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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抱寒衾忍不眠／长思死别廿九年／爱国忠诚如烈火／舍家抗战两地牵／相亲相谅又生路／似血似泪断续篇／默视无言心宁静／为民乐业力争先……”
　　这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 青的诗赋《忆老舍》。1984年春，老舍85周年诞辰（1899年2月3日）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有彭真、习仲勋等诸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文友出席的隆重纪念大会，会上，胡青代表全家宣布，将老舍故居、书稿、字画等全部捐献给国家，后赋诗述怀。
　　当年，这深情的述怀，曾使我心灵震颤，久久沉思；思起50年代我听老舍先生讲课，毕业时又送行、合影的一幕幕；思起60年代我到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拜见在这里疗养的老舍先生，聆听到他的肺腑真言，看到他的全家福照片的一幕幕。那时方知他的夫人胡青不仅是画家，还曾是文学教授，师从钱玄同大家。今天，她同老舍“长思死别”、“似血似泪”历经的苦难，不仅使我震撼、崇敬，更想寻机拜见这位倔犟的满族长者、伟大女性。
　　几年后，我有幸因主编《五彩的园圃》一书进京领取第二届冰心儿童图书奖，颁奖台上在座的有雷洁琼、叶君健、杨沫等名家，为我颁奖的正是我曾深深同情、敬仰的胡 青老人。颁奖仪式后我曾同她并座畅谈。这次谈话使我理解了老舍夫妇这一满族家庭不但如巴金所赞“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而且他们的一切行动也始终展现了“爱国忠诚如烈火”的风范。
　　老舍出生不足一岁半，其父亲—— 一位满族护军——便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战死。联军挺进京城，洗劫烧杀，抢走老舍家的衣物，还将空空的木箱扣到了正在襁褓中熟睡的老舍身上。幸运的老舍未像他家的黄狗一样被鬼子一刀刺死。这尚不谙世的婴儿心中怎能不深深刻下杀父仇敌的记忆，怎能不燃烧忠诚爱国的烈火。“五四”后的1922年，在南开中学的“双十”节纪念会上，青年学子舒庆春（老舍本名）激情演讲：“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我们既要为破坏和铲除旧世界的恶习、积弊和有毒的文化而牺牲，也要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牺牲。”他父亲负起一个十字架后，老舍继而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但是，这一正红旗下精忠爱国的满族父子，负起十字架献身后的骨灰盒里都没有留下他们的精忠骨灰。父亲舒永寿的木盒里，装着的是他抛于战场的血迹斑斑的布袜子和生辰八字；而存于北京八宝山公墓的老舍的骨灰盒里，装的是先生笔耕用的眼镜、钢笔、毛笔和他喜爱的茉莉花（当年“四人帮”指令“不得保留骨灰”）。
　　这位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深受人民崇敬的老舍，于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的8月，因不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屈辱，独自走向同他母亲祖居仅一墙一水之隔的太平湖，投入了一生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成人、将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传给他的敬爱母亲怀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人杰老舍，没有留下骨灰和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爱国主义红线足迹。30年代初，老舍从英国任教归国，同胡青女士完婚，夫妇在山东任教、讲学、生子，自称“乐安居”，创作走高，《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四五部长篇及短篇集相继问世。抗战炮响,挥泪搁笔，舍妻撇子投入抗战洪流。“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1937年11月，老舍独自徘徊抵汉口，冯玉祥将军亲自接老舍到他家下榻。当时冯将军大力提倡高唱抗战歌曲，曾请陶行知之子到福音堂等地教歌，老舍立马随之而行。同时他们运用快捷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形式创作并亲自表演，及时向群众宣传抗战。老舍连夜写出的《丈夫去当兵》（张曙作曲）“抗战洋片”等，在群众中得到极大反响、普遍传唱。他曾说“在战斗中枪炮有用，刺刀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鲁迅先生说过“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佛罗培尔的。”（《论“第三种人”》）
　　1938年3月，周恩来在武汉组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举老舍为主席。从武汉到重庆，奔波中，老舍一直全力以赴做好“文协”工作。1939年，老舍还率领一个有二三十人的作家战地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团员中有东北作家罗烽、白朗等。女作家白朗曾向我讲过，他们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经陕、甘、宁、豫等15个战区，遭敌机三四次轰炸，险些丧命，历经164天，枪林弹雨中长途跋涉，慰问“苦斗战士”。是年9月到达延安，得到热烈欢迎，毛主席设宴招待，老舍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肩而坐，举杯同饮。老舍还即兴表演了京戏清唱，表达了万众一心，勇猛杀敌的真情。这是老舍第一次同久仰的毛泽东亲切会面交谈，他无比钦佩，说“毛主席五湖四海的酒量，身后有亿万群众哪！”事后他写了一首歌颂延安的长诗《剑北篇》，当年《新华日报》给予高度评价，可谓是最早的延安颂。曾被朱自清誉为“使诗民间化”的“抗战诗坛”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老舍曾立誓“为创立新的社会民主和新的文化”的新时期到来，他肩负这一“十字架”，勤奋创作，兢业工作。因操劳过度，身体不适。1962年，得周总理关怀，老舍被安排到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疗养。辽宁省作协得知，特派我前去看望并约稿。
　　那天，我下了火车径直来到老舍的房间。他的房间同我曾看望过的鞍山市市长同作家陈 写回忆录时住的房间一样，一床一桌、两木椅，不过老舍的桌上有一酒瓶插着的各色野花，发出幽幽清香。那时没有买花、献花风气，但我已感到我两手空空贸然到来有些发窘。而老舍却热情地说：我来时一再表示不要同当地打招呼、不要惊动人家，我就是一个普通疗养员嘛！
　　为了打破僵局，我表达了辽宁作协对他的问候后，告诉他，我在北京文学研究所学习时听过他讲课，讲的是文学语言问题，关于如何从生活中提炼语言的精辟论述，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毕业合影时，先生还曾大声热情嘱告：扎根群众，勤学苦练！我边说还边学着他当年手杖拄地、高高扬手的姿态。老舍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在鼓楼东大街，一个朱漆大门院里吧？我这人，一看见青年朋友就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嘛！”于是我又讲起抗美援朝时我在丹东，老舍先生曾随以贺龙为团长、他任副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到过朝鲜前线。以后我读到了当时很轰动的他的长篇《无名高地有了名》。记得当年有评介说，老舍坚持在朝鲜前线半年有余，同志愿军战士同吃同住，并要爬到被志愿军英雄顽强攻破的敌人称为“最坚固的阵地”老秃山高地去亲自看看，战士们要背他上山，他坚决不依，硬是自己拄杖一步一喘攀上山顶。后写出了有开创性的军事题材长篇。
　　老舍听我说完嘿嘿笑着说：你这小同志记性眼挺棒哇，那《无名高地有了名》是我第二部写兵的长篇。我马上插话：第一部是抗战时写的《火葬》吧？
　　老舍点点头，回忆似地说：这第二部真胜过第一部哟，我在朝鲜前线和战士一起蹲坑道，听炮声，那一平方多米的秃山顶上竟落了一千多发炮弹，那真是英雄战士，英雄阵地，我两手扑地爬也要爬到山顶去，若不怎么能产生《无名高地有了名》呢！那半年多的火炼，炼了身体，炼了灵魂……
　　他的掏心窝的话，使我联想到我亲历的抗美援朝的炮火，想到从他作品的炮火硝烟中展现出的“可爱战士”，“颇有学问的”指挥员们那机智勇敢、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他是“北京味”权威，也可称“火药味”的“勇士”。他惟妙惟肖、活生生地写出了北京平民、底层穷人和“最可爱的人”的形象，都能经过沧海桑田历史时光考验。展示了他一贯的主张，文学作品要说明人生、解释人生、指导人生，所以能永存读者心间。同时，他笔下还有脍炙人口的旗人、艺人……记得当年在《龙须沟》上演之前，有一出轰动京城的话剧《方珍珠》，是写一女艺人的故事，好像还拍成了电影。此剧使人容易想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我突然冒昧地问老舍先生：听说新凤霞和著名作家吴祖光结婚是您给介绍的，还是主婚人，是吗？
　　老舍微微一笑，没点头也没摇头，给我讲了一个当时我感到非常新奇而有趣的故事。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老舍等为副理事长。他很重视这个职务，立马带人到北京天桥去视察。十四五年前他在北京时，常到这个艺人聚集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一切都感到新鲜，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一小客店，挂着新凤霞的大照片，有人打着锣鼓吆喝：新凤霞唱戏在万盛轩/一毛钱就能看一天/我店离万盛轩真不远/看戏回来请住我店/大通铺卫生还省钱……
　　老舍果然去看了新凤霞的评剧，回来便想在这能躺十来人的大通铺上睡一宿，第二天还看。陪同人员绝不同意。他只好交了宿费，坐着闲聊一阵。正巧遇一人来募捐，说是有一花旦演员得了重病，“戏迷”们有人捐出几毛或几元钱。老舍打开钱包拿出20元人民币。那人深鞠大躬，要留下他的姓名地址，老舍说自己是卖野药的，名叫龙套。从此老舍和新凤霞的剧团便有了些联系。对吴祖光，老舍在重庆时便相识，知吴工作的《新民晚报》首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诗，国民党要追捕他，吴逃至香港，后来到了北京。老舍热情地率吴祖光看新凤霞的评剧，他(她)们一见钟情。1951年他们结婚，欲在酒店办婚礼。但，那年月这样大的举动很少，便声称办“鸡尾酒会”。当时可能有人不晓得“鸡尾酒会”之名，或故意幽他一默。来赴宴的侯宝林等还真的抱一大公鸡，要割鸡尾助兴。老舍在酒会上讲了话，周恩来总理还发来了贺喜电……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情趣。随口说：您可写篇很有趣的散文。老舍摇头说：咦，使不得，写不得……
　　我理解了，那个年代是不易发表此类散文的。我郑重问了一句：先生，您手头还有朝鲜的战地随笔或写北京的散文吗？说着递上了我带去的我们的文学杂志。
　　老舍先生翻翻杂志，直率地说：噢，派你来是向我约稿的呀！他沉思下，慢慢说，现在办杂志都要反映现实生活，我现在可不能像当年那样爬山走路喽，出门步步离不了拐杖，在北京每天最低还要吃个鸡蛋吧，能同群众同吃同住吗？不真正深入工农兵生活，哪能写出您们期望的、反映工农兵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呢？
　　这一番话，使我有点吃惊，我觉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同我这无名小辈发出如此肺腑之言，在当时是难听到的，这真是一位掏心窝、讲真话的光明磊落的真实老人。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但，这番真话使我更失去了拘束感，同老人随便闲聊起来。当我聊到曾听女作家白朗说过，冯玉祥将军曾有一首打油诗“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笑笑，长叹一声说：那时可苦了他们母子了。说着顺手从一个书本里抽出了一张他们的全家福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夫人胡 青的形象，高高身材，眉清目秀，文人气质，满族格格。老舍告诉我，她烧得一手好菜，还能亲自给他裁制绸料衣衫和皮袍子，是贤内助。但，他们不门当户对。老舍出身于满族底层贫民，除他，自祖辈下数，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而胡青的父亲，是清朝伊姆佐领、三品大官。不过他们能结成姻缘也有相似的缘分，他们都是父母膝下的老疙瘩，老舍出生时，母亲41岁，胡青出生时，父亲已64岁了（母亲是父亲的三房夫人）。因为都是老疙瘩，掌上明珠，都读书上进。胡 青考取师范学院时，班里只有三个女生，她苦读到大四，便能在邵飘萍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发表散文小稿了。所以，她一直任语文教师，是老舍的得力助手。因她小时随母亲描红绘画，以后师从齐白石老人，成为国画大家。
　　这一天，可能因为在疗养院老舍独居一室，少有谈话对象，也可能因为我曾是他的学生和忠实读者，使他热情亲切如我的家长一样开怀畅谈。也使我了解了老舍和夫人两个满族家庭的演变，更体味到，他的作品曾被鲁迅先生称为“地域特色颇浓厚”的十足京味和满族旗人的独特性情和风格。他笔下常常现出的“泪中有笑，笑中有泪”的幽默、悲凉的场景，正是满族衰败、人民崛起的时代特征。清末民初满族没落，失去了“皇粮”、“俸禄”，生活无着，只好拾起游牧时代的歌舞特长，靠吹拉弹唱，以诙谐、幽默排解心中郁闷。老舍自幼也便得以这通俗文艺的熏陶，在幽默、诙谐、乐观中滋生了要改变命运的坚毅、自强、抗争奋斗精神。他的作品是他亲历、熟悉的生活再现。正如英国学者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评语“通过他高贵真诚的灵魂茁壮成长于自然的最深处，是自然的声音……他就像一棵橡树，从大地的怀抱中成长起来”。坐在我面前的这位真诚老人，就是扎根于大地、不断发出自然的声音的高大橡树！
　　当我同老舍先生告别时，他手拄木杖起身，一定要把我送到火车站。那时疗养院所在地是农村小镇，去车站是沙石土路，火车只停一分钟。我一再劝他停步或我扶送他回去，他坚持不依。当发现路边有野花摇曳时，他又驻足，哈腰采下几株野花送我。我马上想到护花之神的美誉，老舍大师乃真、善、美的化身！待将来我有机会去北京再拜见先生时，我一定买束他喜爱的鲜花赠献先生（已为终生遗憾了）。我手持鲜花扶先生一步一步过铁路到车站。直等我匆忙上车，火车开动后向他招手，我隔窗望着他一手拄杖，一手向我扬手的身影渐渐远去。使我不由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他虽不是“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但确是“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显出努力的样子”，“慢慢”行走。那拄杖扬手的身影，正是在“晶莹的泪光中”远去，“我最不能忘记的”父辈的“背影”，迎风挺立的高大的橡树。
　　一个月后，老舍寄来一篇题为《学生腔》的短文，谈的还是有关文学语言问题（刊发于《鸭绿江》1962年10月号）。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循循告诫读者要“思路清楚，说的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这后一句，正是当年他嘱告我们的掏心窝的话，也是语言大师老舍的终生体验和忠告。他的语言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精彩、生动、凝练，又富有诗意，可谓炉火纯青。
　　以后我读到了老舍的炉火纯青的《正红旗下》，正是他浸透半生心血、酝酿、构思出的真正的文学，自然的声音，满族文学的扛鼎之作。他以浓墨重彩展现了清末民初满族及中国社会的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满族文化独特风采和历史表现力。遗憾，我们读到的只是长篇开头的11章8万字，仅写到小主人公的诞生和童年。我们冀希他的成长，我们等待读下去。但是，我们再得不到这艺术的享受，领略这部经典历史教科书给予我们的深邃思想了。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肩负着两个“十字架”，痛苦地放下了他的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巨笔。这支笔和那香气不绝的美丽的茉莉永远在他的骨灰盒里放香，让我们深深记忆这支笔给我们留下的闪耀着民族光辉的文化遗产，给予我们世世代代吸取不尽的永恒力量和美的追求。老舍先生仍拄着手杖，幽默地、亲切地、频频地向我们招手，如高大橡树挺挺站立。大师，没有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