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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戏团到了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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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兄弟俩到了马戏团的场地，发现马戏团还没有来，辽阔的草地上空荡荡的，没有帐篷，没有穿着亮晶晶的紧身衣的少女们，没有大象和畸形动物，也没有镇上传说的关于马戏团的其他东西。七岁的亚伦很失望，从心底里发出—声悲叹：“也许不会来啦!”
十二岁的爱迪冷静地回答：“广告上说是星期六，对不对?别傻啦。”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咱们早来很好，咱们准能找到工作，懂吗?先来的先雇用。”
“他们会不会要我，爱迪?”
受迪真想这么回答：“你这个傻瓜，这问题你要问多少遍?我怎么知道?”可是他自己也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就改口说，“我会替你找到工作的，你让我来提好了。”
“准保有小丑吗?”
“总是有小丑的。”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没错儿，”爱迪从袋里掏出童子军小刀，打开一叶刀片，“咱们来玩‘割地皮’吧。可以消磨时间。”
“我最想看的是小丑，”亚伦嘟脓着说，“小丑和可以打出人来的大炮。要是不来，才叫人难受呢。”
他们盘腿坐在草地上玩起来。虽有点风，但天气很好；太阳已经很暖和了，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犁过的土地、刚割下来的干草和各种野花所散发出来的香味。
除了身长和体重不同以外，兄弟俩的外貌很相象，两人都是亚麻色的头发，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瘦削、清秀的脸，两人的身体都瘦长、结实。他们的衣着更显出他们是同胞兄弟：同样是褪了色、穿旧补过的斜纹布裤，短袖棉布衬衫，颜色虽然不同，剪裁却完全一样，同样的运动鞋，边儿都磨破了，用胶布补着。他们一边玩着游戏，一边谈着马戏团——心里却暗暗地担忧。爱迪从来没看到过大马戏团，亚伦压根儿没看到过马戏团，他俩心里都存在着一个大问题：这个马戏团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们住在印第安纳农业区中心的一个小村子里。马戏团难得几年来一次，这天正是马戏团老板认为值得来一次的“演出日”。宣传这个为时一天的大场面的招贴画刚刚贴出，两个孩子马上奔到他们的母亲那儿，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象往常一样，先听他们讲，然后也象往常一样，回答他们说：“对不起，孩子，两张票要花一元二角钱，我可没这份儿钱买票。”孩子们从来不争论。自从三年前他们的父亲遗弃了他们以后，这些“不行”和“对不起”的字眼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撵不走也赶不掉。
但是紧接着这次谈话之后，爱迪从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那儿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要是你去得早，要是你帮着提水，帮着安排座位，或者帮着做点其他工作，你就可以免费进去看戏。因此，在七点四十分，这两个叫坎贝尔的兄弟就到了这儿，还带了两片用纸袋包着的花生酱三明治，哥儿俩都渴望能找到工作。可是他们的工作还没找到，他们却有很多理由为自己担心。亚伦担心的是人家会不会要一个七岁大的孩子干活，爱迪担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在母亲出去做工的日子，他负责照看弟弟。这次，母亲答应他们出来是有条件的，要他答应决不离开弟弟。他答应了——可是他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人家只肯雇他一个人，因此他得作出抉择，看马戏呢，还是照顾弟弟。放弃马戏是不能设想的，可是，如果放任亚伦自个儿打发这一天，让他独自走一英里多路回家，那就是说要挨一顿痛打和没有晚饭吃。这样，爱迪一边玩着“割地皮”游戏，一边担忧着。无论他怎样决定，都免不了倒霉。
从八点钟到八点半，到九点。来到广场上的孩子越来越多。坎贝尔兄弟停止了游戏，象两个身在敌国的间谍似的兜着圈子。他们盘问每一个新到的孩子是买票进去呢，还是干活儿免费进去。想干活进去的孩子已经很多。他们估量着每一个新到的竞争者的年龄、体力以及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可能的竞争。
到了十点半，头一批堂皇的先驱队终于到了，轰隆轰隆的拖拉机拖着一列拖车。这些高大的拖车都漆成红色，两旁标着“蓓雷兄弟马戏团”的白色大字。—阵响亮的、欢腾的呼声从那群等待着的孩子的喉咙里爆发出来，他们穿过草地飞奔而来，嘴里高喊；“我愿意干活儿……雇我吧……我力气大。”没人雇他们，也没人理他们，除了有时有人吆喝：“当心……注意……往后站。”拖车越到越多，散布在广场各处，随后又驶来几辆旅行汽车，从车里跳下一伙穿着工装裤韵斜纹布裤的人，一下车就忙得不可开交。有些人把拖车两侧的车板放下来，露出几大插帆布和一些又粗又大、五颜六色的长杆；另有些人爬到拖拉机上，开动起重机和打桩机。
坎贝尔兄弟跟其他孩子一样，急煎煎地从一个忙碌的场所奔到另一个场所，用微弱的童音急切地叫喊：“你们要人帮忙吗?……你们要我干活吗?……你们要雇孩子吗?”他们被人挥手赶走或喝退，这些人倒不是不和善，而是已经误了时刻，这会儿正忙得厉害。拖车和人越到越多——跟着来了一队奇形怪状、动作迟缓的大象，共十四头，摇摇摆摆地走来，每一头象用鼻子卷着前面一头象的尾巴——接着帆布打开了、铺在地上，甚至有几头象也用鼻子来帮着拉拽——这时小哥儿俩的心里失望极了。亚伦叫道：“他们不会要我们干活儿的，你瞧，全是谣言。”爱迪很想劝他安心，但他自己先安不下心来，因此不能给他弟弟什么安慰。广场上这么忙，要做的工作这么多，却放着他们这些有用的孩子一个也不雇，在他们看来这实在太莫名其妙，也太可恶了。
拖拉机依旧隆隆开走，拉回更多的拖车和人。不一会儿，这块广场已成为小孩子们的危险地带。小哥儿俩一再受到大声警告，叫他们走开。他俩闷闷不乐，一声不响，只好缩到一个冷静的角落里，那些不干活的象也都排成队并排站在那儿。他们在那儿遇到了其他孩子，互相交谈之后，知道谁也没被雇用。他俩坐下来，瞅着大象，瞅着广场上的忙碌景象，心里越来越忧郁了。
“我早就对你说了，”隔了一会亚伦喃喃地说，“他们不雇孩子。咱们回家吧。”
“回家？回家干吗？这儿比家里好玩多啦。”
“不，不好玩，咱们要是看不到马戏，就不好玩。”
“咱们不是看鬼大象了吗?你干吗不看大象呢?”
“我看腻啦。我想看小丑。要是看不到小丑，我就不要呆在这儿。”
“呃，你不能回家，你要回家，我就给你一个耳光。”
亚伦尖叫起来：“你不敢揍我。我会告诉妈妈。”
“呵，听着，不要小孩子气了。我不会揍你。可是你回去干什么?这儿更好玩呢。这儿不是还有时间找到活儿子吗?”
“我想看小丑，”亚伦嘟哝着说。
到了十一点。他们打开纸袋，把两块花生酱三明治狼吞虎咽地吃了。现在有更多的孩子跟他们一起坐在广场边，中间也杂着几个成年人。有种种流言，说什么马戏团到得晚了，下午演不成戏，因此一个孩子也不雇。可是紧跟着的是一个刚好相反的说法；为了要在下午演出，需要更多的人帮忙干活。每一个愿意干活的人将在十二点雇用，除了一张免费戏票外，还给一块钱。“你瞧，”爱迪得意地嚷道，“我叫你等着的。”亚伦听了也兴奋起来。可是到了十二点钟依旧没有人被雇用，他又吵着要回家了。
不久，一座高大的帐篷在广场的一角搭了起来，据说是马戏团人员的厨房，还说需要一些孩子去帮忙安排桌子和长凳。可是没有人来雇他们，几个比较年长的孩子走过去询问，立刻被赶开了。关动物的帐篷搭好了，帆布的围墙在风中不住地舞动，随后杂耍帐篷也搭了起来。最后，到了一点钟，高大的大帐篷支了起来，这确是个动人的场面，所有的旁观者都吆喊起来——可是这几没有工作给坎贝尔哥儿俩或其他孩子们做。场上只有一种惨淡的景象：几个马戏团工作人员跑来，沿着场边隔一定距离打上一些桩子。他们捶进木桩，套上绳索，又走开了。
小哥儿俩坐在地上，身子紧挨着身子，默默地一声不吭。三个星期来，他们一心向往着这个光辉灿烂的日子。谁知到了这一天，却变得这样痛苦。又等了半个钟头，一个坐在他们身旁的孩子站了起来，大声说他想去看看那个杂耍场是不是开放了，允许买票的人进去。他俩转过身来，象瞅着敌人似的瞅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随后转回身来，又凄凉又悲哀地互相凝视着，每个人开始在他年轻的生命里第一次了解到金钱的无穷的、可怕的魔力。
接着他们全都被雇用了。在他们面前，突然站出来一个高大的、满面笑容的家伙，穿着一套脏稀稀的蓝哔叽服装，一条鲜艳的领带在风中微微飘动，一顶巴拿马草帽斜顶在他秃脑袋的后脑勺上。他把两个指头插在嘴里，尖声打了个唿哨，看见一长排孩子发愣的神情，就哈哈笑起采，随后高声喊道：“你们这些孩子有谁要看马戏的吗?”大约有八十个孩子从五岁到十六岁，一齐跳起来，异口同声地叫嚷说要看。那个家伙笑了，又尖声打着唿哨要他们静下来，然后说：“我想你们是要看的。来，靠拢点。”孩子们钻过绳子，围住了他。他忽然指着亚伦说：“你，小于——你几岁啦?”
亚伦结巴着，很快撒了个谎：“八岁。”
“很好。我只要知道你过了两岁就成，我们是不用两岁以下的孩子的。”
孩子们发出一阵赞赏的笑声。那个家伙跟着他们一起笑，随后突然严肃起来，迅速地打着唿哨要他们安静。他现在用略有点严厉的目光盯住他们的脸，但他薄薄的大嘴的角上还带着一丝笑意。“好好听我讲，孩子们，不再说笑话了。”他举起一张褐色的纸片，“到了开演的时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这样的戏票，你们可以免费进去看戏。要你们干的活儿，就是帮着拉几根绳子，因为今天刮风。随后你们帮着安排座位。你们工作也许一个钟头，也许一个半。”他又指着亚伦，“谁都不指望你的力气跟大孩子一样大。要是你们全是大孩子，对我说来当然更好，可你们不是。不过只要你好好干活，你也可以拿到一张戏票。”
“我愿意干。”亚伦热烈地叫道。
“我愿意干。”一个五岁的孩子响应着。
“很好。你们这些孩子今天运气真好，非常好。别的时候我们跟火车联络得好，动手得早，我们只要二三十个孩子就够了。可是今天我们来晚了，所有的孩子我们都要。”孩子们欢呼起来，他顿了一顿，又接着说；“可是你们听我讲。公事公办。什么样的把戏我都知道。我在马戏团呆了十六年，可是督促孩子倒有九年了。我的名字叫‘督促员’。你们有什么事要问，就叫‘督促员’。有些孩子只工作二十分钟，就去躲到帐篷下面，随后来向我要票，可他们拿不到。还有些孩子不规距，不到开演时间就想离开。他们也拿不到票。也有些孩子根本不在这儿，可是两个钟头以后也来要票，说是跟你们一样干了活。可惜他们不知道我的为人。公事公办。我不会自给戏票的。你们知道我干吗当督促员?因为我记得面孔。我刚才仔细瞅着你们每个人的面孔，谁也不能说他在这儿干了活，除非我的两只眼睛在这儿亲眼看到了他。你们明白吗?”
孩子们喊着说他们明白了，并且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来，”督促员咧着嘴微笑着，眺眺蹦蹦地向关动物的帐篷那儿跑去。坎贝尔兄弟俩眼里闪着得意和喜悦的光芒，紧紧跟着那群奔跑着的孩子。他们跑到约莫四十码以外的那个帐篷时，督促员的胸脯一起一伏，气喘吁吁，汗珠不断从他的两边太阳穴滚下来，顺着肥胖的两颊直淌。他兴高采烈地笑着说：“我知道我自己不能跑……跟你们孩子那样。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实在到得太晚了。昨儿晚上下大雨呢……”他伸出又短又粗的食指朝他们指划着，忽然高声叫起来，“你们知道吗?今天下午演不成戏啦，除非你们把活儿干得又快又卖力。我要你们加倍努力。”他把两个指头插在嘴里，尖声打了个唿哨。叫道：“拉里，叫你管着绳子，你人到哪儿去了?”
一个比较年轻的人，脸也没刮，头发乱蓬蓬的，穿着污秽的卡其工装裤，从关动物的帐篷里跑了出来。督促员责备地指着飘动着的帆布，怒冲冲地问：“你要它吹下来吗?我叫你先拉绳子的。”
“不能什么都干呵，”他气呼呼地回答说，“是乔叫我去给那些羚羊铺草的。”
“那个乔怎么啦，跟羚羊结婚了?我不会感到奇怪的。快把这些绳子扎紧，-别等风把帐篷吹倒。你们这几个孩子，”
他伸出两臂，对包括坎贝尔兄弟在内的六个孩子作个手势。
“你们跟我的朋友拉里在一起。听他吩咐。”
“等一等，留几个大一些的可以吗?”拉里很不高兴地问，这一群孩子中间只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体比较结实，其余五个年纪都很小，“留几个有力气的好吗?”
“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帐篷，我还得把那些个椅子搬进去呢。你以为五千把椅子会自个儿生脚走进去吗?”他转身向这几个孩子说，“你们在这儿干完活儿，马上到大帐篷里来。我给你们戏票……来，孩子们。”督促员跑着走了，其余的孩子跑步跟在他后面。
“呵，呵，”亚伦异常骄傲地低声对他的哥哥说：“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不算小。”
“现在加油干吧，”爱迪忠告说，“咱们得干在别人前头呢。”
拉里又是尖刻又是幽默地说：“好吧，你们这些个苦力，三个一边，站在绳子两边，最小的孩子靠近我。”一群孩子站好位置，热切地攥紧粗重的绳索。拉里弯腰俯在低低的木桩上，熟练地解开一条一端系着帐篷、另一端拴在桩上的绳索的结子。他用绳子在桩上打了个活结，用两手攥着。“好，拉！”孩子们用力拉，拉里也使劲一抽，“拉！”他们又拉着，眼看帐篷慢慢绷紧了。“使劲拉！拉住！”他迅速在桩上套好绳子，打了个结，又走向另一个木桩。他们等着他解结的时候，亚伦兴奋地悄声对身旁的爱迪说：“问问他戏里有没有会玩把戏的狗。”
“嘘！咱们别去麻烦他。”
命令来了。 “拉！”他们拉着，“拉！……使紧拉！……拉住！”
他们从第二根木桩走到第三根，到第四根，到第五根。很快地，哥儿俩对他们所干的活儿失掉了兴趣。使劲拉一条粗麻绳，帐篷又给风刮得直飘荡，这是很吃力的重活。绳子经日晒雨打多年了。麻刺儿刺痛着、磨擦着他们的皮肉。隔不多久，他们娇嫩的手掌都磨破了。亚伦的胳膊开始沉重起来，手指也发疼了。一长溜双排木桩望过去看不到头。而拉里的命令又下个不停：“拉！拉！使劲拉！”
“我手疼！”亚伦忽然叫了起来。
“在手上吐点儿唾沫，”拉里劝他说，“别让手发烧。”
孩子们都在掌心上吐了唾沫，然后鼓起劲儿来继续干，可是这种劲儿也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发现在手掌上吐唾沫并不顶事。皮肉在继续发红，而且越来越疼，他们拉的时候就不象以前那么有力，花在每一条绳上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把身子倚着绳子，”拉里开始说，“使劲拉，知道吗?”
他们埋头在一大堆绳索和木桩中间，他们呼吸急促起来，眼睛不住地眨巴着，因为咸汗珠不断流进他们的眼角。他们的两腿因为用力过度，在索索发抖。他们只习惯于做剧烈游戏，但并不习惯于做劳苦工作的年轻娇嫩的身体渴望着休息。“拉！使劲拉！”
爱迪•坎贝尔，又喘又累，开始焦急起来。他因为自己感到疲乏，所以更为他的弟弟担忧。亚伦要是停止工作，就会马上给开除掉。要是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他将怎么办呢?尽管他很怕拉里，他却突然勇敢地问道，“先生，咱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拉里伸直身子，同情地笑了一声，说：“才干了一半呢，孩子。”
他们中间那个十五岁孩子在他粗大的掌心里吐了口唾沫，骄傲地说：“我不累。”
“呃，你不累，我可累呢，”拉里对他说，“好，就休息一下吧。”他仰起头来，凝视着蓝色的晴空，笑着说：“在马戏闭工作的人，都应该先检查一下脑袋。我讨厌这刮风天，宁可下雨，可别刮风。”
“你觉得怎么样?”爱迪焦急地低声问他的弟弟。
“我累极啦。”亚伦承认说。
“我也累了，可是你不会停下来不干吧?”
“哦，不会的，我要瞧小丑呢。”
“这才是个好孩子。”
“你的手疼吗，爱迪?我的手疼得厉害。手都起泡了，你瞧。”
“我的手也疼，可是你不会停下来不干吧?咱们已经干了一半啦。”
“哦，不，我不会停下来的。”
另外一个孩子问： “先生，您知道现在几点钟啦?”
“两点过一点儿。咱们干吧，孩子们。”
“戏在两点半开演，是不是?”
“这个季节从来没这么早开演过。我想总得在四点开演。”
“那么，您可知道我们可以去瞧杂耍吗，瞧瞧那些畸形动物什么的?”亚伦迫切地问，“我们的戏票是不是也包括这个?”
“我不知道，我不是管这个鬼马戏团的，”拉里尖刻地回答说，“来，拉吧，拉!使劲拉!”
他们继续工作着，亚伦先是累，后是乏，最后是筋疲力竭，浑身疼痛。他听到爱迪喘着气低声鼓励他说：“加油，弟弟，只剩几根啦，弟弟。”可是他已没有力气回答。他发现自尊心和欲望都对付不了发烧的手和沉重的胳膊。他停下来不干了，
“呵，干下去吧，”爱迪急切地恳求说，“我求你。”
“我干不了。”
“你还是坐下来吧，”拉里气哼哼地说，“反正你也干不了什么活儿。”
“你会拿不着戏票的，亚伦，”他的哥哥绝望地叫道，“请您让他干下去吧，先生。”
“呵，甭说啦，要是你担忧的是票子，就甭去想它好了，”拉里说，“你以为我会去报告吗?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啦?”他又对亚伦说：“你跟咱们一起行动，这样督促员就看不出来。来，拉吧，孩子。”
“呵，谢谢您。”爱迪叫道。
“拉！使劲拉!”
高大的帐篷终于牢了，所有的绳索都已扎紧，帆布也不再怕风吹了。“天哪，”拉里说，“好了，牢了。”他瞅着那些孩子，轻声地吃吃笑着。那个十五岁孩子还好，可是其余的孩子都跟亚伦一样，已经筋疲力竭。所有的孩子，包活爱迪在内，手上都起了泡，“起泡了，是不是?”拉里说，歪着嘴笑了笑，“好吧，跑到督促员那儿去要票吧，我想你们的工作是值这么一张戏票的。”
“我不累，”那个十五岁孩子夸口说，“我是干惯重活的。”
“很好，孩子。”
“谢谢您，先生，”爱迪嘟哝着说，“我是指我的弟弟说的。”
拉里伸出手来，轻轻地戳了下他的肋骨：“改天你得同样地帮助我呵。”
亚伦问；“我们可以在哪儿找点水喝吗?我渴极啦。”
“看见那边那个小帐篷吗?那儿有个水壶。要是看见有啤酒，打个唿哨通知我。”拉里咧嘴笑着，回到关动物的帐篷里去了。
孩子们缓步穿过广场，心中荡漾着工作胜利完成后的喜悦。他们互相比着水泡，都假装说自己只有一点点累。亚伦悄悄地对他哥哥说：“我干得不坏，是不是？”
“你当然干得不坏。”
“我本来不会停下来的，可是我的手疼极啦。”
“你干得顶好，你干得呱呱叫。”
“你累吗?”
“唔，有点儿累。”
水是温热的，带着点帆布味，但他们都愉快地畅饮着。随后他们的精神好象恢复了一点，就用比较促的步伐向大帐篷走去。
“我希望你问问他有没有狗，”亚伦说，“除了小丑，我还要看狗爬着梯子什么的。我希望他们有狗。”
“我等会儿问督促员，”爱迪回答说，“他知道的。”
他们在大帐篷附近找到了督促员。他正站在一辆拖车前面，指挥着一长溜奔跑着的孩子搬运椅子。他们一齐走到他跟前，由那个十五岁孩子带头。他说：“督促员，我们来了，我们把绳子都扎好了。你有戏票给我们吗?”
“当然有，”督促员兴高采烈地回答说，“现在只要搬几把椅子，搬到里面去，两个人一组。”
爱迪微弱的声音说：“你是说我们还得干活吗?”
“咱们不是还得把这些椅子搬进去吗?”督促员笑嘻嘻地回答，“没有座位演不成戏哟。还只有搬进去一半呢。搬吧，椅子不重。”
“你刚才答应给我们戏票的，”那个十五岁孩子气忿忿地责问道，“你干吗不给我们呢?”
“瞧，”督促员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你甭管我的事儿。我的工作是把这些个椅子搬进去。可是天刮风，咱们得拉些绳子，那有什么办法?多做点事儿不会累坏你们的。我的工作就是搬椅子。怎么，你们就这样懒惰，不愿意搬几把椅子吗?好，到底搬不搬——搬呢，还是不搬?”
“好，搬吧，”大孩子嘟哝着说。
“很好，再找个人一块儿加入到队伍里去。过来，你们这两个黄头发的孩子，是兄弟吗，快点干。”
“我们累了，”爱迪说，“累极了。”
督促员掠了掠头发。“稍微累点儿是累不坏你们的。你们不是来干活的吗?”他推他们一下，把他们推进了拖车前的队伍里，“马戏再等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就开演啦。”
亚伦用带哭的声音对他的哥哥说：“我一点儿活也不能干啦，爱迪，我累极啦，我的手疼得厉害。”
“可是只有一刻钟啦，他说椅子不重。”
“我什么也干不了啦，爱迪。”
“呃，听我说，”爱迪绝望地低声说，“你就装个样儿，可以吗?我一个人来搬椅子，你在另一头扶着，装个样儿。”
“呃……也许可以。”
“搬呀，”督促员兴高采烈地叫道，“把椅子搬进去，外边有一大群人在等着看戏呢。”
椅子平放着一叠叠堆在拖车里。全是木头折椅，三把一捆，用带子绑着。一个淌着汗的马戏团工人站在拖车上，迅速地把那些椅子一把把往下递给一个十六岁的强壮孩子，那个孩子又把椅子转递给两个一组的孩子。每一组孩子在督促员兴高采烈声音的鞭策下，飞快地向那个约在二十码以外的大帐篷奔去。
“咱们要加快点速度。今天实在太迟了。你们不是要看马戏吗，孩子们?来，你们哥儿俩，轮到你们了，快拿一把椅子。”
爱迪双手握着椅子，亚伦用疲倦的胳膊把椅子的另一端尽力往上抬着。他们喘着气向大帐篷奔去，帐篷里人来人往，忙成一团。各种新奇的器械正往帐篷顶上拉，人们叫喊着，椅子乒乓地响着，一群穿制服的乐队舞台上调音，发出一阵不成调的声音。一个声音叫道；“喂，别呆在那儿——把这些个椅子搬过来，孩子们。”他俩按用一个助理督促员的指示，奔向一排排逐渐高起的木台。他们爬上木台，差不多一直爬到顶上，看见有一些人正在安排座位。他们放下椅子，爬下木台，闪过一组组上来的孩子，躲开一辆拖拉机。爱迪说：“慢点儿走，咱们在回去的路上歇一会儿。”池们刚放慢脚步，助理督促员的声音象鞭子一样向他们抽来：“嘿，你们这两个孩子，你们是干活呢，还是磨洋工?这儿不准有人磨洋工。”他们又奔跑起来。
刚才是一大堆绳索和木桩，观在是堆得山样高的折椅。一辆拖车空了，另一辆又接上来。这工作倒不象拉绳那么费劲，因为他们总可以在回来的路上稍稍歇一下，可是他们反而感到受不住，因为他们实在累得太乏了。亚伦老是要坐下来，说他非歇一下子不可——爱迪老是向他恳求着。“你一坐下来，就会给开除的。瞧，是我一个人在搬椅子呢。你不是想看滑稽的小丑吗?是不是，亚伦？”但他自己不一会儿也跟他弟弟一样筋疲力竭了。他们俩的脸都由于过度疲劳变得灰白，淡黄色的头发好象在水里浸过一样。
逼着他们干活的是督促员。他们恨他，这很管用，他们不能掩住耳朵不听他的话，这也很管用。“你们瞧见那个家伙吗?他想不干活拿到戏票。他说他累了。嘿，这不是太糟糕了吗?他要干活，可是不肯少许累一点儿。好，你走吧，小子。你索性走开好了。你可甭想在我这儿拿到戏票。你们这些孩子，现在听我说，马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只要再等十分，十五分，或者二十分钟。要是你们想看戏，就快搬椅子，现在只剩下半车椅子啦。多干一点活儿不会累坏你们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哈哈。你们搬椅子，我来督促，哈哈，世界就是这样的。快搬吧，孩子们。”
爱迪祷告着。他向亲爱的上帝祷告，千万别让亚伦停止工作，并且让自己坚持下去。他祷告着，希望经过这样的辛苦：工作之后，再不会有什么东西来阻挡他们，使他们看不到戏。
等到最后一辆拖车搬空，最后一把椅子排好的时候。已经是四点过五分了。大帐篷里面，铺着木屑的场子已经打扫干净，乐队已开始奏乐。孩子们排队站在督促员前面，等着他发戏票。那些年长的孩子用疲乏的声音得意地说：“瞧咱们今天可干了不少活，嘿?……我真想跟马戏团一块儿旅行呢。”那些年幼的孩子一声不响地站着，乏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可是他们也同样感到最后的胜利和自豪。督促员仍用兴高采烈的声调说：“你们这些孩子要是在今儿晚上十点半钟再来，把这些个椅子搬出去，我们就给你们一大把钱，大大的一把钱。好，孩子们，象我刚才说的，你们现在进去好好看戏吧，你们决不会看过这么好的马戏。”
象做梦似的，小哥儿俩走进了大帐篷，助理督促员说：“干活的孩子上那边去。”他们走到指定地点，找着了座位，并排坐下，两眼迷迷糊糊的，身子缩成一团。帐篷慢慢坐满了，乐队响亮地奏着乐，聚光灯照在铺着木屑的场子上。亚伦喃喃地说：“小丑、狗、大炮，它们全是我挺想看的。”
“还有大秋千，”爰迪喃喃地回答说。
他们不再说话，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他们眨巳着眼睛躲避灯光，让自己疲乏的身体在阳光灿烂的温暖帐篷中松驰一下。现在乐队的声音开始低下去，一个报告员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但他俩谁也没听清他说些什么。乐队又响起来，几个印度舞女从两边跑出来。她们转着圈，转了很久，胳膊挥动着，象蠕动着的蛇。大象出来了，他们使劲想看它们干的那些玩意儿，可是他们早巳看见过大象，而三个场子上的动作都好象混杂在一起似的。不一会儿，哥儿俩把头耷拉在柔软的脖子上，互相倚傍着，呼呼地睡着了。
督促员说：“瞧他们这些孩子，决不会错的。我敢打睹那儿至少有五个孩子在睡觉，至少有十个孩子不知道他们看的是什么。”
助理督促员说：“你今天也实在催得太凶啦。咱们来晚了。”
“我催他们?风又不是我刮起来的。我有我的工作要完成，对不对?他们渴望看戏，就求着你给活儿干。”
“真他妈的，咱们还得赶演日戏。想不到观众倒真不少。”
“瞧他们，”督促员说，“这些可怜的孩子。”
孩子们给一声炮响惊醒过来，吃惊地拾起头来，象做梦似的，他们看见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从炮口里射出来，射得很高很高，随后翻个了跟头，笔直地落到网里。周围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接着四面的观众都站起来，开始回家。
戏已经演完，坎贝尔哥儿俩没什么可看的，也只好回家。他们悄悄地哭着，所以谁也没注意到他们。
旋咸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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