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原创｜文集｜作家

　　延安的夏天是美丽的，春季的风沙停歇了，黄土高原变绿了。“红格丹丹太阳，蓝格丹丹天；绿格莹莹山上，开遍山丹丹；乌格青青宝塔，清格朗朗水，岸畔畔歌声传罗三边。”在这美丽的季节，每当夕阳西下，特别是周六的傍晚，歌声、琴声、欢笑声，即使传不了“三边”那么远，也会在延河两岸久久荡漾，悠悠回转。这时，在这些欢声笑语、游戏、散步的人群里，常常有一位文雅、端庄的中年妇女和一位壮壮实实的男同志带着一群蹦蹦跳跳的娃娃，或涉延河水，或爬宝塔山，或在枣园、杨家岭散步、闲谈。他们便是已被全党同志尊称为大姐的蔡畅同志和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及他们抚育的儿女们。
　　蔡大姐和富春同志只有一个在法国出生的女儿，因为奔波革命，戎马倥偬，一直未带在身边。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流落在白区的烈士遗孤们辗转来到了延安，蔡畅大姐以深厚的革命情谊，火热的慈母之心，陆续收养了他们。最先来到的有她哥哥——同毛泽东共创“新民学会”，曾担任过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领导职务，1931年被反动派将四肢钉在墙上，用刺刀戳死的蔡和森的孩子；有鲁迅先生在《铲共大观》中提到的，头颅被挂在长沙司门口示众的“共产党魁”郭亮的儿子；还有共青团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儿子；父母都为烈士的“游击队之子”……
　　1938年，蔡大姐去苏联学习、治病，顺便把他们带到列宁的故乡，送进莫斯科郊外、共产国际创办的国际儿童院。从苏联回来后，她又张开母亲的胸怀，拥抱了一个又一个怀揣父亲遗诗，手捧母亲书信，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延安的孤儿。看，那总是走在前边，带着一身虎气的高个男娃，就是烈士刘伯坚的长子刘虎生；那像春燕一样活泼伶俐的女娃，是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那蹦蹦跳跳的“小不点”是苏云的弟弟；那个被苏云姐弟喊做哥哥、被虎生叫弟弟、显得斯斯文文的男娃叫李鹏，他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烈士的儿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我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外甥……
　　这些孩子年纪不大，却都有一段不凡、也可说是奇特的经历。
　　             
　　得虎命 增虎气
　　
　　刘虎生的爸爸刘伯坚，四川人，同乡友赵世炎、聂荣臻、邓小平等先后赴法勤工俭学，曾任旅欧党支部书记，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到苏区，任中革军委秘书长。1935年长征开始，他同陈毅等同志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一次为掩护突围部队，身负重伤被俘。在狱中，他拒绝一切劝降，经历严刑拷打之后，仍镇定赋诗、著文，写下一封封给爱妻和兄嫂的遗嘱：“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而他“一死以殉主义”。在他移狱赴刑时，昂首唱诵绝命诗：
 
    戴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戴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
　　
　　1935年，刘伯坚就义后不久夫人王叔振也牺牲了。他们的三个儿子成了孤儿。“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经过精心探访、周密安排，将该上小学的虎生送到了延安。蔡妈妈最先来看望他，他的爸爸刘伯坚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看到长得虎头虎脑的虎生，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亲切地说：“这伢子，像你爸爸，一身虎气，真是个虎伢子哩！”
　　这虎伢子到延安不久就病倒了。蔡妈妈送他到中央医院，吃药打针。他高烧不退，蔡妈妈就用湿毛巾敷到他的头上，坐在他的病床边不停地摸他的脉搏。护士几次过来催蔡妈妈回家休息，她说，孩子不退烧，我回去也睡不着。夜深了，在幽暗的灯光下，蔡妈妈注视着躺在她面前这可爱又可怜的烈士遗孤，这棱角分明、白皙的脸庞，好像又见到了他父亲刘伯坚的面容……
　　当年，以蔡家老少为主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大军”，登岸法兰西不足一年，便迎来了以刘伯坚、赵世炎等为首的另一批四川“大军”，他们一见如故，不久又加入了从德国转道而来的周恩来等。他们很快拧成了一股绳，酝酿成立了少年共产党，创办了《赤光》报。邓小平刻蜡版，李富春搞发行，蔡和森、刘伯坚、赵世炎、周恩来等笔杆子，常常在幽暗的灯光下埋头写稿，切磋、探讨。他们文笔犀利，见解精辟，蔡畅很敬佩他们。她打工下班后也常常跑到巴黎市意大利广场这家咖啡馆的楼上的《赤光》报小屋里帮忙工作，随时讨教。就在这里，在这些哥哥们的关爱下，她同李富春相爱并结为伴侣。
　　也是在这里，在一个夜晚幽暗的灯光下，刘伯坚、赵世炎同她促膝相谈，介绍她成为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第一批新党员。她还觉得自己不满20岁，同这些哥哥们相比，有很大差距。
　　刘伯坚学着平时蔡和森喊她乳名呼了声“毛妹子”！鼓励她说：年纪轻轻，可你们新民学会给你的一致评价是“颇强固”呢；在湖南家乡你就组织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不仅带出来了六名女同学，还带出来了50岁的老母亲和嫂嫂向警予。被上海《时代》报刊评为“中华女界的创举”呢。
　　1922年夏夜，在一间法兰西小屋的灯光下、红旗前，她紧随两位入党介绍人举手宣誓……
　　可是，这带她宣誓的人，如同她崇敬、爱戴的哥嫂一样，竟用他们满腔的热血染红了永不褪色的红旗……
　　今天，面对他们曾寄予期望“继承遗志”的下一代，能不守望他们快快健康成长嘛！
　　蔡妈妈在病床前守望着虎生至黎明，可他仍不退烧。她急得没吃早饭，就请来了傅院长和马海德医生，因为那时没有适当的医疗设备，两位医学专家凭经验诊断，虎生可能是得了血液方面的疾病，需要输血。蔡妈妈伸出了自己的手臂。医生微笑着摇头，蔡妈妈说：“他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全部热血，我为他们的孩子献一点儿血还不可以吗？”大家一致摇头。护士急忙跑出去请来了蔡妈妈的警卫员，随后，警卫班的战士列队赶来。刘虎生很快输进了战士们的鲜血，慢慢退烧，恢复了健康。他出院后，注意锻炼身体，学习爸爸当年自练拳术、武功。有时还到学校厨房去借两个水桶，到延河去灌满水，模仿爸爸当年两手各提一桶水，嘴巴还叼着一桶水的样子，快速跑百步，锻炼自己的意志。
　　学校老厨师曾笑着说：虎伢子，蔡妈妈给了你虎命，你真增了虎气哩！
　　　　　　　　　
　　最最幸福的十二天
　　
　　项苏云姐弟来延安时还不是烈士的遗孤，但是他们比遗孤还孤。苏云于1931年在上海出生时，爸爸项英早于半年前受周恩来派遣，由上海赶到苏区，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苏云不满两岁，妈妈也要从上海到苏区，将她送到陶行知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陶行知为其取名苏云，意为从江苏天空飘来的云。抗战爆发，孤儿院和新安小学被日寇强行停办，苏云被人领着东藏西躲、挤船扒车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5岁的苏云才知道她姓项，爸爸叫项英，是新四军将领。到达延安后，她又知道还有个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是1935年妈妈随瞿秋白撤退的途中被俘后，在狱中生下的苦娃。他一岁多被送到延安，现在保育院。蔡妈妈对这对都不知父母姓名和相貌的姐弟格外关爱。苏云刚来时住进的保育院小学，在距延安30多里地的安寨，每周才能回来一次。蔡妈妈在自己的窑洞安了张床，让她到延安的抗小上学，可以同蔡妈妈朝夕相见，也可以帮助蔡妈妈照护小弟。这小弟弟是保育院里出名的淘气大王，还尿床，蔡妈妈经常给他洗晾被褥，喊他“海军大将”（新中国成立后他真的当了海军），保育院阿姨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伯伯、蔡妈妈”。机灵的小苏云又管弟弟又当乖女儿，成为蔡妈妈的小管家。
　　1938年，蔡妈妈去苏联治病，苏云便住在学校了。
　　永不忘1939年9月末那一天，陈云伯伯差人把项苏云从学校领出来说：“小江北佬，苏北的云，快去看看谁来了。”小苏云瞪大眼睛傻乎乎地跟着陈伯伯跑到大礼堂，见台下有一位威威武武的光头军人坐在朱德司令身边。陈云指指说：“看看，那是你爸爸！”
　　苏云以为陈伯伯又在逗她。因为小苏云说一口同陈云相似的苏北话，所以陈云常亲昵地喊她“小老乡、小江北佬”或是“苏北飘来的白云”。只见这位光头军人正同朱总亲热交谈，陈云上前一把拉住他，喊：“老项，看你女儿！”
　　项英也瞪大了眼睛，双手抱起小苏云，左看右看，望着这个皮肤白皙、漂亮的江南小姑娘，抱起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问这问那，苏云心里像点着了一把火，不知是该喊、该笑，还是该哭。她只傻傻地盯着爸爸……爸爸领她到保育院接来了小弟弟，留他俩住在招待所。苏云连连摇头说：“蔡妈妈去苏联还没有回来，我住在学校，夜里我不回去，同学们睡不着觉的。”
　　陈伯伯为他们安排好一切。苏云姐弟同爸爸项英在延安招待所同住同吃，爸爸为他俩洗衣、洗脚、穿衣、穿鞋，快快乐乐地度过了12个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马海德医生还特别为他们在中组部门前拍了一张老少三人都开怀大笑的幸福合影。
　　项英是来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向党中央汇报新四军的工作，12天后便离开了延安。走后，他托人给苏云姐弟捎来了一封长信，还有一盒饼干和一副手套。在信中说，爸爸同你们相处了12天，好高兴，好幸福。希望你们好好读书，好好学本领，准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隔年初，蔡妈妈从苏联回来，苏云向蔡妈妈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见到爸爸的大喜事。苏云在小学是唱歌、讲演的能手，被称为“小演说家”。她对爸爸的嘱告、教诲像背讲演词那样熟记，有板有眼地给蔡妈妈演讲一番。蔡妈妈听罢，呵呵笑着搂起他们姐弟说：“你们终于见到了爸爸，太幸福了！我的小管家也长大成熟啰！”
　　乖巧的苏云问蔡妈妈：“爸爸让我们好好学本领，我们学什么本领好？”弟弟说：“学瞄准、打枪，长大狠打日本鬼子！”
　　蔡妈妈笑说：“我的海军大将还没有枪高，能学打枪？”她思忖片刻，顺手拿起身边一件她未织完的毛线活，对苏云说：“我在苏联养病时，学了几样织毛衣的新花样，妈妈教你织毛线活吧。你爸爸送你俩一副手套，你学会了，给弟弟也织副手套多开心呀！”
　　蔡妈妈从小在慈母葛健豪的身边，飞针走线都学过。葛健豪是大家闺秀，知书明理又善针线。她的湘绣，在法国还换来不少法郎，支援了《赤光》报的开销呢。
　　苏云一双灵巧的小手，很快把织毛线活的本领学会了。一次，苏云要为自己和小弟拆洗被子，蔡妈妈带她来到延河，那两床大被罩在河水里漂漂摆摆，她一双小手怎么也揉搓不动，蔡妈妈帮她，她还不让，说，自己长大了嘛！无奈，蔡妈妈让她的警卫员帮她搓洗，她让苏云给警卫员织双线手套。蔡妈妈说：“这就是我们边区常讲的换工互助。这样的劳动互助要不要得？”
　　“要得，蛮好得哩！”苏云紧拍双手。
　　苏云很快织好手套送给了警卫员，小战士向她举手敬礼致谢！她高兴地给爸爸写了封信，告诉爸爸自己已学会了一种本领。信寄往哪里呢？
　　蔡妈妈想想，告诉她：“你爸爸项英现在在皖南，和叶挺将军一起，率领千军万马狠狠打日本鬼子呢。”
  “爸爸什么时候还能回延安见我们哪？”
　　天真的孩子，此时任谁也未料到，皖南事变后，爸爸项英再也不能回来了，他再也不能同亲爱的乖乖儿女相拥、相见了。
　　在那美好、欢乐的12天里，马海德医生拍下的照片，当时项英还没给苏云姐弟，说他们年小，爸爸先为保存。可是啊，以后他们再到哪里去寻找那张珍贵的照片呢？40年后，没想到邓颖超妈妈竟不知花费多少心力，终于为他们找到了那张照片。那珍贵的镜头已成为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一位抗日将军和他一双天真无邪儿女一生中只有短短的12天亲情相聚，刻骨铭心的12天，最最幸福的12天哪！
 
　　芝兰玉树、小麻雀
　　
　　李鹏来延安最晚，是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随同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等文化人一车，由重庆撤来延安的。
　　李鹏父亲李硕勋，在“五卅”运动后，任全国学联主席。赵世兰是北平女师大学生领袖，也是烈士刘和珍的要好同学，当时从北京到上海汇报“三一八”惨案情况的李硕勋热情接待了她，并介绍她入了党。第二年，李硕勋同赵世兰的小妹赵君陶相爱、结婚。1931年，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他，参加琼州游击队的会议。在海口被捕，不出十日就慷慨就义了。赴刑场前，他挥笔留下了后来被郭沫若称为是“教育后代的不朽教材”的绝命书。李鹏小时，多次在昏暗的油灯下含泪默读这绝命书，深深记着爸爸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以后，李鹏随母亲由九龙到上海。正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蔡大姐曾悄悄去看望过他们。那时他的母亲赵君陶穿一身黑衣服，一手抱着梦生的女儿，一手领着不甚懂事的李鹏，见了大姐一头扑到她怀里痛哭不止。蔡大姐对她体贴、劝慰，曾同她畅谈起在大革命高潮时，她们同在革命中心武汉，日夜奔忙，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赵君陶精神振作起来，喊着李鹏的乳名兰兰，让他给蔡妈妈唱一首歌，兰兰唱了《麻雀与小孩》。赵君陶告诉蔡大姐，每当她和姐姐赵世兰外出工作，夜晚迟迟不归时，兰兰便一边扒着门看望，一边对不懂事的小妹妹唱“小麻雀呀！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赵世兰最喜欢这个外甥，是她建议乳名叫兰兰。借古诗“宁为兰摧玉折，不做萧敷艾荣”之意。当时蔡大姐高兴得抱起兰兰说：“好嘛，党的孩子，芝兰玉树！可爱的小麻雀。”
　　1932年，根据组织安排，兰兰和妹妹随母亲回到四川老家找地下党。在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赵君陶以教书为掩护，独自为战，辗转于乡间学堂。李鹏兄妹也随之颠沛流离。抗战爆发，周恩来和邓大姐来到重庆，找到他们。李鹏头一次见周伯伯时，看他个子老高，眼睛黑亮，有些发惧。而周伯伯却亲热地抱住他，仔细端详，摸着他的脑壳笑着说：“哈哈，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好大个脑壳，一定聪明。来，握握手，给我们当儿子吧！”他紧张的情绪立刻消散了。
　　以后，周伯伯和邓妈妈安排李鹏进了育才小学，并常常过问他的学习情况。皖南事变后，为了他的安全，送他到延安。
　　临行那天，已在嘉陵江边第三保育院任院长，为哺育战时难童日夜操劳的妈妈赵君陶和曾靠他照料过的妹妹，紧牵着他的手，送他一程又一程。妈妈还在他贴身衣服上缝了一封交给蔡畅大姐的信，千叮万嘱要他到延安后听蔡妈妈的话，做蔡妈妈的好孩子。一路上，每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李鹏都情不自禁地用手摸摸装信的地方，焦急地想着：什么时候能到延安？李伯伯、蔡妈妈是什么样子呢……想不到，他刚到达延安，蔡妈妈便派人来接他了，还喊出了他的乳名：“兰兰、兰兰，长高了，更像你爸爸喽！”
　　李鹏恭恭敬敬给蔡妈妈行个大礼，随之把妈妈的信交给蔡妈妈。蔡妈妈看完信，拍着李鹏的肩背亲切地说：“这些年，你们可吃了苦头了。这回就住在我和李伯伯的窑洞吧。我们是一家人，小麻雀该当小八路喽！”
  
　　一杯热牛奶
　　
　　李鹏在蔡妈妈的窑洞住下来。不久，他病了，蔡妈妈请傅连 院长为他诊察了病情，亲自和警卫员轮流照顾，悉心护理。她把自己每天在小灶食堂的饭菜打回来，和李鹏同吃，把她分得的半磅牛奶煮热给李鹏喝。李鹏的病很快好了。每到星期六下午，虎生、苏云兄妹们早早放学回来，同这位新来延安的兄弟玩耍、聊天，窑洞里充满了欢乐。懂事的虎生同兰弟胜如亲兄弟，因为兰弟的舅舅赵世炎和他爸爸刘伯坚不仅是同乡好友，还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少共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开朗的苏云则以“老延安”、“小管家”的姿态，主动、热情地向兰哥哥介绍延安的风情，哪儿是边区政府，哪儿是新华社，安塞腰鼓怎么打，信天游该怎么唱……窑洞里歌声笑声不断，充满了欢乐的家庭气氛。
　　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苏云从保育院接出小弟，回到蔡妈妈的窑洞，见蔡妈妈端过来一杯牛奶递给了坐在床边的虎生和李鹏哥哥，他俩每人喝了一大口，见苏云小弟跑进来，便递给了小弟。苏云马上把小弟手里的奶杯抢下，瞪大了两眼。她知道，在长征路上蔡妈妈患过肺病，这半磅牛奶是她唯一的营养品，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中央领导每人每日只能得半磅牛奶，多么不容易呀！警卫员叔叔不是曾悄悄警告过他们：“小鬼，不要老吃首长的伙食，揩首长的油哩！”
　　心直口快的项苏云指着奶杯对小弟、也是对李鹏说：“这是组织上给蔡妈妈特批的保健品哪，李鹏哥哥你刚来延安不晓得，蔡妈妈是到苏联治的病，得好好保养呢。”说完她看看虎生哥，又说：“我爸爸说过，我们革命后代就是要继承他们的事业……”苏云又讲起了她牢记着爸爸讲的革命大道理。
　　苏云姐弟年纪虽小，但来延安最早，是老延安了，而且她在延安还亲耳听过爸爸的谆谆教导，不像她这两个哥哥只记得爸爸的遗嘱，未听过爸爸的声音。她很自豪。
　　“老延安”、“小管家”苏云向“新延安”李鹏哥哥将她牢记爸爸的话语演讲了一番（她尚不知，这时她的爸爸、新四军政委项英已于“皖南事变”之后成为烈士了），苏云还将警卫员说过的“不要揩首长的油”的警告，又向兰兰和虎生哥重复讲了两遍。
　　虎生哥一向大大咧咧，而李鹏初到延安，哪知这些，他后悔又恼火，悔恨自己不如苏云妹妹，再也不喝蔡妈妈那半杯牛奶了。蔡妈妈说，你们哥俩都生过病，给你们点营养补补嘛！而他俩谁也不接奶杯。蔡妈妈怎样劝说、命令都无效，只好手捧奶杯坐到床前，学着当年兰兰的音调，风趣地唱道：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妈妈盼你快快健康长大……逗引得孩子们笑声不止。她望着一张张天真的笑脸，给他们讲了一个喝牛奶的故事。
　　蔡大姐全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她由里昂迁到巴黎，独居在一家小阁楼上。一天，房东太太见门房处蔡畅的牛奶瓶积了两三瓶，急忙上楼一看，蔡小姐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蔡畅把周恩来一个公开联系地址告诉了她，说是哥哥家，请她给打个电话。过不久，恩来哥哥匆忙赶来，他帮蔡畅擦脸、梳头、背她去医院，看罢病又背回来，并把积压的牛奶全给煮开。蔡畅看恩来累得满头大汗，让他把牛奶喝掉。他不肯，说要留给她一日三餐开饭用。他们到法国勤打工、俭读书，生活很苦，常常吃的是白水面包。蔡畅在灯泡厂、丝织厂打工累出了胃病，才开始订牛奶。蔡畅望望恩来，笑着用法语念了一句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而后说：请哥哥继续帮助我，把牛奶处理掉吧……
  蔡妈妈手捧奶杯深情地说：“周伯伯是你们的爸爸和舅舅最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我和李伯伯最崇敬的人。他头脑聪明，才智过人。我生病，周伯伯背着我看医生。你们生病，妈妈给你们喝碗牛奶还不应该吗？如果周伯伯在这儿也一定会说，孩子，喝下去吧，我们的心愿就是盼你们快快长大……”
　　李鹏、虎生接过奶杯，各喝了两口又递给了小弟……
　　蔡妈妈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向孩子们传递着深情的母爱。正如她的嫂嫂向警予当年的诗句：细雨苏柳柳青青……这时，她正在纠正王明领导的妇女工作中推行的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全面主持中央妇委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她有一点儿闲暇便细心周到地关照着孩子们，为他们整理行装，给他们补习文化，送他们去保小和延中上学。每到周六下午，再派警卫员分别把他们接回来，从小食堂打来她同富春同志的饭份，让孩子们吃白米饭、白馍馍，他们自己则抢着吃大食堂的小米饭、山药蛋。吃喝谈笑，团团围坐，同享天伦之乐。好像她唯一的女儿李特特也在自己身边一样，感到人间天堂无穷的幸福！
　　
　　大青马回家了
　　
　　这是1943年夏季一个周六傍晚。蔡大姐和富春同志照例于饭后带孩子们来杨家岭和枣园散步。杨家岭是李富春工作办公的地方，枣园是党中央首长工作、居住的地方。后山有好多果树，“阳畔核桃背畔枣，秋收甜梨夏吃桃”。他们来这里观果捉虫、听蝈蝈叫、斗蛐蛐玩，兴致勃勃。不过，最吸引孩子们兴趣和好奇心的，是枣园的树丛中有时拴着中央首长的马匹，有毛主席的大白马，少奇同志的枣红马，也有富春同志的铁青马。这铁青马，颈细腰长，胸廓臀圆，乌青的皮毛好似锦缎，光滑油亮。孩子们走近，它便仰脖“咴咴”嘶鸣。警卫员说，这是欢迎小朋友呢！孩子们欢喜得更想凑上前去摸摸皮毛，拽拽尾巴。无论是一心想像爸爸那样能文能武、苦练拳功，长大好领兵率将，为父报仇的虎生；还是幻想真当“海军大将”，又不知海军啥样的苏云小弟；或是具有一派书生气的李鹏，都跃跃欲试，想驾驭这匹战马兜兜风。别看李鹏同他的曾想当文学家的母亲一样，善学文，不好武。但自打他听母亲讲过父亲李硕勋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总司令骑马挎枪冲锋陷阵，他便也有了驰骋疆场的欲望。不过，他在天府之国四川只见过水牛犁地，未闻战马嘶鸣；只随妈妈读过李贺的《马诗》，未见过高头大马是怎样的“头如搏兔，眼若铜铃”。如今在革命圣地延安他竟见到了，高头大马是这样神奇，威风！他何时能成为驾驭它的骑手，鏖战沙场呢？
　　而刘虎生，祖籍虽然也是天府之国，但他出生于西安。他爸爸刘伯坚在苏联负责旅莫支部工作时，接待了到苏联学军事的西北军将领冯玉祥，之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党组织派他随冯将军回国，做争取西北军的工作。他家一直住在西安。小虎生见过西北军的战马，也想当个响当当的威武骑士……
　　蔡大姐从孩子们闪光的眼神体察到了他们的内心。可能这是由于她出身于小学教师的缘故吧。她最懂得儿童心理，最善于开发儿童智力，发展他们可贵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勇敢精神。她让警卫员给娃娃们讲讲马的特征和骑马常识，又征得富春同志的同意，让每个孩子都骑上高头大马绕着果园跑上几圈、抖抖威风……
　　蔡妈妈望着骑在马背上昂首挺胸、美滋滋的孩子们，不由想到长征路上她收下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战士殷桃和陪他们走过雪山草地的大青骡。殷桃名为给她做勤务兵，实际蔡妈妈看他年小体弱，将他当儿子一样照顾，她常常把她的大青骡让给小殷桃骑着行军赶路。过草地时，蔡大姐胃病犯了，又赶上天下大雨，马夫肖振贤把她扶到骡子上，艰难跋涉走出草地找块山坡，铺上一块油布，让她披着雨衣躺卧休息。她却让警卫员和马夫把油布四角拴在树枝上搭个遮雨棚，把雨衣铺在地上，她和马夫、警卫员背靠背，紧抱着小殷桃互相取暖、坐在地上睡了一夜。
　　过雪山时，她把自己的红毛衣给身单衣薄的小殷桃穿上，让红衣小战士骑上她的大青骡，她拄着木棍，拽着骡尾巴一步一喘爬过雪山。后来小殷桃牺牲了，蔡妈妈及很多女红军战士都不忘记在白皑皑的雪山上那匍匐前进的大青骡背上晃动的如红旗一样鲜艳、耀眼的红色……
　　到达陕北，蔡大姐将大青骡交给了饲养班，但，她三天两头就去看望，有人开玩笑说：蔡大姐看见骡子比看见老公还亲呢。大姐说，过雪山草地它立了大功哩！
　　她和娃娃们一样，对骡马格外亲。今天，她疼爱的娃娃们骑在同她的大青骡相似的铁青马背上，不停回眸看看蔡妈妈那总是现着甜甜微笑的文雅、慈爱的面孔，感到自己好似告别妈妈立即出征的战士，迎着血红的夕阳纵马前进，情不自禁地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一天，“小八路”们跃马高歌，尽情地“向前、向前”之后，蔡妈妈发布一条纪律：以后不经李伯伯和蔡妈妈的许可，谁也不得擅自到果园牵马、骑马。
　　过了些日子，李鹏由学校独自回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一个人信步走到枣园的果树林，又看见了他所喜爱的铁青马。旁边没有警卫员，没有马夫，只有大马在静静地吃草，他走过去，马瞪起铜铃似的圆眼，咴咴地长嘶起来。啊！又表示欢迎呢！李鹏拍手乐了，从树干上解下马缰，嗖地一下蹿上马背。两腿一夹，青马扬起四蹄飞奔起来，下山、过河，越跑越快，蹄下生风，腾空飞驰。他紧拉缰绳呼马停步，那马却直立身子，前腿向空中乱扑；他狠抽一下，命它老实，那马竟尥起蹶子，猛力向前，瘦小的李鹏一闪身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不顾摔伤、疼痛，起身扬手，呼马站住，那马，却流星似的飞奔得无影无踪了……
　　李鹏呆呆地看着一溜远去的马蹄印，不知那马奔向哪里？该用啥子办法追撵、寻找？他急得抹起眼泪……
　　脸腮挂着泪珠，呆呆凝视远方的李鹏，怎么也望不见铁青马的踪影，而思绪却像天马行空一样，由他和妈妈所在的嘉陵江边想到枣园、杨家岭，想到在蔡妈妈、李伯伯那充满春意的窑洞里度过的日日夜夜。他诚惶诚恐的心里涌起了来自杨家岭窑洞的暖流，使他火热的心房充满了虔诚的悔恨。他不满14岁，未越孩童阶段，但是他早已不视自己为孩童，而感到是可以独立的战士了。在远离母亲的时刻，他能独立地关照着多病的小妹；从未因困苦而流泪。但是，今天他却要投进母亲怀抱痛哭一场了。
　　正在延中读书的刘虎生不知从哪里听说弟弟李鹏偷骑李伯伯的铁青马，马跑丢了，他急得未向老师和同学打招呼，撒腿就向杨家岭奔跑。他要像爸爸刘伯坚舍身掩护突围部队战友那样，真诚地关爱战友。他要帮鹏弟把大青马找回来，他独自在宝塔山下四处寻找……
　　李鹏在延河边忐忑不安、左思右想之后，擦干泪水，鼓起勇气走向杨家岭。轻轻推开蔡妈妈的窑洞门，未等进门便被警卫员一把抓住。警卫员因未找到铁青马受到严厉批评，正火冒三丈无处发泄呢，他拽上兰兰要去见富春同志。因为富春同志要骑马去开会，结果迟到了……
　　蔡大姐慢慢拉开他的手，把吓得脸色发白的李鹏拽到自己身边，轻声对警卫员说：“莫急，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带他去。”
　　蔡大姐当然最了解富春同志。在法国他曾干过火车司机，惯以分秒计算时间，他也具有工人阶级淳朴、直率的气质，有话直说，性子较急。每当他急躁时，蔡大姐便在一旁满面春风地为他解脱、撤火、消气。他也很尊重蔡畅同志，虽然年龄相仿，但，无论在家在外，总是和大家一样亲切地称她为大姐。温柔、娴静、从不发怒的蔡畅，也确像大姐那样无微不至地体贴、关照着富春同志。
　　蔡妈妈拉着李鹏，先察看他身上的摔伤，用清水给他一一洗净、涂药、包扎，说：“莫慌，这事我也有责任哩。那一天，我不该开口让你们骑马。你们是伢子，是小麻雀，但是到了延安就是抗日小八路了。你们不是爱唱《八路军进行曲》嘛，‘我们是民族的健儿，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为什么不可战胜？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兰兰，我每次同你们讲话，都要想到你们的父辈，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好同志们。你的父亲、舅舅都是最遵守纪律的模范哩……”
　　蔡妈妈正讲着，刘虎生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蔡妈妈看他满头大汗，不问便知，他在学校没请假，是自行跑出来的。蔡妈妈嗔怪道：“坐下、坐下，我正要给他，也给你一块儿讲讲遵守纪律的故事。”
　　蔡妈妈慢声细语讲起来：虎生，你爸爸刘伯坚和李鹏舅舅赵世炎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和周恩来、聂荣臻，还有我的哥嫂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于1921年初，在法国就议论要建立个党了，开了会，有了章程。以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一致同意将在国外成立的“少共”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要国内、国外一盘棋，统一领导、统一行动。
　　在法国，我们管兰兰的舅舅赵世炎叫桀聂拉耳，法语：将军。赵世炎确有将军才干和风度。他领导上海武装起义时，给工人纠察队讲话，未开讲就先画了一个大机器。
　　蔡大姐说着，拿出一张白纸摊开，在纸上也画了个机器，说：赵世炎同志把这机器比作党，每个组织，每个人就是这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螺丝钉，它们都要随着大机器一起转动，不然机器就开不灵了。兰兰，你这小小螺丝钉今天不就影响了大机器的转动了吗？虎生，你不请假就从学校跑出来，也是无视组织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
　　李鹏、虎生望着蔡妈妈深陷在高高前额下的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和清瘦却总是呈现着红润的和蔼可亲的面孔，嗫嚅着说：“要得、要得！”
　　“对头哩！聪明伢子！”蔡大姐说完给富春同志打了个电话。
　　当富春同志回到窑洞不久，警卫员便跑来报告：大青马自己回来了！
　　“它，还是想念我们这个家哟！愿和我们统一行动听指挥，对吧？”李富春同志望望低头忏悔的李鹏，还有虎头虎脑的虎生，憨笑着说。又问大姐：“让小鬼骑马，把小管家和海军大将都接回来，把食堂的饭也打来，一块儿吃个压惊饭，好不？”
　　“蛮好，蛮好咧！遵守纪律，统一行动。”蔡妈妈笑起来！窑洞外传来铁青战马的咴咴嘶鸣。
　　好一会儿，又传来苏云姐弟的笑声和歌声……
　　项苏云阅过《蔡妈妈》稿后，向赵郁秀赠送《项英传》暲

　　受蔡畅等领导关爱的革命烈士、前辈的子弟，于1948年初由哈尔滨赴苏联留学。现聚会合影。前排左起：项苏云、叶楚梅（叶剑英女儿）。二排左四起：李鹏、邹家华（邹韬奋儿子）。后排左二：刘虎生。后排左四：林汉雄
康大姐曾给我关爱
  我家钢琴台上摆放着一幅放大的照片，到我家来的小读者、小作者们常有人指着照片问：“在你身旁的这位老人是你母亲吗？”
　　未等我回答又会有人接茬：“像，特像，富富态态，多慈善。我们该叫她姥姥、老祖母吧！”
　　我笑说：“可以，可以，她是你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的老祖母！”我这样回答后，往往会主动向少年朋友们讲述：
　　早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在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那时这位老祖母还正在山西前线打鬼子，延安就把她推选为这个会的理事。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算为我们中国最早的儿童工作领导机构，总会于1938年春在武汉成立，理事长是宋庆龄、宋美龄姐妹，有200多位理事，全是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斯诺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一人担任了理事长，这位老祖母任秘书长，后来又做副理事长，一直协助我们的国母宋庆龄，在全国妇联的阿姨们的支持下，全心全意从事着少年儿童的领导工作。以后她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仍兼任着全国儿童和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宋庆龄基金会的主要领导，直到八十多岁高龄辞世。可以说，半个多世纪，她为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全力奉献、鞠躬尽瘁。她的名字就叫康克清。
  “康克清？听妈妈说过，她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小作者有人马上接话，“听说她能带兵打仗，是双枪老太婆，红军女司令，对吗？”
　　少年朋友们这样问话，常常使我想到，我就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听说了康克清这个名字。那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就读的一个艺术学校随军转移，在敌人追赶又遇海上风暴呕吐昏迷、饥肠辘辘时，听团首长、老革命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到朱德司令、讲到女红军康克清。以后我们随军进入到刚解放的辽南城市，在逃窜敌人丢下的乱报纸中看到有这样的文字：“双枪女共匪康克清”。啊，敌人也说女红军康克清是双枪手！这时，我想象着：康克清，头顶红星，脚穿草鞋，腰插双枪，跃马横刀，一定像花木兰、穆桂英一样威风凛凛，震吓敌胆。那时我们的报纸上没有她的照片，我琢磨不出她的真实容貌。
　　1953年，我由丹东边城进入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转年春，我的一位毕业于“中戏”的中学同学约我到京郊春游，带我们同行的是她的一位文艺界四川籍华侨女友。我们来到近郊一个桃花初放、绿草茵茵的开阔地上，远远看到在林间草地深处有一对中年妇女哈腰在采挖着什么，那位川姐快步走过去，同其中一位已起身相迎的大姐热情握手。我当即认出那是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抗美援朝时她赴朝慰问，路过丹东时我们接待过她，她是著名书法家。另一位是谁？于立群说：沫若陪朱老总去桃园赏花去了，我陪大姐挖点儿野菜。她挥手介绍，这位是康克清大姐。啊！我曾仰慕已久的红军女司令这么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傻呆呆地看着，她比于立群个儿高、年长，体魄健壮，穿着青蓝色制服，系一条洁白的纱巾，齐耳短发，满面红光。她手里捏着几棵绿菜笑着问我们：你们吃过这种菜吗？晓得叫什么名字吗？
　　我们没敢回答。
　　她又说：叫荠荠菜嘛，用开水烫烫拌盐，或蘸酱吃，好爽口。我从小就是吃这些野菜长大的哩，现在条件好了，拌肉馅包饺子更是美味呢。看我们瞪眼细听不搭话，她又介绍，这菜能祛毒、解热，养身子呢。你们吃过吗？
　　我们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望着她那像母亲一样慈祥的面孔，听着她那浓浓的江西口音，好像我下乡在地头或热炕上和农民老大妈说话唠嗑一样亲密无间，怎么也不能同我想象过的双枪女司令叠映起来，不能和我们共和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夫人叠映起来，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康克清。
　　这次春游之后，我在文研所除了阅读文学、历史之类书籍之外，还抽暇收集浏览了有关介绍妇女儿童类的报刊。那次春游巧遇，我一直感到惊奇和庆幸，从小小边城来到首都，一下就和高高的党中央接近了，不可思议。想起我刚到北京时转党的组织关系，未想到还要进新华门，那是我们新中国最高领导机关的大门呀，中组部在那儿办公，办组织关系的办公室是古老的平房，里边摆的全是四条腿的木板桌椅，还有个长条木凳给办事人歇脚坐的，和我下乡见到的乡政府差不多。办完事出门我还在不可思议中左顾右盼，一位穿褪了色军服的同志热情地带我去远远看了一眼中南海。这是明、清皇帝常住常游的地方，现今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办公，我怎么这么幸运，太庆幸了！对惊奇、庆幸的新事要进行探究品味。我的同屋同学刘真是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处女作《好大娘》（以后她又出版了《长长的流水》等名作）一炮打响，她常被高举少先队队旗的“红领巾”们邀请参加少年儿童活动。有一次，她看我正翻阅有关介绍康克清的材料，她说：“这个红军老大姐是娃娃兵，没上过学，现在抓少儿工作，还很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呢。”这使我更有兴趣翻阅这些资料了。我慢慢知晓了：
　　康克清出身于江西万安县一个贫困渔家，她降生在赣江上的一条破渔船里。因为交不起渔税，父亲被抓坐牢，家无口粮，娘无奶水，在她出生40天里，母亲忍痛含泪将她送给一个刚夭折了一个女婴还有奶水的产妇，按当地风俗，称为“盼郎媳”，就是借喂养她的善举，盼再生一个男娃，她则为童养媳。但是这家产妇从此再未生儿养女。她被养到六七岁，便成为进屋能烧饭、缝补，出门能放牛、打柴的主要劳力。干得不顺眼时，便是一顿打骂；干得乖巧讨人满意时，粗通文化的养父便能给她说“戏文”、讲故事，什么“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武松打虎”等，使这个闷声不响只知出苦力的女娃心生智慧，身增骨气。十多岁时她曾会聚同病相怜的童养媳、盼郎媳们偷偷谋划怎样跑到远处庙上出家当尼姑。她成为这些苦命女娃的领头羊，村里老表给她送一个美名“小媳妇王”。
　　正在她们常常唉声叹气寻不到出路时，真是“春雷一声震天响”，大革命开始了。
　　1924年夏，有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回乡，说是度暑假，但他从早到晚跑到各村演讲、宣传，说广州的革命军北伐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要推翻了，穷苦人们要翻身了。同时还组织学生们演“文明戏”，揭露封建婚姻给妇女们带来的血泪痛苦。不满14岁的康克清借着上山打柴、挖猪草的机会，常去听演讲，看文明戏，瞒着家里人自己做主报名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青年赤卫队，第一个站出来剪了辫子，戴上斗笠，扛上梭镖。养母见到她的童养媳如此打扮，号啕大哭，把她锁在家里，找个婆家，要了彩礼。她警告养母：“你们逼我嫁人，能看我上轿，怕看不见我下轿了。”她已经听说一个湘妹子为反抗封建婚姻鲜血溅花轿的事。她见对养母说理不成，便偷偷地撬开天窗，从家里逃了出去，跑到游击队，成了一名女娃娃兵。以后，陈毅带着红军大部队打到万安县，万安的“闹红”运动如火如荼，她跑到县里要求当红军。招兵的人嫌她年纪小、又是个女娃娃。她举起梭镖说：我年小个头高，以后还能往高长，让我当上红军，烧火、做饭、打草鞋、做军衣，什么活我都能干得顶呱呱。经过陈毅点头，她这个女娃娃带着六七个比她大些的童养媳、盼郎妇，跟随陈毅部队，行军、打仗上了井冈山。以后她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直辖女义勇队队长。
　　1933年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安排女队长康克清到赣江边去检查军事工事，她带着两三个人骑马赶到那里。刚行动不久，赣江对面的白狗子军队就偷偷爬摸过来，黑压压一片，有200多人，而守江的红军队伍才几十人。康克清想到朱德同志常讲“兵贵神速”，她当机立断，下令将当地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都召集组织起来，火速行动，兵分三路围剿侵犯之敌。经大半天激烈战斗，白军败逃，他们俘虏敌军20多人，还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及粮油等军需物品。这意外的胜利震动了红军各部，震动了赣江两岸，江西老表送她一个光荣称号——“红军女司令”。
　　当我得悉这些历史资料之后，便幻想着还有什么机会能再见到这位能临阵挂帅，又能提篮剜菜的红军大姐。我想，到时候我再不会不敢张口了，而要倾心请教了。因为她是那样传奇，又那样普通、平凡。这年的春夏之交，我就读的文学研究所组织学员去南方旅行参观。我参加的小分队去武汉和江西。我们游览了九江和庐山，却没能去瑞金和井冈山，但听说了一些红军反“围剿”的故事，特别是朱总司令的原夫人伍若兰壮烈牺牲的英勇感人事迹。伍若兰是读过师范的知识分子，湖南人，能文能武，能双手打枪，又写得一手好字。康克清入伍后，常提着墨水小桶跟着她上街刷标语，看她大笔一挥写得又快又好，十分羡慕，便暗下决心，向这位红军姐姐好好学习。不久，在一次战斗转移中，同敌人遭遇，伍若兰双枪轮换射击，敌人连连倒下，她也受了伤，趴在地上仍双手开枪，最后被敌人俘虏。经历严刑拷打，她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凶狠的敌人向她开枪后，又将她不屈的头颅割下，装在竹筐里悬挂示众，后又抛进赣江，让其随波漂流恐吓两岸人民。但两岸江西老表目不忍睹，怒火填膺，冒险踏浪将这不屈的头颅取回，葬于苏维埃红色土地深处。
　　伍若兰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事迹，在苏区、在红军中广为流传，红军女战士连连为她挥泪，暗暗宣誓为她报仇雪恨。以后，经组织介绍，康克清同她崇拜、敬仰又同情的朱德军长结为夫妻。
　　从江西归来，我向去上海、江苏小分队回来的刘真讲过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刘真出身于全家老少齐抗日的革命家庭，也是一个娃娃兵，她的《好大娘》就是写一位抗日英雄母亲的故事。她说：我们就是应该好好写写这些可敬可泣的女英雄。我也曾想，如有条件能在这些于枪林弹雨中打拼出来的女英雄身边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得到熏陶，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几年过去，经过“文革”风暴，我从辽宁省作协机关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插队落户。也许因为有过这点点的经历和情结，在基层劳动多年后被上调时，我拒绝去已分配的宣传和文化部门，主动要求到妇联工作。我能听到来自北京的全国妇联领导的声音，但从没想过我能同早已仰慕的康克清等大姐们谋面，并能得到她们的直接教导。粉碎“四人帮”后，辽宁省为坚持真理而遭残害的张志新烈士平反，我拾起搁置多年的秃笔，含泪写了一篇《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我不顾当时的一些限制规定，将张志新被割喉管，制止她为真理而呼喊的真情如实写出来，辽宁不予发表。省妇联主席王哲暗地支持我去北京找“娘家”。我来到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杂志的副主编杨蕴热情接待了我，她阅过文稿，眼圈红润，但听我如实讲述省里的“规定”，《人民日报》也未实报后，她表示要请示研究。我不安地在全国妇联等待着。
　　在我等待的两日，听说了“文革”中全国妇联一些逸事，已被免去副主席职务的康克清曾被“喷气式”批斗，被乘车游街，路经中南海时，喊声震天。而康大姐不低头、不逃避，每天挤乘公共汽车按时到机关报到。后期她提议：《中国妇女》应复刊。此时，正值周总理逝世，她们在复刊后的《中国妇女》杂志加了周总理遗像的彩页。造反派头头指责“违反规定”，令将彩页拆下。负责编刊的侯荻大姐以理抗争，并谎称刊物已下发，无法一一拆页，同时她偷偷报告康大姐连夜下发。但造反派头头又称，已请示了副总理吴桂贤，将已下发的刊物收回，拆页后再发。无奈，通知收回。未料，收回的大批《中国妇女》均已没有那张彩页了。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我在《中国妇女》改稿时，就睡在这位敢于坚持正义的侯荻大姐床上。她豪爽热情，说家远、房少、孩子多，常睡办公室工作更方便。但她让我安心多住，她下班回家也照料照料孩子们（她的儿子马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
　　两天后，我正在侯荻床上熟睡，忽听杨蕴敲门，急匆匆跑来报告：凌晨1时康大姐打来电话，要写张志新一稿全文发表，换下当期头题，快速排印。我大吁一口长气，心中默念：康大姐，有胆有识，文武双全，我替含冤九泉的朋友张志新感谢您、敬佩您！
　　《中国妇女》尚未出刊，《中国青年报》一位领导率青年编辑陈小川（现为总编）前来拜访我，说是在印刷厂看到此稿的清样，他们要立即转载，并要陈小川随我回沈阳，再组织一个专栏。此时我已知《中国妇女》欲让我乘飞机回沈。陈小川说：飞机票不能报销。我告知杨蕴同志：我不坐飞机了，不能给你们破费。杨蕴说：这是主编和康大姐的关爱，因为您是妇联干部。
　　我有生第一次乘上飞机，在祖国蓝天、白云间遨游，默默感谢热心关爱妇女同志的康克清大姐！
　　几年后，我由铁岭妇联被调回省城，接办《文学少年》杂志，无分文经费，一切需白手起家，一筹莫展时，我又想到了“找娘家”。康大姐炽热的手臂又向我伸过来了，当我手捧寄自北京的康大姐真情的鼓励信函时，手发热、心在颤。我反复读着信中的谆谆告诫：“儿童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儿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志办好这项事业，需战胜各种困难，兢兢业业为孩子们服务。”此信近千字，于1986年3月在《光明日报》刊发。她不仅给了我们巨大鼓舞，更鼓舞着全国儿童少年工作者，滋润着亿万少年读者的心田。
　　我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为了明天》将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编辑同志建议我请康大姐写个序言。在我犹豫不定、不敢再次打搅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同全国妇联共同举办庆祝建军60周年“女兵征文”，“八一”前夕于政协礼堂颁奖，我的一篇征文获奖。当我随着女兵军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走进会场，一眼便看到敬爱的康克清大姐正坐在英姿飒爽的女军乐队的一侧，精神矍铄，击节观看。庄严的会场中，我只能静静地远望着她。又是幸运和缘分，待我上台领奖时，听康大姐喊出“赵郁秀”三个字，我忙站到她的面前，双手接过她递过的大红证书，只听大姐说声“祝贺”之后，竟问：“东北来的吗？”我怔了，忽然想到当年发表《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时，杨蕴同志一定让我在名前注上我所在的妇联单位，说是康大姐的嘱告。我立马回答：“我在东北的辽宁做过妇女工作。”她连说：“好得很！好好为妇女儿童服务。”忽然又问：“张志新烈士的孩子们都好吗？”我惊愕了：老人家的记忆力如此惊人！是她时时和孩子们心心相印、血脉相通，全身心地挂牵着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是苦难儿童的成长。我简单地作了汇报，并深深感谢，又紧握老人家的双手。这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镜头。事后不少熟人都向我打趣说：“祝贺康大姐给您颁奖！干吗握住大姐的手紧紧不放，恋恋不舍呀，不考虑老人家手疼啊！”真是恋恋不舍，有多少心里话要对她讲，紧握双手不愿放。也就在这久握不放、恋恋不舍之后，我有了勇气，诚请康大姐为我将出版的《为了明天》一书写个序言。秘书叶梅娟同志热情诚挚地告诉我：“康大姐极少为人写序，她发文章很慎重，必须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你可选几篇文稿来，我给她读读，看兴趣如何？”我又进入不安的等待时刻。几个月后，一件沉甸甸的挂号信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信封落款：“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鲜红铅字上写有“康克清寄”四个大字，是那样庄重醒目！我急忙打开，正是康大姐为我的书写的序言。并有亲笔签名。我反复诵读，品味老人家的真情话语并牢牢记住她的忠告：“在此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际，我祝愿赵郁秀同志更加深入生活、贴近妇女儿童，为妇女儿童多姿多彩的生活，写出更有力度、更绚丽的续篇。”
　　一年一度清明过，一年一度桃花开。这是我于京郊同康克清大姐巧遇的明媚季节。也是“老祖母”康克清向她一生挚爱的少年儿童及全国人民告别的时日（1992年4月22日辞世）。花开花落，半个多世纪过去，花开花落，纪念张志新烈士，捍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已三十个年月过去。今天，当我有时咀嚼荠荠菜时，当我每月看到已由小本变大本、一期变两期的《文学少年》新刊出版时，当我眼见辽宁“小虎队”青年作家群一次次捧回红彤彤的获奖证书时，我常常欣喜地重温着康克清大姐一次次的教诲，回头检验着我们的脚印。今天，辽宁儿童文学得以繁荣，被全国同仁瞩目，能同广大小读者小作者紧紧手牵手，不断攀新高，因为我们心中深深铭刻着老人家的至理名言：“兢兢业业为孩子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