进我们的客厅。渺小的人类根本无法阻挡，只能低头适应。在这里一切“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都是鬼话。什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无法“乐”起来。碰得头破血流的，只可能是不自量的人类自己。“螳臂当车”这个成语应该明白，不要做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式的无知“勇士”。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全人类抛弃一切不同的观念和愚昧的仇恨，紧急联合起来，用我们的智慧和仅有的力量尽可能规避减小这个魔鬼的影响。
　　我们可以战胜它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在它的影响下，安然度过吗？
　　这是完全可能的！
　　想一想，距今2500—4500前的亚北方期，原始人类也能够安然度过，难道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人类不行吗？何况随着距离最后一次越来越远，朝向未来的间冰期时代越来越近，这样的气候变化涟漪也会越来越减弱。换而言之，即将来临的“新灾变时代”，绝对不会有“后羿射日”、“大禹洪水”，以及三星堆时期那样酷烈。三星堆人也忍耐过去了，还创造了那样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
　　当然啰，三星堆地区有一个龙门山前的特殊绿洲效应，大大缓解了灾变气候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亲自在泸州的长江边和泸县的沱江边，测量出大约３０００年前的平均水位，比现代最枯水位低２米。四川境内长江的一些三级支流，例如涪江，枯水期在一些地段分解为孤立的水潭。４级一下支流在枯水期基本断流。由此可见，当时的严酷情况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难道还不如三星堆人？必定也会办到，难道我们还会比青铜时代差了不成！我坚决相信，在那个新的全球性危机里，新的后羿和赫拉克勒斯将会出现。伴随着“新灾变时代”的来临，一个新的“英雄时代”也会出现，那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新时代，创造出更加瑰丽的未来神话。
　　不过，不要试图改变它，不要再一昧蛮干怒喝大自然，大咧咧说什么“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随便吹牛不怕闪了腰。而是巧妙地顺应它，掌握了它的规律再想办法对付它。像老庄哲学一样顺其自然而利用自然，用太极拳的办法四两拨千斤，才是最好的办法。
　　“人定胜天”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只能向下面这样解释。就是避其锋芒，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而安然度过危机，才是正确的态度。自以为了不起，要想一昧主观主义的蛮干，完全按照自己肚皮里是想法来改造大自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像１９世纪末叶发生过的一个事件。一位生活在密林中的非洲原始部落大酋长，弯弓搭箭妄想射下天上的怪鸟“飞机”那样可笑可怜。
　　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人类，一定会安然度过下一个２５００年的。而且必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一天天更加飞速进步。
　　我们预见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不可能亲自看见结果。但是我们可以预言，后世儿孙一定会完满解决所有的难题。
　　我们都是同一个“诺亚方舟”上的人群。让我们满怀信心，也实事求是去迎接不可回避的“新灾变时代”吧！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历史长河中隐去，一切墓碑都只不过是愚者的自我安慰。无论是贤是愚，后世儿孙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姓名。我们都消逝了，就像大家熟悉的《飘》那部小说的原名，统统GONG WITH THE WIND了。不过那没有关系，只要他们在走过了这个“新灾变时代”后，还记得在遥远的２５００年前，那一代早已逝去的人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忧患意识，开始作好准备，呼唤未来就够了。
　　人类，毕竟是一个整体，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群。
　　因为在茫茫宇宙中，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上，我们只是依靠一层十分脆弱的大气层保护的“微生物”而已。
　　千万不要捅破这个脆弱的大气层呀！否则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去。
　　看见火星上已经消失的水系吗？看过显微镜下，一滴水里相互拱来拱去的草履虫吗？看过雨后路面一丁点儿积水凹坑里的小鱼小虾吗？那岂不都是我们人类的真实写照？什么名呀、利呀！还争来争去干什么？
　　可笑！可叹！可惜！也极其可鄙！
　　阿门！
　　

生命历程的基调
　　　　
　　每个人都有自己降临到世界上的时间。
　　我出生在1931年，农历3月21日的早晨。折合为公历，应该是5月8日。感谢我的妈妈卢雪芹，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一个出生地。
　　我出生在今天的汉口江汉区黎黄陂路黄陂里5号。一幢两层小洋楼，至今保存得还很好。从我出生后，这座房子历经几个主人，最后成为父亲一个好友，武汉著名周氏昆仲中，周苍柏的故居，现在挂牌是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说起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故事。它并不是我真正的“家”，我却出生在这里，必须要谈一下我的父亲才能说清楚。
　　我的父亲刘静，原名述思，字慎九，和武汉有不解之缘。那时候，叔公刘庆恩担任汉阳兵工厂第一任总办（厂长）。他是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和“庆恩炮”的制造者。可惜他在1929年就过早长辞人间，我的父亲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为中国最早的兵工专家之一。
　　北洋军阀统治武汉的时代，父亲经过《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北伐时期，孙中山先生曾经专门委派他为广州临时大总统府和桂林北伐大本营的少将军事委员，负责军火工作。不久北洋政府曾经想拉他做国会议员，黎元洪“大总统”也无缘无故颁发给他勋章，他都没有接受。后来转到四川地方部队22军被调往江西剿共前线，从四川出发到了华中地区。赖心辉不愿继续前进，执行这个任务，就约请父亲担任代表，借助父亲各方面熟悉的社会关系，住在武汉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料22军的行动激怒了南京政府，部队就在洞庭湖北岸华容县被中央军包围缴械。父亲和赖心辉，以及另外两个四川军人熊克武、但懋辛只好躲在武汉日租界里避难。
　　有一天，父亲在武汉警备司令叶鑫家里玩。叶鑫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对他说：“慎九兄，老蒋要我逮捕你们，最好还是躲一下为好。”当场的鄂军旅长阎崇阶一拍桌子就说：“住到我家去，看谁敢动你一根毛！”
　　就这样，我们一家搬到他的家里，住在二楼上。他带着卫兵住在楼下保护。我就在这里生下来，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我的“干爹”。后来在妈妈的探路下，熊克武、但懋辛化装成日本人逃出去，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我的出生地是武汉，籍贯呢？
　　每逢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他：“什么朝代的？”因为户口本上的籍贯是四川德阳市孝泉镇。那是父亲的出生地，抗日战争时期躲避日本鬼子轰炸，我也曾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也有一些感情。六代前却是广东兴宁县龙田镇的客家人，老家寄来照片是方形封闭式的碉屋，至今时时联系。南宋末年以前，是福建宁化县石壁洞的人。后来一位祖先刘开七是都统制，带兵到潮州平叛，就留在广东了。唐朝以前又是河南洛阳人。三国、西晋以前又是河北。叫我怎么说得清自己的“籍贯”呢？只好说：“籍贯在四川德阳，出生地是武汉，现在户口在成都。往上朝代说不清，反正都是中国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头的故事。
　　我的第一个故事是妈妈讲给我听的，这个故事决定了我的一生的走向和追求。后来我接受了许多记者采访，中国的、外国的，大陆的、港台的。我对他们谈起自己的生平，总是要联系这个故事说：“我出生在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的岁月。”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出生在1931年。那一年的“九一八”，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这不是“烽火连天”麽？那一年，洪水淹没了武汉，岂不是“哀鸿遍地”麽？
　　说到这里，人们会问：“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小毛孩子，这些大时代里的大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
　　有的！请听我讲下去吧。
　　那一年，我们住在武汉，洪水淹到二楼窗口。妈妈抱着我，跨上父亲带来的一只小船，登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到上海去。我被洪水一泡，江风一吹，一下子患了小儿抽风症，昏迷不醒，完全失去了知觉。
　　想不到这时候英国船长来了，竟不许我死在他的甲板上，指使水手强要把我从妈妈的怀抱里夺走，扔进滔滔扬子江。当时我的父亲也算是一位将军，可是此刻手下无兵无将，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船长，一点办法也没有。多亏许多中国旅客站起来据理力争，对那个横不讲理的英国船长说：“这个孩子还没有咽气，不能这样对待他。” 妈妈告诉我，一位北京的老爷爷说我的年纪小，把一颗同仁堂的万应锭切碎，给我吃了一丁点儿，我才哇的一声哭着醒转过来。塞住英国船长的臭嘴，有了我后来的生命和一切。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它表明国家衰弱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欺侮中国人，竟连一个婴儿也不放过！
　　它还说明了，在危难的时刻，只有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保护人。
　　妈妈叫我别忘记这个故事。我牢牢记住了，每逢遇见可以交流的英国人，就要讲给他们听。有一次，一个英国研究生来向我请教历史问题，我讲了这个故事。她听了大吃一惊，连忙道歉说“SORRY!”我说：“丫头，别SORRY了吧。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是你的爷爷辈干的。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当年你们一些英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这就是帝国主义！我讲给你听这个故事，是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要再发生。”
　　请听我的另一个故事吧。当我在南京刚开始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驱车带我到下关码头去。下了车，手指着一艘军舰叫我看。小孩看见军舰总是很高兴的。父亲却指着桅杆上随风飘扬的太阳旗告诉我：“你看，这是一只日本军舰，把大炮对着我们的首都，你永远也不要忘记。”
　　听了父亲的话，我立刻从高兴变成憎恨，一下子恨起这艘军舰了。拾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打沉在水里。
　　请再听我的一个故事。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里，小男孩都喜欢分成两边，拿着木头枪玩打仗的游戏。两边打仗，要有一面旗子才好。三伯母徐宝瑛带我到大新公司（今天的南京东路、西藏路口，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去买。我瞧见一面花花绿绿的美国国旗非常喜欢，三伯母教训我说：“中国娃娃要爱中国国旗，一辈子也不能要外国旗子。”我就高高兴兴买了当时的中国国旗，觉得自己的国旗非常可爱。后来带着它逃难，直到重庆大轰炸期间几次搬家才失落了。
　　紧接着，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真的发动侵华战争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南京大撤退的时刻，数不清的人争先恐后爬上难民船。沉重超载的难民船摇摇晃晃沿着长江缓慢驶行，载运着我们逃难到重庆。我手里拿着那面小国旗，迎着江风飘扬，受到难民叔叔、阿姨们的赞许，自己的小小心灵里却像压着一个石块一样难受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在重庆天天挨日本飞机轰炸。可恨的敌机欺侮我们，有时候飞得低低的，连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鬼子飞行员的帽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真恨不得捡一块石头把它打下来。
　　重庆被炸得没法住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又逃到乐山，住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个短短的夏天，恰巧住在海军元老萨镇冰爷爷的隔壁。我天天坐在公用阳台上画图画，画的全是中国兵和中国飞机打敌人。萨爷爷问我：“长大了当海军好不好？”我说：“我要开战斗机，打日本飞机。” 萨爷爷微微笑了。时时刻刻站在他的身后，用警惕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从来不说话，每天总是和他形影不离的高个子叔叔也笑了。萨爷爷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当空军也好，只要打日本鬼子就好。”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真的就是梦想飞上天打日本。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心里不解这口恶气。不消说，这是小孩子的梦想。小孩子的志愿总是这样直截了当的，也非常幼稚简单。
　　后来一天天长大了，非常喜欢读书。我不要父亲派汽车和副官送我上学。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和车费，用来自己安排。公共汽车就不坐了，每周走几公里到学校，省了车费，也可以观察社会、锻炼自己。省下的钱除了送给路边可怜的叫化子，就是买书，不知道买了、看了多少书，不由又产生了另一个梦想。希望自己也能写书，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书给别人看。
　　话虽是这样说，那时候的孩子成长在民族苦难的岁月里，和今天幸福的少年儿童有些不一样。环境逼迫着自己和同龄的孩子们，不得不常常想一些和年龄极不相称的严肃问题，不能太多考虑自身的瑰丽梦想。
　　我深深相信，当时每个动脑筋的孩子必定都怀着同一个梦想，盼望祖国“独立、富强、民主”。当然啰，首先是打败日本鬼子，收复大好河山。岳飞和文天祥是我们心目中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一本《说岳全传》早在手里翻破了，瞧见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唱起《满江红》慷慨激昂的歌曲就热血沸腾。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的诗和《正气歌》，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恨死了秦桧、张洪范和汪精卫，还有吴三桂、殷汝耕、王揖唐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在那国破家亡，举国同仇的岁月里，谁敢说岳飞、文天祥半个不字，非把他揍扁不可！决不会有现在的什么“学者”胆敢跳出来，开展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学术讨论”。还有什么“名流”胆敢提出，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篡改为什么“和平纪念馆”的无耻建议。也绝对不会把日本鬼子“奸杀中国妇女”，作为南京大屠杀电影海报的票房卖点。更加不会有自命不凡的女“影星”披着日本军旗，得意洋洋走上舞台卖弄风情。也许这就是那一代在抗战烽火中觉醒的孩子的共同心声，是我们毕生追求的同一个奋斗目标吧。
　　那时候的重庆，是旧中国的缩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无能。报纸上的国军天天“转进”，战线一天天西移，看着真叫人揪心。尤其是好不容易刚刚盼到抗战“惨胜”，内战又开始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许多穷人活不下去。妈妈舍不得花的新钞票，很快就给我们摺纸飞机玩了。一党专制独裁，没有人们向往的民主和自由。我眼里看、心里想，不由自主悄悄走进了一次又一次游行示威的队伍。我和谁都没有联系，只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悄悄做。不管解放前、解放后，我成了游行“专业户”，只要自己认为应该投身加入的，几乎没有一次游行没有参加。直到68岁生日那天，来不及吃生日蛋糕，就饿着肚皮跟随大队同学走了十几公里，到美国总领事馆门前，抗议北约飞机野蛮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有的游行很安全，有的当时却很危险，还干了一些后来想着也有些后怕的事情。其中许多事情，后来我从来也没有说起过。哪怕“文化大革命”和另一些场合，把我打成“反革命”、“准右派”，用铁棍打、匕首刺，逼得我四处逃亡，也没有说出来表白一下。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孩子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必要挂在嘴里炫耀自己。只是悄悄写过一两篇回忆录，在校友级刊上印出来，很小的范围内阅读。现在退休多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才说出来给少年朋友听一下，也没有半点自我宣传的意思。因为许多事情再不说，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说出来了，何况有的还涉及到别的一些值得一记的人和事件，需要保存下来。
　　1949年5月的一天，上完了国文课，下面的数学课韦延鸿老师还没有来。我和几个同学出去寻找他。走到教学楼下，一位工友悄悄告诉我们，他和另一位赵晶片老师已经被特务抓走了。
　　我们来不及回去通知大家，一口气追到校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小茶馆门前，瞧见两位老师被一副手铐扣住，里面有一大堆特务，没有一个茶客。我们牵着手堵住大门，向他们要老师。韦延鸿老师直在后面摇手，暗示我们走开。特务说了一阵不行，一变脸掏出手枪，硬梆梆顶在我们的胸口上，滋味很不好受。我们的手臂挽得更紧，用胸口顶住枪口，硬拖延了很久，给大队同学赶来支援争取了时间。特务们觉得再拖下去不行了，使出武力强行推开我们，把老师们带走了。后来大队同学赶来，围着痛打一个走得慢的特务。埋伏在旁边的特务朝天开枪，被打的特务就朝人群开枪射击，打伤一个同学，又抓捕了两个同学。最后两位老师在解放前夕，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大屠杀里。
　　另一次，沙坪坝夜间戒严逮捕学生后。第二天，一些同学打算把日记本和油印的材料转移出去，我觉得藏在我家最安全。因为父亲的态度明朗，又是准军事机关，答应带回家去隐藏。
　　从南开中学回家有三条路。一条经过沙坪坝正街，必须经过三青团团部。那些“二警察”可能乱来，经过那里非常危险。第二条沿着田坎小路到瓷器口，刚刚戒严结束，鬼鬼祟祟走小路太显眼。我选择了第三条最危险、也最安全的路。决定带着这批材料，经过中美合作所的大门口回家。几个同路回家的同学自告奋勇陪我一起走。谁知走到中美合作所的大门附近，他们却加快步伐走过去了，撇下我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口袋落在后面。此时此刻我不能后退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穿过一大堆背着卡宾枪，带着“志农”（就是继承特务头子戴雨农，也就是戴笠的遗志的意思）臂章，刚刚结束了戒严任务回来的“交警大队”特务武装队伍。在挤满了军车和士兵的狭窄公路上，和他们肢体相接，硬挤了过去，侥幸过了这一关。回到家里，连忙吩咐门外的卫兵看好，谁也不准进来，把带回来的东西藏进阁楼上的一个秘密角落。
　　我的父亲由于对现实不满，曾经亲自放走过5个中共地下党员。我曾伏在窗后，偷听见他询问一个叫陈鸿采的园艺管理员是不是共产党员？叫他立刻离开，不能再回家，因为已经决定马上逮捕他了。还看见他急着派人通知外科医生王成九，和一个姓郑的司药立即逃跑。解放后，有人回来寻找过父亲，其中一个是彭光伟。当年他领导罢工，是在捆送军法处时，被父亲担保救下来的。父亲问他打算到哪里去？他直言相告要去延安。父亲嘱咐他一路小心，送给他一些路费就分别了。后来他随军回来，接收重庆的兵工厂和父亲重逢，接着又做了四川省总工会主席和新中国驻尼泊尔、南斯拉夫和东德大使。以后父亲瘫痪在床上整整10年，他给予了一些帮助，那是后话了。父亲对时局有自己的看法。这次沙坪坝大逮捕，就是他立即派人送消息来，我才告诉班上一些同学赶快藏东西的。我深深相信，他绝对不会阻拦我在家中隐藏这批材料。
　　父亲和我都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希望，盼望中国能够有一个新的变革。所以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旅居日本的三伯父匆匆赶回来，和父亲恳谈了整整一个夜晚，要他立刻当机立断离开大陆。父亲没有答应。抗战胜利时，他的好友陈仪从福建省主席调任台湾省主席，约他一起去工作，担任一个台湾省厅长。兵工署长俞大维又要他离开重庆第25兵工厂，到高雄接收两个兵工厂（就是今天高雄的第25兵工厂和另一个兵工厂），他统统都没有答应。此时此刻兵败如山倒，当然更加不会去台湾了。三伯父又转过来要我明天一早就跟他走，到美国、日本、香港、台湾读大学，一切由我自己选择，我也没有同意。第二天，他和父亲抱头大哭一场，从此永别了。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多么兴奋啊！我日日夜夜梦想的祖国“独立、富强、民主”，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这个打从少年时期就形成的梦想，就是解释我一生所有的行为的生命历程的基调。
　　那时候，正好遇着重建新中国的热潮和朝鲜战争，所有的人们都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心情来面对这一切。我的许多同学，全都是高材生，可以成为未来的专家教授，却没有一个人考虑自己。一个个慷慨悲歌参军，走上烽火连天的战场，许多牺牲在异国他乡。或是响应号召参干，直接投身到社会激流中去工作。处在这个时刻，我还可能去做自己的渺小的作家梦吗？不！那样似乎有些太卑鄙了。
　　我想也没有多想，就选择了地质专业。
　　国家建设首先需要矿产，地质工作最艰苦，最危险。我们不去？谁去！
　　我义无反顾填写了报考大学的志愿：地质！地质！
　　
　　为什么我填写两个地质志愿？因为当时没有全国统一招考，每个学校自主招生。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地质系。为了保险，又报考了重庆大学地质系。然后就天天踢足球、打桥牌、下围棋，直到考试的那一天来临。最后考上了心目中最理想的北京大学，当然就不去重庆大学了。
　　我和本年级上百个同学一起北上，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门，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涯。我们的第一天的“课程” ，就是在北大地质馆里，接受中央地质指导委员会（地质部的前身）代表的欢迎。他热情洋溢对我们说：“旧中国留下的地质工作者，只有一百多人。今天你们在座的新同学也有一百多人。我们中国的地质队伍一下子就翻了一倍，真好呀！”
　　是啊，这真好呀！我们禁不住高声欢呼，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质事业，巴不得明天就走进山野，为我们最最亲爱的祖国，从前那个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古老的中国，全心全意做出自己的贡献，百死而不悔。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我罗里罗嗦说完了这一大堆话，你们应该明白那时候的青年学生老是在苦苦想些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作家梦，坚决投考地质专业。也会明白我的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了吧。
　　请原谅我，说了这样多的话。

难忘的三个母校

人之初，一张白纸。苟不教，不成器。没有知识，也不懂做人的道理。
　　学识，从哪里来？做人的道理，从哪里来？全都离不开发蒙的母校。
　　我的一生，十分幸运得到三个学校的熏陶，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合理的科学思想方法，怎么做人的基本道理。
　　首先要说的两个母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庆南开中学和北京大学。
　　我是在1944年，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考入南开中学的。整整读了六年，充分体会了咱们“南开精神”。
　　“南开精神”是什么？
　　用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定下的校训来诠释，是“日新月异，允公允能”。勉励学生不断更新自我，追求新的思想和学习境界，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有能力，还应该有一颗服务公众的火热的心。
　　“南开精神”是什么？
　　还和它的严格的管理制度，独特的培养方式分不开。
　　南开的管理制度真严格啊。不是曾经身历其境的学生，无法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学校完全是“准军事化”封闭式管理。每个星期六下午排队点名后，带着“请假证”放学回家，星期天晚上带回家长签字的“回家证”返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一步。每天早晨吹号起床，晚上吹号熄灯睡觉。吃饭必须整队走进食堂，在“立正”，“坐下”，“开动”的口令下，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饭。不消说，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许嬉笑说话的。
　　当时，南开中学是大后方最好的学校，报考进去很不容易。人们都说：“南开，南开，大门难开”。重庆是战时的“陪都”，一时冠盖云集，许多达官贵人都想把孩子送进来。以我们年级而言，就有陈立夫、张莘夫的女儿、白崇禧、沈鸿烈、于学忠、俞大维、谢冠生、黄显声等许多军政要员的儿子。可是要进南开必须通过考试，不管达官贵人、市井平民，全都一视同仁。1944年的夏天，父亲和俞大维伯伯、俞伯母一起驱车，送我和他的两个孩子方济、小济（后来听说在台湾期间，俞大维的两个儿子是俞扬和、俞理和。前者是蒋经国的女婿，蒋孝章的夫君。这是不是方济、小济改名？是不是俞大维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就不清楚了）参加入学考试。我和方济先出来，俞伯伯问小济怎么样？方济自我感觉良好，得意洋洋说：“他还在绣花呢。”结果只有方济自己没有考上。俞伯伯使尽全身解数，才给他弄了一个试读生。试读生是学校应付当时一些头面人物的办法，一学期不及格必须退学，再也没有什么面子好讲了。
　　我还亲眼看见同年级的白先德（著名台湾作家白先勇之兄）在宿舍不守规矩，被管理老师狄子初狠狠训了一顿。白先德的眼睛鼓得圆圆的，冲上来要论理。狄老师一掌把他推下楼梯，丝毫不管他是鼎鼎有名的白崇禧将军宠爱的公子。第二天，给他记了一个大过，他只有乖乖地接受，一年后就不声不响“消失”了。不久前，台东大学林文宝教授告诉我，白先勇的哥哥疯了。这是白先德吗？我太了解他了，以他的性格大概是不会疯的，不知后来在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南开规定，三个警告等于一个严重警告，三个严重警告等于一个大过，三个大过就开除。特别恶劣的立刻开除，一点也不客气。
　　什么行为记大过？私出校门，吵架打架·····，统统都是大过。最叫人头疼的还有每天早上起床，在集合以前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必须飞快整理好内务。用白床单包住卧具，整得四面平整，有棱有角，像豆腐块一样。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整理好，或是弄得不像样子，就会得到一个“劣”，公布在内务评比表上。三个“劣”换取一个警告。只是不快速理好床铺，也存在叫你卷起被子走人的可能性。不过，内务整理得好，可以得到“优”，抵消一个“劣”，还有一点改正的机会。
　　请看，在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下，要从初中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真有些不容易啊。
　　学校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培养有纪律，讲究工作效率的严格作风，对学生是有好处的。不消说，这也是不断淘汰不守纪律者，留下好学生的一个好办法。
　　除了使用这种严格的管理办法筛选学生，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来进行筛选。以男中部为例，初中入学五个班，初二变成四个班，初三只留下三个班。不管成绩如何，每年必须硬生生刷掉一个班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进入本校高中，必须和社会投考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视同仁重新考试入学。然后又是五个班、四个班、三个班的宝塔式刷掉许多同学。要在南开顺利读完六年，不知要经过多少道险恶的淘汰关口。难怪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身经百战，什么高考都不怕了。记得我们报考大学时，还没有全国统一高考，而是各个学校自己招生。同学们为了怕麻烦，并不到处报名，大多只报考一个自己心仪的大学。我就利用这个难得没有作业的暑假，天天踢足球、打桥牌、下围棋，过了一个学生时代最轻松愉快的夏天，安安稳稳等着考试到来，启程入学报到了。
　　对学生这样，对老师也一样。要在南开当老师可不容易，除了名牌大学或留洋的学历，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每年也要甄别筛选，有一个无形的竞争机制。没有合格的老师，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南开中学管理特别严格，在教学和培养学生的素质方面却十分开明。非常尊重学生的意愿，尽力发挥学生的天赋，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真的做到了因材施教，从来也不设置任何障碍。
　　南开同学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三点半”。这是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自习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只要不违犯校规，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学校鼓励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只要登记一下，任其自生自灭，自由发展，从不横加干涉。同类的社团很多，只是壁报和球队就不知有多少，也有十分激烈的竞争问题。
　　为了鼓励学生兴趣自由发展，还有各种各样的全校竞赛，也是鼓励竞争的一种好办法。
　　南开的“三点半”，不知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其中许多都是在中学时期奠定了一些基础的。
　　让我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众人物”阎肃吧。他原名阎志扬，从来就是戏剧社的活跃份子。参军后说他不严肃，他就干脆改名叫做阎肃了。没有当年演剧的童子功，哪有今天各种文艺会演和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有名的词作家的频频亮相？当年航模爱好者的贺家驹，成为后来航空工程高级工程师。还有我们年级当年的科技爱好者温诗铸，后来成为了院士。另一个同年级的刁本伦成为海峡对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当年的文学爱好者程庆华，成为后来的知名作家鄂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教授、研究员，各行各业的专家。没有南开当年的“三点半”，鼓励个性发展的培养，哪会有他们的今天？
　　南开中学还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培养了海峡两岸许多院士和海内外知名的学者，这样的例子举也举不完。
　　我比大家愚笨得多，但是也从“三点半”和各种竞赛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我前前后后参加了许多社团，只是担任壁报的主编就有好几次。加上对作文和古典文学的喜爱，贪婪读了许多书，慢慢培养出很深的文学兴趣。记得高二的一次作文课，何仲达老师出题自由写作。我写了几首词，何老师批写道：“清香骚雅，绝似宋人，但不知是否出自心裁？”就是怀疑我是不是抄写的。我不服气，一口气写了37首，完全符合音韵格律，参加高中文艺习作比赛，得了第一名，何老师才相信了。以后每学期国文考试，我就义务帮助同学，正儿八经上起了“辅导课”。这样的小先生，各门功课都有，同学们乐于助人，也乐于相互学习，也是南开的一个好传统。
　　刚进初一的时候，我还得到了地理填图比赛的第一名。因为当时生活在二战时期，几乎每个孩子都十分关心战局的发展。每天看了报纸，就对着地图仔细查找发生战斗的地方。中文地图不够了，就到美国新闻处开办的罗斯福图书馆索要英文地图。这种简单地图不够了，就通过爸爸找大厚本英文地图，甚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这样记下了许多国内和国外的地名，英文原文地名能够一口气写出上千个。凭着这番硬功夫，一下子以满分压倒了许多高年级同学，获得第一枚公能奖章。公能奖章是南开中学最高的“金牌”，很不容易得到。记得那一学期另一个竞赛项目的“金牌”，被寄住在我家，郁达夫的儿子郁飞获得。我们两个人带着两个奖牌回家，父亲和母亲特别高兴，好好奖励了我们一下。到高三毕业时候，我已经得到三枚这种难得的奖章了。
　　夜空是迷人的，夜空中的星星更加迷人，一下子把我和别的几个同学迷住了。大家兴趣一来，立刻成立了南开星空学会。我们手捧着陶宏写的《每月之星》，躺在地上翻开星图，一个个辨认，居然认识了许多星星，把天空中的星座弄得滚瓜烂熟。后来走进北大学习天文学，就省力得多了。北大给我们开天文课的，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他十分惊异，刚跨进大学门坎的毛头小子，怎么认识那样多的星星，还知道许多天文知识，几乎不用再上大学的《普通天文学》了。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我可以亡命读书，多向发展，八方涉猎，为以后的“综合”专业打下了牢实可靠的基础。这都是第一个母校赐予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牢牢树立起学习不仅来自课堂的陈腐观念，鼓励学生尽情发挥才能，努力自学，刻苦钻研的结果。
　　北京大学，是我心目中最向往的学习殿堂，也曾给予我许多可贵的东西。
　　北大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
　　不消说，那是尽人皆知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精神，深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严格认真的学术作风，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加上许多博大精深、谦逊和蔼的师长，以及种种优良的科研、教学设备，无数可以接触高深层次学习研究的机会。能够有幸走进北大学习，真是我一生最大的造化了。
　　北大的学习环境真宽松自由啊。从1950年，我走进沙滩北大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这样的体会。在保证自己的学习任务条件下，谁都可以自由选择听课，给予热爱跨学科学习的学子们以广阔的求学天地。那时候，甚至还从不干涉一些外来的“社会青年”旁听。真是一个为了提高民族素质，打开围墙办学的大学堂。
　　在这样的学习空气影响下，我一次次溜进别的教室，老老实实坐在后排，尖着耳朵听讲，偷学了不少技艺。直到我发现了肺结核，休学回家养病为止。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搬到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情况渐渐有些变化，不能偷偷当“旁听生”了。最后一次，我坐在后面末座低下头，一声不敢吭，偷听季镇淮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被中文系的班长发现，责问我是什么系的？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专业上，学得更好些？这种无组织行为得到教务处批准否？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课堂秩序？说了一通诸如此类的大道理，在众目睽睽下把我硬赶出了教室，真使我伤心极了。想不到后来我和季老师一同编入《中国文学家辞典》，我这个被赶走的旁听生居然僭先列入前面一个分册，真是惭愧了。
　　不能旁听就自学吧。好在北大图书馆拥有浩如烟海的存书，谁都可以自由借阅。身边还有许多和蔼可亲的老师，谁都可以登门求教。只要有决心，多学几门“手艺”是不成问题的。
　　北大的老师真好啊，特别是一些老先生。他们往往都是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名驰中外的第一流学者，却一个个生活朴实，待人平和，没有半点架子。我请教过朱光潜、冯至、何其芳等，许多从小就非常仰慕的老师，没有一个盘问我是什么系的，全都认真仔细为我解答问题。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花白头发的张政烺老师，我向他请教和讨论有关古代神话问题，整整对坐侃了大半个夜晚。为了查实一个僻见的资料，第二天他竟专门来到我的宿舍，留下一封用毛笔工整楷书的信，把资料抄写得十分详细，后面恭恭敬敬写上“弟　　张政烺敬上”。惭愧得我不由沁出了泪花。还有一次，我就地球周边没有绝对真空，大气层顶界可否参考引力因素，更加细致划分的问题，请教戴文赛老师。戴先生正患重病卧倒在床，师母轻声告诉我情况。我正要退出门，戴先生听见了，把我唤到床前，仔细听了对我讲解，指出我的错误，表现得比我还认真。我真恨不得使劲抽自己两个嘴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打扰生病的戴老师呢。我的导师和后来的顶头上司王乃梁先生，更加是我学习的楷模。他总是一丝不苟布置任务，严格对我们要求，又十分开明听取我们的种种意见，甚至当我工作后，大胆指出他的一个学术观点的缺陷。他一点不以为意，当面承认自己错在何处。这种严谨认真又民主开明的治学作风，对我的影响之大，思想震动之深，也是可以想见的。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华罗庚老师的随和谦逊吧。早在南开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次意大利桥牌队使用一种以“一个梅花”为起点的叫牌方法，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队。悟出桥牌叫牌的精髓是“以最小的空间，表现最大的内容”。于是也创造了一种类似的“新梅花系统”，打遍周围无敌手。到了北大，我和气象专业陶祖文配对，是北大学生队的种子选手，也打出了一点名气。有一次，数学研究所一位老师结婚，邀请我们去玩，我们正好和华罗庚老师及另一位女老师对垒。一夜下来我们大获全胜，出于年少气盛，竟逼着华老师签名认输。华老师乐呵呵居然写下自己的名字，丝毫也不觉得丢了什么面子，反倒是我们后来感到惭愧万分，不好意思极了。看吧，我们周围有这样多的好老师，还愁学不了东西吗？老师们给予了我以许多知识。更加重要的是，还给予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认真而谦虚的学习态度。考虑问题绝不死钻牛角尖，绝不“单打一”。时时反思，认真检查承认错误，不给自己一点面子，也是从老师们手中学来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受用无穷。
　　北大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那时候，由于解放后家中丧失了一切不动产，又没有其他积蓄。1951年，爸爸突然中风瘫痪，一躺就是十年。我一下子断绝了经济来源，只有依靠助学金继续读书。1952年我因病休学返校后，从地质系转到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从一年级重新读起，又多了四年学习时间，经济负担更重。我觉得不能浪费“人民的小米”，拒绝了每月四元的甲等助学金，只接受了每月两元的丙等助学金，生活自然俭朴得不能再俭朴。5分钱一根的冰棍，几年内吃过几根，记得一清二楚。电影，自然是不能看的。后来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班上的文娱委员傅雪珍就塞给我一张白色的免票，才能跟在同学们的后面去看一场。偶尔进一次城，当然只能借一辆自行车，早上在食堂里多拿两个馒头，夹一块咸菜。在王府井、西单的路边坐下来，没有一口水，自己慢慢啃，对身边流溢出阵阵香味的餐厅、小食摊什么的，看也不看一眼，办完事情立刻就骑车回学校。有时候，饿着肚皮干一天，也是常有的事情。这样的生活锻炼，加上后来的艰苦野外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直到今天我进了城，也习惯不吃零食，以步代车，把一切花花世界只当成镜花水月，全不放在心里。出境在外，就更加不消说了。买一个面包，路边喝一口自来水。最多走进最廉价的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吃一个汉堡包。甚至饿着肚皮，也能够对付过去。贫穷不是耻辱，没有志气才是最大的耻辱。
　　老是借给我自行车的，是我的小学、中学，再加大学同学的项斯月，原福建、台湾、浙江省主席陈仪的外孙女，家庭和我是世交。我第一次认识她，记得是1941年农历3月21日，正好是我的10岁生日，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新来的吗？念几年级，叫什么名字？”我们在小学同一个课桌，每天肩并肩排队放学回家。抗战胜利后，她随家回上海，仍旧书信不断。后来她进了清华外文系，我进了北大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她又到了北大，每天朝夕相聚。其间，由于1952年我因病休学结束后，住在上海她的家里，曾经一度想重新考试。我的户口也一度转进她家的户口本上了。所以我们亲如手足，给予我以许多鼓励和帮助，这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她的上海家中。我带着小儿子，和她的妈妈一起，送她上船回大连，笑眯眯挥手再见，还叫我细数她有几茎白发，不意竟成永别。现在她安息在苏州灵岩山，墓碑上写着“项斯月之墓”五个字，瞧着令人泪眼涟涟。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钱，寒暑假不能回家，就整天泡图书馆，不管什么书都看，倒也苦读了许多杂七杂八的古今中外书籍，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记得首次面对一大床被子要洗，感到非常困难的情形。不洗是不行的，也没有别人会帮助我洗这床被子。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怎么把它干掉呢？我想，一床被子有什么了不起，就把它当着是一百块手绢吧。我可以洗一张手绢，难道不能洗一百张吗？脑筋这样一转弯，别说是区区一床被子，哪怕是一座大山，我也可以咬紧牙关把它拿下来了。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很深。后来在一生的野外地质工作和别的困难面前，就用这种“洗被子”的精神，咬紧牙关勇敢面对，就再也没有什么难关可以阻挡住我了。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我说给孩子们听。他们不以为然说：“时代不同了，哪还过那样的日子。”我却大大不以为然，艰苦生活的磨练，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说起来，我真要感谢那个阶段的穷学生生涯。既锻炼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也有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动力来拼命攻读各种各样学科的知识，真好啊！这正应了一首歌曲里所唱的，我“曾经富贵，也曾贫寒”。富裕的家庭环境，小时可以把我送进最好的学校接受良好教育；贫寒的处境锻炼了我的意志，激励了我奋发图强的决心，吃苦耐劳从不后退，二者缺一不可。
　　其实，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学习时间比别的同学少得多。由于长期担任班长，后来又调到学生会宣传部，担任美术社社长，负责每年国庆节和五一节的游行仪仗制作，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特别在节前节后常常缺课，每天天不亮就悄悄起来，晚上熄灯很久才摸上床，几乎无法和班上同学见上一面，不止一次累得生病。要补自身的功课还来不及，哪有更多的时间涉猎其他专业。要多学一点别的知识，只有咬牙使出最大的力气。可是我的补偿也是丰富的。节日游行，北大队伍总是走在所有学校的前面。作为游行指挥之一，我又常常走在北大队伍的最前面，仿佛觉得自己走在全国学生的最前面，抬着头，挺着胸膛，感到无比自豪。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眼见的一切，是祖国强大幸福的象征，觉得真幸福极了，一切疲劳和困苦全都忘记得干干净净。
　　我的第三个“学校”，看不见、也摸不着，是“山野大学”。作为地质工作者，常常深入山野田间，有机会见识更加广阔的大自然，接触更多的群众，那是不消说的。
　　身在山野，我学到了什么？
　　我更加觉得祖国无限亲切可爱。那不仅是河山的单纯美，还因为其中总是包涵着深深的民族情感。许多自然风景总是和无数历史故事、人文景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硬生生分开。那是汉、那是唐，那是朝朝代代留下的无数感人的场景，那是今天中国人民战天斗地铸成的丰硕成果。即使在阒无人迹的荒凉戈壁和沙漠里，也会联想起“大漠落日圆”那样意境宏大悠远的诗句，怎么不使人怜、使人爱，使人欢声高呼？我也曾到过一些国家，无论那儿多么美丽，却始终无法产生这种类似的感情。每到归国，瞧见机翼下的黄土地，就会忍不住湿润了眼睛。不消说，有了情感就更加专一，对待眼前的河山的研究，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科学问题了。而是有一种十分冲动的动力，恨不得把它了解得更深更深。这样的动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非是道中人，难以体验其中真昧三分。
　　身在山野，我还认识了什么？
　　那是我们的可亲可爱的人民。从前在课堂里、书本上，人民是一个多么抽象的概念。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人民群众当中，面对着他们的时候，就会深深感到多么实在可亲了。
　　人民是落后的群氓，没有文化知识吗？他们非常肮脏，不讲卫生吗？
　　不，他们深明大义，思想感情比许多人高尚纯洁得多。
　　不，虽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也懂得许多特有的有用的活知识。世界上谁也不敢打包票吹牛说，自己是千古完人、万能博士，什么东西都懂。面向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特殊知识，也很有用处呢。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常常告诫自己和我的学生，还应该加一句“问万千人”才好。从中得益多多，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人民还能给予我们什么启发？这也涉及了一种深深的情感问题。
　　身为“跑江湖”的地质工作者，这样的体会俯拾皆是，说也说不完。让我随便讲一个最平凡的故事吧。1956年的春末，我们工作在风沙弥漫的华北平原上。有一天，我和一个伙伴躲避风沙，蹲在一个小土屋后面啃冷馒头。屋内忽然出来一个小脚老大娘，一摇一拐，硬拉着我们进屋去，对我们说：“孩子，怎么能够吃冷馒头？大娘给你们腾一腾”。说着就抱起一把麦秸秆，要点火给我们蒸馒头。我们走出去四下一看，她的屋檐下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去年秋收留下的麦秸秆，蒸一次馒头不知要烧掉多少。我们忍心让她给我们蒸着吃吗？我们相望一眼，推开门就跑进了外面的风里，任随她怎么呼唤也不回头。谢谢您，大娘，您的心意我们领受了。今天别说是两个冷馒头，就是两个冰冷的石头，我们也能咽下去。
　　此时此刻，我忽然想起四个大字：“吾土吾民”。那是多么可亲可爱，压在我们的心底多么有份量啊。只要想起这四个大字，能不激发起我们的蓬勃热情，努力奋发工作吗？只要想起这四个大字，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抛弃？还有什么狗屁职称、工资、地位、名誉，能够缠住自己，一生一世永远缠在名利场里，躲藏在小小的蜗牛壳里钩心斗角？做一个渺小的人，餋养出一个渺小的灵魂。

“衣食住行”故事一大箩

有人说，人生不过衣食住行而已。抛开理想不论，这话倒也实在。野外地质工作也离不了衣食住行，说来故事多多，随便聊一些吧。
　　说起野外的衣食住行，不由想起80年代一次考察，和四川省博物馆秦学圣，以及科分院地理所两个小伙子同行。出发时，一个小伙子正儿八经提议说：“衣食住行，我们各管一项。”接着他就分配某人管食，负责三餐饮食民生大计；某人管住，负责安排入晚投宿，鸡鸣早看天；某人负责行，负责排队买票，乘车坐船。剩下他自己管衣。我们问他：“管衣干什么？”他正颜答道：“你们上山，我在下面守衣服，责任大大的啊。”
　　唉，这个小伙子呀，实在聪明到了极点。
　　这是说书的一段引子。客官诸君要听，且听在下细细说来。
　　先说“衣”吧。说起野外的“衣”，我忍不住想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地矿部宣传部王君碧处长生前曾委托我写这件事。由于这实在太动人，题材十分神圣，我不敢轻易动笔。又有人提醒我说：“这涉及右派分子，一定要慎重。”我无法可想，只好决定深入基层调查，掌握更多的材料再写。不料以后找不到发表地方，一直拖延至今，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出来吧。
　　有一年，一个地质小组到云南西部高黎贡山工作。全组三人。两个工人，一个尚未摘帽的右派技术员。进山后，忽然气候变化，下起了大雪。他们穿着单衣，实在支持不住了，却不能轻易下山。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才考虑下去，可是全都冻得不行，一步也不能往前走了。三个人认真想了一阵，觉得这样下山必定全都冻死无疑。与其都死，不如留下一个。决定把所有的衣服集中给一个人穿，才能把调查资料带回去。两个工人推举技术员下去，因为用生命换来的地质情况，只有他才说得清。技术员连连摆手道：“这可不行。我是右派，一个人回去怎么说得清楚。”三人推让一阵，只好决定让身体最好的一个青年工人，把地质图、标本和那个技术员用冻僵的手指，最后书写的报告带下去。三人抱头大哭一场，那个工人就一路哭着下山了。最后昏倒在快到山下的半路上，多亏一个少数民族居民发现，连忙上山营救其他两人。走到一看，他们全身脱光紧紧拥抱在雪地里取暖，早已没有气息了。
　　王君碧十分感伤对我说：“这是现代版的‘羊角哀生死全交’，一定要把他们写出来。”是啊，他们忍辱负重，把最珍贵的生命都贡献出来了，还要“慎重”什么？苛求什么？！他们面对生死抉择，把生的最后机会推让给伙伴，自己留下死亡，何等伟大高尚！我只有滚滚泪洪、深深敬意，为光荣的死难者低头默哀。2005年，国土资源部作家协会在贵州103队开会，因为我出版了上百本书，授予我“特殊贡献奖”的时候。我再次含泪讲了这个故事，希望有人深入调查，把它写出来，在会的老地质队员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还有一个，却是和“食”有关。“大跃进”时期，为了大炼钢铁，我们学院许多师生都成批上山。有两个地质系的学生和一个工人，奉命进入牦牛山找矿。学生年轻不懂事，不带干粮，只带了许多粮票，满以为上山可以向老乡买东西吃。谁知这是无人区，山中密林无路可通。一个学生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坐在一棵大树下，对两个伙伴说：“你们先走吧，不要让我拖累你们。”大家知道这一走，就是生离死别。但是无法可想，只好含泪告别。又走不远，另外一个学生也不行了，同样和最后一个伙伴告别。剩下的那个工人拼死爬出去，昏倒在森林外面，被一个农民发现，立刻进山寻找两个走不动的学生，这才看见他们全都悄悄死去了。一个学生把地质图、野外记录本和证件放在空饭盒里，解下鞋带挂在树上。他的用意非常明白，山中野兽可以吃掉我的躯体，但是考察资料决不能丢失。 这是什么精神？感天动地，令人泪流满襟。
　　地质队员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不知有多少人默默捐躯山野。如果真要我讲，流着眼泪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成昆铁路几乎每个车站月台上，都有筑路死难烈士纪念碑，使过往旅客肃然起敬。谁给无数光荣牺牲的地质队员也立一个纪念碑呢？他们的碑石只有树立在少数知情者的心中。如果我们也去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丁点儿痕迹了，多么可叹可惜呀！
　　说起“衣”，想起一段顺口溜。“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找矿的。”我们出外也差不多，一身粗布工作服，野外撕破了不会补，干脆贴一块胶布拉倒。一次野外工作下来，身上到处贴满了胶布条，加上沾上泥浆灰尘没有洗干净，有时候就会带来许多意外的麻烦。
　　有一次，我在宜昌江边看阶地剖面，看上一个仓库院墙内的地方，绕着墙东张西望。守门的保安也盯住了我，不动声色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我实在找不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只好大摇大摆迈进大门，可是不管怎么解释他也不信。我不得不出了下策，趁他一不留神就硬往里冲。我的百米速度，他可不是对手，打开相机快速拍一张照片，挥起地质锤敲一块标本再说。好在最后他发现我只“盗窃”了一块石头，只对我进行了一番人道主义的批评，没有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骂骂咧咧就算了。还有一次，我带着相机，破衣破裤不知不觉竟钻进了重庆一个坦克工厂最高的制高点，一个自来水池旁边，研究有名的“天鹅抱蛋砾石层”。拍了照片，又画素描和剖面图，悠然自得对着厚厚的砾石层仔细观察了老半天，所幸没有被谁发现。要不，就有些说不清楚了。不过，那儿并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周围有许多人来来往往，可能是工人住宿的生活区，实在怨不着我呀！
　　唉，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这话还真的不错呢。
　　请听我另一次穿衣的奇遇吧。有一年在日内瓦，韩素音电话通知我出席一个报告会和晚宴。我向一个留学生打听地点。他问工作室内几个日内瓦大学的同学，他们十分羡慕吹了一声口哨说：“这可是有名的地方，到那儿去参加晚宴，必须穿正规的晚礼服才行。”我是来瑞士考察阿尔卑斯冰川的，所有的笨重行李都扔在西欧另一个国家。此刻身上只有一件成都路边地摊上买的38元不讲价的夹克，下面一条荷花池廉价市场批发价买的裤子，足蹬一双50元不退不换的处理皮靴，全身包装不过人民币100元左右，那有什么晚礼服？管他的，硬着头皮就约了另一位国内来的同伴去闯吧。原来这是韩素音一本书的首发式，外加一个学术报告。来宾多是当地名流，还有包括许多国家驻联合国欧洲总部的外交官，果然人人珠光宝气、华服美衣，连侍应生也衣冠楚楚，比我强多了。我在其中的确“鸡立鹤群”，十分惹人注目。聪明的韩素音不动声色，立刻排开众人走过来迎接，又专门指点着我们，请两位中国外交官过来，陪我们坐在一起，给我们做法语翻译，使得众人刮目相看，不知我们是什么重要人物，纷纷握手问候。柬埔寨代表，西哈努克的儿子，一位亲王也过来与我寒暄合影。晚宴时，韩素音又请我们坐在首席。一边是她，一边是中国外交官，真正风光极了，好像《天方夜譚》里，貧儿阿拉丁走进了富丽堂皇的苏丹的宫殿。原来世界上也有不以衣取人的时候，被我一下子碰上了。
　　这次衣服穿错了，以后是不是接受了教训？不，我这人向来大大咧咧，凡事不太留心。另一次在荷兰，一位地理学教授约我乘坐游艇出海，顺便考察莱茵河三角洲的海口情况。我不知什么神经短了路，竟鬼使神差一身西服笔挺踏上船。我的朋友范多瑟教授瞟我一眼，不禁唉的叹息一声，轻轻摇了摇头。上了游艇，两个半大的小伙子手指着我悄悄说：“GENTLEMAN”。别人体恤衫加短裤，穿着十分得体，只是苦了我这个GENTLEMAN，真是狼狈极了。这真应了一句俗话：“骑马遇不着亲家，骑驴偏偏遇着亲家”。穿衣服的学问，真是一门难懂的学问呀！
　　再说“食”吧。我是天生的馋嘴，谈女朋友时有言在先，总要多吃多占。后来才知道这个馋嘴不是天生的，而是甲亢的病态表现。倒霉的是甲亢发展高峰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每月定量只有19斤，为了救济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劳动人民，还要发扬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每人捐献两斤粮食。这一来，我这个甲亢患者上山干重体力活就麻烦了。那时候，正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没有雨拼命干”的时代，野外工作繁重极了。出野外前讨论是不是吃得饱？人人都说又饱又舒服，只有我说吃不饱。支部书记唐蜀民立刻瞪起革命的牛眼质问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只有妈妈最疼我，到我终于病倒住院的时候，每次来看我，总是带着一鍋白饭。那是她老人家从牙齿缝里节约下来给我的，我怎么忍心吃得下去。
　　那个年月里，只要有可以填饱肚子的，什么都敢吃。一次在岷江上游的支流杂谷河沿岸工作，走到一个药厂。厂内食堂用金霉素废料做的馒头少收粮票，我们住在那里美美吃了几天。虽然带有浓浓的药味，却撑饱了肚皮，没准儿还能提前吃药，预防疾病呢，也是一件难忘的事。不久中秋节来了，打听到所在的汶川的城市户口居民，每人可以买两个用油和糖做的“高级点心”（月饼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那个时候不叫那个‘腐朽’的名字），就软磨硬泡以在县境内进行地质工作为名，争取到同样的待遇。但是进城购买必须通过两座铁索桥，可恨这时候发了洪水，为了安全抽光了桥板。瞧见进城的山民不管这一套，踩着光铁索、扶着栏杆就过去，一点事情也没有。我一横心，也和另一个叫乔怀龙的队友，背着地质大背包，手拉栏杆，脚踩铁索，慢慢移动脚步，居然也跟着山民们过了桥。进城找到商业局，背了满满两大包“高级点心”回来，人人皆大欢喜。事后一想，这算哪档子玩命呀！红军飞渡铁索桥是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值得千秋万代歌颂。我们为了几个“高级点心”也同样冒险，万一失手，只能算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祭文也不好写，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啰，真正的野外工作常常能够吃到许多大城市里绝对吃不到的东西。我们曾经不止一次钻进野生果林，饱餐一顿后，还可以带一包回去，没有任何人阻拦。有一次，我搭乘一只小渔船，在渤海湾里考察。划船的渔民大伯边打鱼、边熬汤，放一把小鱼进汤锅熬一会儿，捞起来丢下海，再加一些小鱼。这样反复熬了几次，鱼汤熬得只剩下一丁点儿，分一小碗给我喝，真是妙极了。要吃什么地方土产，山野里的条件最好，无论什么北京、上海的大餐厅都比不上，绝对不是虚言。
　　有时候，野外还有意外之食。有一年，在陇东黄土高原偏僻处，傍晚下山回来，炊事员高兴得要命。原来一个老乡背了半只鹿送来，硬要感谢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神医”。我们这才陡然回想起，几天前也是太阳落坡收队，瞧见几个老乡正和炊事员争论不休。他们抬了一个病人来，手指着我们的带红十字的小药箱，非要请北京来的“医疗队”治疗不可。炊事员向他们解释不清，我们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大胆给他“会诊”。见他周身烧得滚烫，就给一些消炎片。必定由于他很少吃药，没有任何抗药性，吃了这几片灵丹妙药居然痊愈了，于是就送礼前来感谢。由此可见，世间没有不好的药，只有不好的吃药习惯。我就常常尽量不吃药，相信自己的抵抗力，也有许多奇效。
　　说起“住”，也有许多不可磨灭的回忆。
　　我最难忘的是，在棺材里酣睡的一夜。那一次，我们开进黄土高原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里。说它是村子，实在过高抬举了它。只不过在黄土崖壁上有几眼窑洞，就算是村子了。村里的老乡看见我们大队人马过来，连忙点起油灯欢迎。可是要安排这样多的人住下来，却是一个难题。虽然让出来一些大炕，不分男女大家挤着睡，也还是有些紧张。我一看，墙边一口空棺材，正好可以躺下一个人。这位老乡也很开通，一点也不反对，只问我们是不是忌讳这个玩意儿，就爽快点头答应了。有了这个高级卧榻，谁都争着要睡一下，体验一下棺材里睡觉的别样滋味。我十分宽宏大量让大家轮流都躺一下，然后就老实不客气自己占用了。唉，那个臭美滋味，别说有多带劲了。里面没有别人挤着，不管怎么翻身，用脚狠狠踢被子，也绝对不会“滚下”床。晚上做了一个美梦，居然和死亡没有半点关系。人生未死得有棺材一睡，何处能有此种乐事？倘若我是家具公司小老板，一定设计许多棺材床出售，准会被抢得打破脑袋。
　　还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四川西南部大山中进行1：20万地质填图。我和一个伙伴在一个叫尼美的小村里投宿。实在没有地方住，就在猪圈上面一层的草堆里凑合睡一宿。周围无墙，四面通风。寒风阵阵、雪花飘飘，吹散了身下孙悟空的胖师弟发出的股股秽气，倒也十分清新自然，符合生态环保意识。下面的草比五星级宾馆里的席梦思软垫还厚，又软和、又富有弹性。一天工作太累了，我们缩着脑袋，钻进被窝，伴着一阵阵哼哼不息的猪叫，仿佛柔和的催眠曲，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人生何处不睡觉？能在猪圈一宿，冬眠不觉晓，处处闻猪叫。风又萧萧、雪又飘飘，好似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倒也诗意无限葱浓，进入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所谓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真是难得的享受！

还有一次攀登一座雪山，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只好住进一个麻风病院，受到热烈欢迎。安排下面年轻人睡地铺，我和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特别优待睡到床上。我们走进去一看，床单上面赫然印着红十字，心想这必定是病房无疑。连忙摇手推辞，自称要和大家同甘共苦，老老实实滚地铺。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受到许多麻风病的科普教育，就渐渐不再害怕了。慢慢和狮子脸、老虎鼻一样的麻风病人混熟了，互相招呼聊天，和平常人完全一样。至今早已过了20年的“潜伏期”，不“麻”也不“疯”，还是好好的呢。
　　再说“行”吧。野外工作哪有不走路的道理？人们常常把地质队员称为“爬山匠”。有一次，我就干脆在名片上印着“教书匠、爬山匠、爬格匠”，作为自己的“职称”，倒也十分实在，符合自我身份。
　　说起走路，几十年磨练下来，许多年轻人都不是对手。山野工作中，常常把一些小伙子、小姑娘远远拖在后面，跟着一溜小跑，叫苦连天。我才不管他们的，谁跟我出野外，必须要过这一道海埂足球基地体质测验似的“YOYO”关。自己练出了这番铁脚杆功夫，日常生活也有许多好处。进城后基本不再坐汽车，省了车费，锻炼了身体，还可慢慢观看两边高楼大厦花花世界，一举三得，何其快哉！话说回来，现在年届79，岁月不饶人。平地尚有“神行太保”余风，公共汽车要进站，二三十米内放开脚步追上还不成问题。爬山就不行了，直拉“风箱”喘不过气。要年轻人两边扶着，像拉死猪一样拉上去，狼狈模样可想而知。
　　野外行军走路，又和城内不同，很少轻装前进。有一次从山中归来，背着被盖卷和地质包，外加大家轮流背的一口锅。越走越走不动，恨不得把背上的东西统统扔掉。可是被盖是晚上睡觉的，锅是煮饭的，什么也不能扔。好不容易上了公路，拦住一辆卡车，司机大爷只把两个年轻姑娘带走，我们连声呼唤也不搭理一下，真正气破了肚皮。
　　野外走累了，千万不可问路。抬头问老乡，告诉你还有20里。咬牙拼命走了老半天再一问，告诉有25里，心脏衰弱者可能立刻晕倒。老乡的话可听，有时也不可听。一座山，上山30里，下山20里。猛一听，似乎没有道理。仔细一想，他们把上山的体力消耗，换算为量化概念加了上去，当然就多10里啰！生理卫生加上物理学原理，如此巧妙运用，实在叹为观止。
　　有一次在巴丹吉林沙漠，夜间收队归来。我走得快，独自走在前面。心里想，如果我走错了，后面一定会叫住。这样昏头昏脑走了好久，按照路程计算，早就该到了。可是眼前还是沙丘接沙丘，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我不禁回头问他们：“到底还有好远哟？”
　　后面的人一听，气得跳了起来，对我大声吼道：“你在前面走，我们还以为你认识路呢！”
　　这下坏了，困在荒沙滩上，四顾夜漠茫茫。那个沙漠迷路的夜晚，令人终身难忘。不过，最后终于摸回了队部，总比一些倒霉蛋好些。他们在沙漠里乱钻乱闯走了一夜，实在找不到队部，只好自认霉气踡在沙丘背后当了一夜的“团长”。第二天早上忽然听见敲打代替钟声的钢条，发出“开饭了”的信号，一下子惊醒，还以为是梦中。谁知已经走到厨房门口，只隔一个沙丘没有摸回去。灰头灰脸走回来，看见别人正在吃稀饭馒头，笑破了大家的肚皮。
　　地质工作如此辛苦，真的如元曲所唱：“行不得也哥哥”吗？不，也还有十分惬意的时候。1975年，我们在三峡进行1：5万地质填图。包了一艘平头浅底的小轮船，像海军陆战队似的，甲板上打地铺吃住在船上。船头横着一冲，就可以在任何险恶地点登陆。每天一早把一组组队员送上岸工作，攀上每座山顶考察，晚上一一接回。真是坐地日行若干里，一点也不费力。唯一的遗憾只是一不小心，饭盒、牙膏、漱口杯时不时扑通一声掉进滚滚大江。当事者连叫苦也，旁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
　　野外考察，衣食住行大体如此，就不用多说了吧。

无险可记的野外生涯

没有干地质工作以前，总认为地质工作充满了惊险场面，不知多么浪漫、多么富于刺激。干上了这个行当，回头一想却平平淡淡，没有一丁点儿危险的感觉。也许这是由于我长期生活在高等院校的象牙之塔里，不是真正的探险家，也不是第一线的地质队员有关系吧。
　　话虽然这样说，大险没有，小险多少还是有一些。有的不算“险”，却有一丁点儿趣味，不怕别人觉得寒嗆，选写一些给大家看看，请千万不要笑话才好。
　　野外生活，什么才叫“险”？平平常常走路，忽然吓一跳，也算一“险”吧。什么叫“趣”，自己觉得有趣就有趣。如果用这个低标准来衡量，生活中的确充满了“险情”和“趣味”了。
　　有一次，在渤海上考察，正四顾茫茫时，小汽船的锅炉忽然冒火烧起来了，一把火在船上越烧越大，到处烟火滚滚，一时紧张非常，好不容易才扑灭。算是一“险”吧。
　　有一次，在阿坝雪原上行车，我在车上打瞌睡。汽车忽然翻倒，斜躺在雪地上，把我吓一跳，一块皮也没有碰破，也算一“险”吧。
　　66岁过生日，在大巴山深处考察，乘坐橡皮艇沿诺水河漂流而下，忽然碰着礁石翻滚下水。我不会游泳，多亏穿着救生衣，激流中漂了很远才爬上岸，高高兴兴铺纸提笔写下几句话，留给当地做纪念：“诺水河，落水何？乐水诺水乐趣多。诺水乐水不落水，何以为乐？乐！乐！乐！”人言“六六大顺”万事如意，我的六六生日“流流大顺”，成为险些淹死的落汤鸡，也是一“乐”一“险”一“趣”吧。
　　人生一世，得遇翻车、翻船，再加船上起火，也算小小难得奇遇。可惜还没有遇着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场面，未免有些遗憾。
　　有一次，我带队攀过一道陡崖，想不到下面是一个采石场，已经点燃了火，立刻就要放炮。烈日下，带领的黄毛丫头、小伙子们，还在软绵绵唱什么“谢谢毛毛雨”，真气死了我。下面的人发现了我们，急得大声叫喊。我们挂在崖上也着急。可是脚下危崖，无法走快，也急得不得了。此时此刻，我必须镇静方能稳定军心。只好自己留在后面，指挥大家迅速通过，
　　最后一步跑出来时，后面立刻惊天动地连声爆炸，飞石如雨落在身边，真险啊！
　　有一次，在宝成铁路上的二郎庙车站附近，我正带着学生看路边岩层剖面，忽然一个列车呼啸而来，路轨中一个老年农妇背着箩筐，慢慢前行浑然不觉。我急坏了，连忙冲上去把她推了出去，列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也是一险。比我的老伴对着一辆失控的拖拉机冲上去，救出一个姑娘，自己撞断几根肋骨幸运得多了。
　　我喜欢洞穴考察，奉行“登山须登顶，沿河须穷源，钻洞须到底”的原则，出了一些洋相，遇着一些趣事。
　　有一次，在重庆山中，东看西看，见洞就钻，好像发疯了似的。一下子瞧见崖壁上有一个小洞口，想也不多想一下，带着一个助手就往里爬。一个农家小孩看见，也跟着爬进去。这个洞非常狭窄，好像棺材一样，头也不能抬，只能四肢着地笔直往前爬。洞穴考察就是这样的，往往看似无法再前进一步，可是只要咬牙坚持一下，没准儿就会豁然开朗，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可惜这次我们的运气不好，很快就碰了壁，前面连一个石头缝也没有一条。只好沿着原路倒退着慢慢爬出去。想不到那个小孩乱爬时，踢开了身下的松土。一具半腐烂的尸体暴露出来，原来这儿埋着一个死人。真倒霉呀！我们无法可想，只好和它脸挨脸、身体挨身体，尽力闭着眼睛，屏住呼吸爬了出去。回去连忙脱下工作服，煮了又煮、洗了又洗，实在晦气极了。这件事无险，事后回想倒是非常有趣。试想，平时谁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和死尸拥抱的特殊滋味呀？
　　有一次，在广西红水河上游山中，我带了几个助手钻进一个溶洞。上面的岩石顶板斜斜直插下去，越往里走越狭窄，最后只有令英雄豪杰尽折腰，半爬半弯着身子往里硬钻了。像我这样的五短身材，还马马虎虎勉强可以忍受，个子高的就惨了，比“文革”时期“坐喷气式”还要命。一个甘肃来的篮球运动员实在不行了，大叫一声：“刘老师，我想伸一下腰啊。”
　　伸腰？岂不闻“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的古训，夹在这样的岩隙里面，要想伸起腰来活动一下筋骨，简直是痴人说梦。想不到的是，他用力一伸腰，居然全身站直起来了！
　　他乐得大声喊道：“我站起来了！”我们连忙用手电照着一看，惊奇得几乎合不拢嘴巴。原来他的头顶恰巧有一个篮球圈那样大的圆窟窿，他不偏不斜正好对准了窟窿站直了身子。下半截还在岩石顶板以下，上半截却穿过窟窿钻进另一层天地里面去了。他顺手用手电一照，乐得欢声叫喊起来。上面从未有人到过，钟乳石花琳琅满目，好像是神仙世界。这就是“钻洞须到底”的最好的报答。
　　另一次在广西，我刚带队进入一个小山村，当地民兵队长就兴致勃勃来了。对我说：“这里有一个大洞，看不看？”我见他这样热情，想也没有多想一下，就叫了一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去了。
　　走到半路，一个顽童加入进来。又走一会儿，一个路边老农对我说：“这个洞不能进，十人进去九人迷。”我心里想，有民兵队长带路，我怕什么？说什么十人进去九人迷，说不定我就是迷不住的最后一个人。这样的迷宫洞穴最迷人，如果不去看看，才大大的亏了呢。没有听他的忠告，继续往前走。
　　钻进去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洞内岔道多极了，的确是一座地下迷宫。我吩咐随行的小伙子，用粉笔在转弯处画上箭头，以备不时之需，放开脚步就往里钻了。这样钻了不知多久，越钻越深，也看够了，想走出去回家。谁知那个小伙子只画箭头不编号，转来转去又转回原来的地方。
　　坏啦!我们迷路了。不过还没有关系，还有那位当地的民兵队长呢。我转身问他应该怎么走？谁知他竟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回答说：“我也是第一次来，仗着你们地质队的胆子才敢进来的。”
　　噢，原来是这麽一回事。他仗着我们，我们还要仗着他呢。计算时间，已经过了老半天。我们急匆匆出来，没有和队里任何人打招呼，谁也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如今身陷地下，不知深浅远近，悔不该不听那位老农的话。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估计我们不会很快钻出去，便关了手电筒节约用电，叫身后小伙子把他的给我。哪只他心里一紧张，手上拿不稳，咕噜噜滚到地上，一下子就不亮了。我再用自己的，灯泡一下子也烧坏了。周围顿时一片漆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地下洞穴和别处不同。外面不管多么漆黑的夜晚，也多少可以显现出一丁点儿模糊的影象。地下洞穴一旦失去光源，才是真正伸手不见五指，好像瞎子一样，真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现在该怎么办？我让大家镇静下来，细细回想身在何处。想起刚才经过一个地方，似乎瞧见上面有一丝亮光。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朝着那股亮光走。可是洞中无有平路，到处都是可以碰头的钟乳石，脚下处处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陷阱。万一失足，必成千古恨。我想了一下，自己走在前面，叫身后的小伙子紧紧抱住我，后面的小孩和民兵队长，依次拦腰相抱。自己向后仰着身子，把重心放在后面，几个人摆出像拔萝卜一样的姿势，慢慢往前伸出脚步探路。这样满头冒汗，小心翼翼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到那个亮光所在的地方了。抬头一看，上面是一个通向外面的窟窿，光线就是从那里穿射进来的。那里距离地面很高，洞壁陡峭无法攀登。我们只好搭起人梯，把那个小孩送出去。让他出去叫人营救。谁知他爬上去后，哈哈笑个不停。原来这里就离洞口不远，很快转一个弯，就把我们带出去了。从此，我牢牢记住，叫人在洞内画箭头，还必须认真检查是否编号。万一再出事，就不会有这样好的运气了。这样的洞中忽然失去亮光的事情，还曾在重庆附近遇着一次，也是死里逃生。
　　另一次，我独自走进一个瑶族山村，向一位老大娘打听，有无溶洞和古人类化石？像鬼子进村一样，用半生不熟的瑶语问她：“芭牙，跟班麦里麦嘎姆，嘎姆麦里麦好？”瑶语“芭牙”，是“老大娘”之意。我这样一叫，她高兴得笑得裂开了嘴。我低头一看，她的瘪瘪的嘴里果然全都“拔牙”了。后面的话是“山上有没有洞？洞里有没有牙齿？”的意思。她不假思索就指着远远一个山洞向我点头示意。我想也没有多想一下，兴冲冲钻了进去。这个洞很小，沿着一条倾斜的裂隙发育，斜斜的伸展入地下深处。头上岩石摇摇欲坠，脚下全是大大小小的滚石。我踏着这些不稳的石头走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一丁点儿有化石埋藏的迹象，心里忽然犯疑害怕了。我的瑶语是否过关？这个“芭牙”是否听懂了？是否老得昏了头？凭着我的经验，这个洞里绝对不会有化石。脚下的滚石十分松动，倘若一块滚动，势必影响其他石块也跟着滚动起来。万一堵住狭窄的洞身，我就会像关死耗子一样关在里面，再也别想出来了。连忙小心翼翼轻手轻脚爬出来，见了头顶的蓝天，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还有一次也是在广西大瑶山中，攀上一座平地拔起将近100米的陡崖，探查崖顶一个溶洞。我看这个洞的洞形和高度层位，都和著名的柳城巨猿洞差不多。一时贪功之念陡然升起，也不多想一下，就带了几个助手爬上去。这座孤峰十分陡峭，好不容易攀到接近峰顶的地方，沿着一道宽不过半米至1米左右的石檐，扶着巖壁小心前进。距离洞口只有几米远了。忽然发现前面的路断了，必须跨过一个宽约半步的缺口，方能进入洞中。如果在平地上，这半步距离算得了什么。可是这在八九十米高的半空中，犹如悬身在一座二三十层的高楼外面，心里作用影响，如何不胆战心惊？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以多想的？我想了一想，屏住呼吸稳住神一步跨过去，再把后面的队友一一接引过来。结果洞内什么也没有找到，白白锻炼了一下身体和胆量而已。事后回想，实在有些后怕。
　　野外生活的确无“险”可言。遇着野兽，有没有惊险场面呢？
　　人在山野大漠，不遇见几只野兽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我的运气不好，也许所有的野兽都被武松打死完了，真的没有见过什么像样的大型野兽，实在没有一点牛皮可以吹嘘。
　　1954 年，我们在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子午嶺，傍晚收工下山，王向阳一个人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懒洋洋跟着。忽然听见他大喊救命！声音十分凄厉，全然不像平时那样牛气的腔调。大家连忙跑下去，瞧见一只恶狼正和他相持不下，瞧见一大群人赶来，才转身跑开。这样的经历，我就没有福分撞见。
　　我唯一一次像样的经历是在1987年，加拿大北方的哈得孙湾。我们共有7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一支考察队，到达有名的“北极熊镇”彻奇尔。因为这里的北极熊常常会在街上到处乱跑，所以刚到这里就发给每人一本《防熊须知》。各种各样防熊高招，里面应有尽有。最后一条是万一来不及逃跑，立刻装死躺下，因为北极熊是不吃死人的。我问陪同的当地朋友：“如果稳不住神怎么办？”他正颜答道：“那就要看你自己了。有一个男孩被熊鼻子嗅闻的时候动了一下，就被熊咬死了。”
　　噢，听见这样的回答，怎么不心跳加快，祈祷南无阿弥托佛保佑，千万别让我也被熊鼻子闻一下才好。不过，话虽然这样说。到了“北极熊镇”，谁不想亲眼看一下没有关在动物园铁笼子里的北极熊呢？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我们在海边考察，我离开队伍独自走到紧挨着海的一片巨大乱石堆里。面前忽然跳出一只大北极熊，距离我只有十来米远。我猝不及防，下意识立刻抓起相机。可是还来不及举起来打开镜头，后面的当地朋友就飞快冲上来，一把推开我，手持一个发出怪声的驱熊器，把那只北极熊赶走了。眼见那只北极熊越跑越远，我和另外几个“老外”都不由有些埋怨赶熊的加拿大朋友。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立刻驾着一艘摩托快艇从海上追赶。这才看清楚北极熊好像一只小猫似的，在原野里一颠一颠跑得快极了。我们又看见一只北极熊在远处海水里游泳，想不到它游泳的本领也很了不起呢。
　　也是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乘着一只小艇，驶进了一个大白鲸群。周围起码有上百条大白鲸，每只都比我们的小艇大得多，时而一上一下露出身子，成群结队浮游着。如果被它们撞一下，小艇准会翻沉掉。看着看着，一只大白鲸直朝我们游来，游到艇身旁边，非常小心沉下水，又从另一边浮起来，慢慢游走了。我一下子悟得了人兽之间应有的正常关系。许多野兽本无伤人之意，人若不招惹它们，哪会有互相残杀的悲剧？只有在这荒凉的北冰洋边，才留下了人兽和平相处的事例，岂不太可悲了，使我这个“万物之灵”太惭愧了吗？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还想说出自己的一点体会。北冰洋夏天最可怕的动物是什么？绝对不是北极熊。
　　我们从加拿大南方，歌曲《红河谷》诞生的温尼伯起飞时，带队的加拿大朋友发给我们每人一瓶防蚊剂。我心里想，到寒冷的北冰洋边，带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用处，一下飞机就扔了。想不到在彻奇尔附近，冻土解冻后，到处都是浅浅的小水潭，真有许多蚊子呢。我敢打赌，这些蚊子绝对没有尝过人血的鲜美滋味，成群结队密密匝匝冲上来，一巴掌可以打死一大堆，真比不要命的日本神风自杀飞机还厉害。我实在招架不住，只好狼狈逃回汽车，赶快摇起车窗躲避。一摸身上，已经伤痕累累，起了一大片小红包了。北冰洋边的蚊子呀，比北极熊还厉害！毕竟北极熊没有咬我一口，它们却万分穷凶极恶，咬得我至今记忆犹新呀！
　　野外情况变化万千，不免受伤生病。弄得不好，也有“险”可言。有一次，我带队在外。随队医生忽然发现我的锁骨附近冒起一个小疙瘩，和周围几个人嘀嘀咕咕一阵，十分严肃对我说：“你必须马上回去检查，不听我的话会后悔的。”那个意思不说也明白，准是怀疑我患了癌症。大家上来一起劝说，用异样眼光看着我，好像我立刻就要死掉似的。可是正在工作紧张时，我怎么走得开，没有理他们的茬。工作稍微告一段落后，我被押回成都，立刻送进医院检查，病历上写着“CA?”。啊，原来真是怀疑我患了癌症。害得一个女生早早赶到医院门口流泪等候，还打电话给她的妈妈报告“噩耗”。我则被逼着做了胃镜，又做肠镜，受尽了酷刑，弄得死去活来。医生在我的身上遍寻癌症未得，叹了一口气对助手说：“现在什么都有假的，连癌症也有冒牌的。”也用异样眼光看着我，好像我是没事找事的混混儿一样，实在太委屈了。
　　其实，我的身体很好，什么毛病也没有。平生最爱吃肥肉、巧克力，甜点心，也不见血脂、血压有什么不正常。许多年来除了一点小感冒，三次意外的急救，几乎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那三次之一是吃饭时正说得眉飞色舞，忽然一个猪蹄子上的小骨头卡住食管。之二是吃饭讲笑话，一根鱼刺戳进嗓眼。之三是快步如飞，不看脚下，一个跟斗跌碎髌骨。上了石膏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不能动，不吃药、不敷药，专心写了两本小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此之谓也。

哇，我竟成了“苹果专家”

这是一个奇异的梦，奇异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我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读了一篇《天方夜谭》的故事。一个穷孩子在海边拾到一个奇怪的瓶子，拔开瓶塞，立刻冒出一股青烟，凝聚成一个巨人，弯下腰毕恭毕敬问我：“我的主人，您有什么吩咐？”于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一下子就变了一个样子。
　　我使劲咬了一下手指头，想验证一下是不是一个梦境。
　　不，手指头被咬疼了。这不是虚妄的梦幻，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噢，朋友们，请听我讲一下这个现代的《天方夜谭》故事吧。
　　那是1991年的夏天，我坐在成都家里，忽然接到新疆八一农学院钟俊平教授的一个电话。他在阳关外面远处的“西域”那边大声嚷道：“老刘，快到新疆来吧，研究西天山野果林问题。”
　　“你说什么？什么野果林？”我感到无限迷惑地问他。
　　“野果林，就是野生苹果林嘛。你来了，就明白了。”他简单两句解释道。
　　啊，他说的是什么？居然叫我研究一种“野···生···苹···果···林”！我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了，不禁吓了一大跳。
　　苹果？！
　　谁请我吃苹果还差不多。要叫我研究它，岂不是大白天说梦话。我连苹果品种都分不清，只知道红的青的，有的甜、有的酸，能够“研究”出什么学问？
　　我结结巴巴问他：“老兄，你别开玩笑吧？”
　　他一本正经说：“谁给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不懂苹果呀！你们是园艺专家，不能自己研究吗？”我说。
　　他生气说：“我们自己能够弄清楚，还找你干什么？”
　　这可是邪门了。园艺专家自己不研究苹果，反而拉我这个门外汉来充数，不知他的肚皮里装的是什么药。
　　说到最后，他才一五一十告诉我。原来在天山西段有许多以苹果为主的野生果树林，前苏联境内也有大面积分布。它们起源悠久，是第三纪遗留的“活化石”，也是珍贵的经济资源。这些野果林到底是怎么来的，中苏园艺学界一直没有弄清楚。有人说，这里是一个物种保护区，这些野果林一直就生存在这儿的。到底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应该彻底弄清楚。伊犁地区园艺研究所林培均所长找到他，他就举荐我了。
　　“我行吗？”我怯生生问他。
　　他说：“我说你行，你就行。别罗嗦了，赶快带夫人一起来吧！先让你玩够了再干活。”
　　我明白了，原来他看上了我这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有些乱弹琴，胆子又贼大，叫我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管他的，试一下再说。反正我不懂园艺学，说错了也不怕别人笑话。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吗？马上就带着老伴西出阳关，见识丝路风情，寻觅故人去了。
　　到了乌鲁木齐，林所长果然早就带了一台空调越野车等着我了。钟俊平也陪同，驱车游够了天池、吐鲁番、克拉玛依，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该看该玩的地方，这才慢慢进入工作区。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我心里也越来越打鼓，没有半点谱。受了别人上马金、下马银，这番要立刻绑上“刑场”了，岂有不心头上下翻腾之理？管他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多想也没有用，我就这样大大咧咧随着他们两个人往前闯，倒想要见识一下那个令人琢磨不透的野果林，到底是何等模样。
　　话虽是这样说，心里没有一点准备也是不切实际的。我暗自琢磨着，从果树本身出发，不是我的专长，不敢在孔夫子面前卖文章。可否从古土壤学、古气候学结合第四纪地质学的角度切入，施展出十八般武艺，来它一个大包围？盘算应该分析什么项目，如何观察，如何取样等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其实别人对我也是试一试，并没有非要叫我解决不可，思想也就放松了，临场“竞技状态”自然有所提高，这场球大概不会输得太难看。
　　最后游罢赛里木湖，拍够了照片，心满意足离开。汽车翻过一道分水岭，进入果子沟，这就是野果林分布区了。林培均是“老板”，初次和我打交道，不知我的深浅，自然心里着急。嘴里客客气气说：“先熟悉一下环境”，肚皮里面不消说藏着一番潜台词，巴不得我这就下手。常言道，皇天不负苦心人。又有言道，吉人自有天相。干脆说白了，是傻人有傻福。我举目朝四周一看，不由一下子乐得心里开了花。肚皮里原来拼凑的计划，一下子抛进了爪哇国。
　　看呀！野果林分布的地方，几乎到处都散布着古冰川遗迹。面前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冰碛物剖面，大小混杂，排列无序，具有一切应有的特点。连忙招呼赶快停车，仔细看了，猛拍一通照片。
　　话说回来，山中冰碛物和泥石流堆积十分相似，许多专家“翻船”，往往就是过于热情洋溢，错把泥石流堆积当成了冰碛物，留下许多叽叽喳喳的议论。对待第四纪冰川遗迹鉴定，我从来也不是李四光真传弟子那样的“豪放派”。凡眼俗胎，本领低下，属于谨小慎微的“小脚女人”一类的小人物，不敢随意乱开黄腔，不会瞧见什么就马上当成冰川遗迹，紧紧抱住不放，所以看了一眼心里还很不踏实。林钟二人见我只拍照片不说话，问我看见了什么？我有什么好说的？一句话也不敢多讲。只是两眼四处睃寻，想再多找到一些证据，才有发言的资本。
　　钢鞭铁证终于来了。车行不远，发现了一道破坏了的尾碛垅。残留一段在路边，形态宛然如故。这是一次冰川活动时，堆积在冰流末端的一种特殊地貌形态。再抬头一看，山顶下面似乎像是冰斗状的碗形凹地比比皆是。结合其他物证，这就可以试着开口说话了。
　　好呀！第四纪冰川，我终于抓住你的尾巴了。这里曾经有第四纪冰川活动，冰流蔓延在果子沟中。试问，在此以前的第三纪野果林，怎么可能生存在这里“一直不动”？三尺童子也会明白，青青苹果树决不会生长在皑皑冰川上面的。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脑筋急转弯”。不过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不硬着头皮只从一个方向攻坚作战，说穿了一个铜板也不值。可是为什么你不先想到，让我白捡了一个便宜？也算像我这样偷鸡摸狗之徒的一点小窍门。其实我有什么可以吹牛的“本事”？只不过运气好，像是牛皋一样的福将，喝了一肚皮黄汤，醉醺醺一鐗打去，也能打死一员番将，也算是狗运亨通吧。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林培均和钟俊平。他们都是聪明人、大教授，一点拨就豁然贯通，也不由兴奋起来，问我还有什么发现，可否就此作出结论？
　　话说到此，我却不敢再多说下去了。虽然我相信自己的鉴定，却还不敢立马就打包票。人在工作中，常常有主观成分，会犯“当局者迷”的错误。切不可先入为主，还是多看一下为妙。言多必失的古训，必须牢牢记住。
　　我对他们说：“再多看一下吧。这里倘有冰川活动，也不会只有一个地方。”
　　那天在果子沟耽误了行程，不能按时赶到伊宁，就在中途清水河子一个鸡毛小店歇下。钟俊平一时高兴，多点了几个菜，猛吃一顿滷肉。第二天拉肚子，只好坐飞机返回乌鲁木齐休息。我则严格奉行野外吃素不吃荤，也不吃不易洗净的蔬菜的原则，从来不受美食诱惑，有金刚不坏之身。弄得林培均误以为我是心怀慈悲的善良之辈，天天供奉我吃“洋柿子炒鸡蛋”，外加一盘豆腐。到了伊宁他的家中，我瞪着眼睛一句“谁说我不吃肉！”把他吓得一愣，那是另话不表。
　　我们到了伊宁，撇下了出门只蹬高跟鞋，上山累赘多多的老伴。她是舞蹈教练，让她去向伊犁地区歌舞团的维吾尔姑娘学跳舞，自得其乐，彻底忘记我。我和林培均就驱车直入天山深处，寻找更多的证据去也。
　　下一个目标是大西沟。这里的野果林成片分布，应该是一个重点研究地点。进沟一看，果然不虚此一行，发现有三次冰川活动的遗迹。既有各期堆积物，还有相应的三层套谷。其中一处厚约20米的晚更新世黄土下面，依次堆积厚10－12米的冰碛砾石，厚50米的早更新世的西域砾石层。据此推论，中间那层冰碛砾石就应该是中更新世的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古老冰碛一直延续分布至沟口，是本地区冰川活动到达的最低地点。是否可以初步作出结论，在此海拔高度以上，都不可能有更早的野果林残留？此线以下，虽然未见冰川活动遗迹，但是邻近冰川，气温必定也较今日低得多，似乎也不会有成片野果林分布。
　　我们钻进天山深处的乌勒肯库德沟，满眼所见的冰川活动遗迹更加丰富了。该沟上段是典型的冰川U谷，更上有积雪山地。角峰、鰭脊等冰蚀地形十分清楚，还有三级冰斗分布，和谷内的三期冰碛物相应。加以许多悬谷、鼓丘、冰坎、尾碛垅等各种各样冰川活动遗留的典型地貌景观，即使最谨慎的怀疑派，也不得不承认在第四纪时期，这里的确曾有大面积的冰川活动。我在这里划分出三次冰期，和南京大学杨怀仁先生及众多地质学家在天山中段的划分完全一致。
　　现在已经可以作出明确的结论了。第四纪期间，伊犁河谷两侧有三次冰川活动，其中中更新世最大的一次冰进，曾经下达谷底，不存在野果林生存的条件。考虑到这是一个楔形谷地，愈向东愈窄愈高，向西逐渐开放降低。可以推论现存的野果林是在第四纪冰期结束后，从中亚低地平原逐渐迁移而来的。过去中苏园艺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这里是第三纪以来的物种残存保护所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工作结束后，我非常高兴，林培均也高兴。加上钟俊平，我们共同署名发表一篇论文，在新疆获了奖，林培均获得国家津贴。他一高兴，马上封我一个研究员，弄得我也高兴得屁颠屁颠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唉，这真是瞎猫抓到死耗子，好像做梦一样，居然“骗”了一个园艺研究所的研究员来当当，心里又高兴，又很不实在。担心有一天遇着打假的执法人员，把我这个假“苹果专家”剥开画皮，弄得无地自容，那才丢尽了颜面呢。
　　故事就这样完了吗？
　　不，《天方夜谭》的故事有一千零一夜，后面还有更加稀奇古怪的下文呢。
　　不久，中哈两国召开园艺学会议，这篇论文受到哈方注意，在他们出版的专刊上，排在有关部分的头条。接着而来的，就是我和林培均应邀联袂访问哈萨克斯坦了。
　　这次外访十分荣幸，我们驱车到霍尔果斯口岸，对方一位果树研究所的所长卡尔霍加亲自带车来迎接。此人是哈国现任总理的儿时玩伴，手眼通天，一般不会青眼加人。更加想不到的是，对方海关关长麦肯先生竟也亲自为我们填写表格，来回都由他陪同，一路免检过关，似乎有了一种“VIP”的感觉，心里十分飘飘然。我也曾经过了一些国家的海关，从来也没有这样的荣幸呢。过境后，我向麦肯握手感谢告别。更加想不到的是，他却通过翻译告诉我，告别时间还早，他还要请我们到几十公里外的潘菲洛夫城，他的家里去喝一台呢。果然他丢开了公务，就和我们一起驱车到他的家里，和卡尔霍加一起不断劝酒，把我灌得醉醺醺的，连一路上的风光也没有看清楚。俄国的伏特加真厉害，豪放不羁的哈萨克人的劝酒本领不亚于咱们中国，我算是深深领教了。
　　这番礼遇唯一不和谐的“杂音”，是我酒后的一次失态。当我瞧见车窗外一片一眼望不见边的黄土地，不知怎的忽然泪流满面。发现通往国境线的一段公路突然加宽，好像是军用飞机临时起落的跑道，荒凉的戈壁滩上还有许多可疑的军用设施，全是对准咱们的国家，心中更加不是滋味。陪同我的哈国朋友连忙惊问我是何事？我忍不住真想告诉他们：“这里曾经是咱们中国的神圣国土，是你们的老沙皇趁着我们衰弱的时候抢走的。有人居然还胡说什么‘李白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因为当年他就出生在这里的碎叶城，这是他的出生地和最早户口所在地。”只是出于严格的外事活动纪律，我才强自忍住了一口恶气。当然啊，这种事应该牢牢记住，也应该彻底忘记。要记住是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努力奋发为国效劳，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永远不受外人欺侮。必须忘记是因为条约已订，不管平等不平等，就应该承认。否则冤冤相报，哪有和平友好的未来长远关系。但是人是感情动物，最大的感情应该属于祖国人民之爱。古人有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此之谓也。
　　哈国首都阿拉木图座落在一个山口的巨大洪积扇绿洲上，哈萨克语是“苹果之父”的意思。古时这里是游牧部落聚居的地方，周围有大片野生果林分布，是我们此行考察的预定对象。我们拜会了该国农科院80多岁高龄的江格也夫院士。他十分郑重对我们说：“如果联合组队考察，我们可以提供直升机和越野车队，派出一支专家队伍协助。我们说话算话，一切请你们考虑决定好了。”
　　和他们接触后，我发现他们的思路依旧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实在太专太专，专以堂堂之阵，应付正面之敌。好似孔明老是出兵祁山，不用魏延出奇兵于子午谷碰一下运气。似乎毫无孙子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会”，来一点迂回包抄之意。平时我就有些不信洋人的邪，老是提醒学生说：“人的聪明才智，决不和鼻子高度成正比”。同时还有一句话，老是教训学生说：“人的文学水平和艺术细胞，决不和后脑勺和下巴上的毛的密度和长度成正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俄国新老沙皇的扩张主义不满，特别不能忘怀帝俄时期对中国的侵略暴行。便和林培均商议，不如我们自己先看看再说。因为随行的哈方翻译懂汉语，我就用一句四川土话对老林说，“让他几爷子休息了吧”。老林也是四川老乡，自然懂得这番土话的含意。
　　第二天，我们在对方专家和翻译陪同下，进入城市背后的大阿拉木图沟，直抵源头攀登上山。这是天山西段最末尾部分，虽然峰顶仍然积满冰雪，山势却远较中国境内为低，山地结构也相对简单，我们十分容易就攀登到达较高部位，进行了相当面积的细致考察。我在这里找到和伊犁地区同样的三期冰碛物和各种各样的冰川地貌景观。其中一次较大的古冰川活动遗迹，沿沟而下一直分布到沟口。“苹果之父”的阿拉木图和邻近山区的野果林，当时自然无法生存。这里的情况和中国境内完全相同，野果林也是第四纪冰期后，由附近的中亚低地平原迁移而来的。我感到十分惊异，前苏联不乏富有经验的地质和地理学家，为什么老是单打一，只从果树本身研究，不引入其他专业共同配合工作呢？以致影响我国园艺学界也跟随“老大哥”持同一观点，几十年没有人想到召唤其他专业人员配合，实在太遗憾了。一种观点不容议论，误事误己，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白了，这是专家太“专”造成的结果。研究一个科学问题，如果能够从多学科切入，也许就能事半功倍了。我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从博士不博说起》的文章，提出如今专家太多，“博士”太少，必须引起重视的意思，引起许多青年博士俊彦慷慨激烈愤怒批评。我对他们说：“别生气吧，你们的博士头衔是学位，我说的是学识，二者概念完全不同。你们的博士学位无可怀疑，以后可以据此提升教授，学问大大的。小人自愧不如，一点也不敢妄自非议。但是也要辨证和实事求是看问题，恭请诸君扪心自问，是不是真正通晓天下一切学识，一通就百通了？在下曾经亲自考问过几位拔尖的博士生，的确深度尚稍可观，广度却大大不足。习武之道曾有言曰，‘艺多不压身’，学会十八般武艺总有用处。当今也有言道，‘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博’的基础上再求‘专’，岂不比一脑袋钻进牛角尖不出来，仅仅满足于一项‘专家’身份更好？”在下没有别的本领，常常左右联系，从一个学科领域杀到另一个领域。例如使用第四纪古气候古环境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知识，突破三星堆和许多考古学对象，以及神话、古典诗词研究等课题，无不收到奇效。这是一段闲话，在此不宜再多饶舌了。
　　这件事就这样三下五除二了结干净，对方听了我们的考察结果也满意。事后我无限感慨对老林说：“昔日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他是一个火头军。今天咱家也一箭定天山，我也是火头军”。是啊，由于我不属于　　“单位”里任何权贵“线上”的人，加上从来就闭不了嘴巴管不住脚，又从不低头认错。在“本单位”从来无糖可吃，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火头军。谁不相信，就请到我的“单位”去调查一下便知端的。
　　在阿拉木图的日子里，我们深刻体会到哈国有关方面对我们的器重。高规格的通过海关和接待，在插着两国国旗的屋子里会谈。给我们配的两个翻译之一，居然是驻国民党政府的前苏联大使馆的最后一位翻译，也是驻新中国的大使馆第一位翻译，格·阿·拉梁诺夫老先生，80多岁了，还出山工作，令我们十分感动。他们的“高规格”还表现在告别宴会上，端上一大桌牛肉、羊肉、马肉、骆驼肉。使我这个连羊肉串也不吃的人，只好假装斯文，几乎不动餐具了。最后告别时，他们又设法请外交部在我的一次性签证上，加盖一个图章，写上几句批文，通知莫斯科海关，特别允许我利用这个一次性签证，去了西欧再次返回哈萨克斯坦访问交流，也使我感动异常。
　　这里工作结束后，为什么要经过莫斯科？因为荷兰和瑞士有关园艺研究单位，还邀请我们“顺道”访问。我又在别的地方扮演了一回冒牌“园艺学家”。一次在荷兰一个研究所访问时，由于我不熟悉园艺学专有拉丁名词，差一些儿在一个果园现场卡了壳，好不容易才打马虎眼混过去。到了日内瓦是法语区，干脆请一位好友，当地东方文化学院的江晴美女士担任翻译，自己就装哑巴了。假的就是假的，来不得半点伪装。这是我的另一点认识，也必须总结出来，老老实实写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得意吹嘘的。
　　我的这个《天方夜谭》故事讲完了，这场闹剧收场了。收获不小，印象深刻，教训也是多多的。感谢上苍，爱护众生，特别是我这个无知又胆大妄为的浑小子。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