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原创｜文集｜作家

　　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部长、文学巨匠茅盾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讲话时说：全国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都应向凌源中学教员胡景芳学习。三十多年后，文化部部长高占祥在1988年“六一”前夕部分晋京演出的文艺团体颁奖会上又发出号召：“学习景芳精神，繁荣儿童戏剧。”这时，我便萌发了为景芳举办一个大型庆祝、研讨会的念头。1989年，在我们省儿童文学学会的常务理事会上我提出了这个打算，景芳马上表态说：“不忙，先给吴老开，赶他七十大寿。我的，到90年代以后再说吧。我还想出个中篇集子，还想看看下一世纪呢！”大家不由得鼓掌、欢笑，笑声中我心头不禁一阵阵酸楚：景芳，您已是动过两次大手术的癌症患者了，还能埋头爬格子出版中篇集吗？您已功成名就，该画个句号静静养身体了。
　　几年前，他在肿瘤医院动第二次手术时，我曾几次到省委找宣传部部长帮助为他办理干诊，同时我还想，该准备一张遗像预备万一……那时他隔壁病房住着著名评剧演员鞠桂舫。鞠来看他谈笑风生，还像当年演陈快腿一样说话嘎巴溜脆。可是，不久这位“快腿”女名角谢世了。而景芳却指着自己已经动过手术、化疗失去黑发的秃头说：“你们不要担心，我的头发会长出来的，会比从前更黑、更亮。”我笑着连连点头，但望着他消瘦的面孔和大而秃的头，心里好沉重。可是他出院后，头发真的长出来了，比之从前好像真的更黑、更亮、更茂密。中小学开会他有请必到，“红领巾”活动他更是马不停蹄，有时还骑车前往。他写出了获得中国作协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家和少年犯》，写出了轰动全国的儿童剧《特殊的夏令营》，荣获文化部重奖。他被评为省特等劳模、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认为这位抗癌明星已到了顶峰，可是，他却认为：革命尚未成功，还需更上一层楼。他忍着病痛不停地敲击那老掉牙的386打字机。两年后，他的三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集真的创作、整理出来了。但，出版遇到了很大困难，他四处奔波，大病一场。这时我正在美国，他请《文学少年》副主编郑晓凯给我发传真，嘱我尽快由美返回。我立即复电：请他放宽心静养身体，待我回国后头拱地也要把他出书的事办成。1994年，在《胡景芳中篇小说集》即将出版的“六一”前夕，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同时隆重举办了“庆祝胡景芳从事文艺创作四十七周年研讨会”。我们请来学会名誉会长、副省长陈素芝，原省委书记、关心下一代领导郭峰、柳文等老同志，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联、社科院及各市文联领导，景芳家乡代表、专家、教授、作家、演员、少先队员、学会理事、代表200余人。收到全国贺信、贺电、贺词20余份，为“一休”配音的著名女演员李韫慧，读着那些充满激情的专家、好友的贺信，自己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大家的发言更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使坐在台上的近八十高龄的老书记、老主任都禁不住流下热泪。我觉得这个会不仅是对台上的景芳同志四十七年创作生涯和人品的极高评价和鼓励，更是对台下众多中、青作家和红领巾们一个震动和鞭策。那一天我的心里总像有一把火在燃烧，我将会上的发言稿、贺信、贺词等装了一大封筒，散会后我拍拍封筒对景芳说：我要给您编一本纪念文集。他马上说：“不，不，我还有东西要写呢。”
　　我马上意识到刚才不应说出“纪念”两字。方才我主持会议时，浑身发热，我脱掉外衣只穿件黑绸衫，景芳曾悄悄对我说：“你怎么给我穿黑衣服呢？”我马上套上了花格外衣。身热、心热，眼圈也不时发热，会场一派热气腾腾。两会连开非常成功。第二天代表会改选时，大家一致认定：景芳和吴梦起是我们学会的终身名誉会长。景芳是我们辽宁儿童文学界的骄傲，更是我工作的靠山、创作的合作伙伴，我们是有着近半个世纪真诚来往的好文友、好同志。
　　我同景芳初次相识在1956年。那时我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不久，担任了《文学月刊》（《鸭绿江》前身）的编辑。景芳曾在他写的《〈山村的孩子〉是怎样写出的及其他》一文中清晰地记录了我们这次初识的情景。
　　1956年，我随热河省并入辽宁省而加入作协沈阳分会，同年第一次来沈阳开会。我当时是个开始学习写作不久的业余作者，加之来自农村，初到偌大的作家协会，处处感到生疏，惶惶不安。心里有很多有关写作的想法，不知怎样以及向谁请教。正在我踌躇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有一胖一瘦两位女同志来找我闲谈，后来知道，这就是编辑部的赵郁秀和肖贲同志，她们从闲谈家庭生活、工作情况开始，逐渐消除我生疏感。我很快无拘束地谈论了我的生活情况，以及所积累的人物、故事。她们帮我筛选了一大堆生活素材，选出一个“捉麻雀”的故事，叫我写出来。
　　她们谈得很细，尤其对如何写人物、如何重点刻画出人物个性方面，说得很周到。使我写起来特别顺手。这就是发表在1956年6月号《文学月刊》上的获奖小说《山村的孩子》。
　　说实在的，在写此篇之前，我已发表过十几篇小说、故事，但从写人物出发，这是第一篇。也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我迈进文学大门的头一步。而这一步是与当时的编辑赵郁秀、肖贲同志分不开的。
　　我至今还没忘她们那赤诚热忱地对待一个山区业余作者的无私态度。我那篇小说得奖，与她们的辅导是分不开的。
　　这种对业余作者的赤诚态度绝不是一时半刻的。记得1959年，我采访了山区建设女英雄，写了报告文学《英雄立志锁秃龙》。
　　我初次写报告文学，不得要领，写得堆砌平散。我亲自送到编辑部。赵郁秀同志看后，觉得题材特好，只是写法、行文欠妥。于是除了和我个别谈稿外，又组织其他两位编辑一起帮我出主意，组织材料。经过两次修改，终于达到了发表水平，使我初步掌握了写报告文学的技巧……
　　景芳的《山村的孩子》发表后，反映很好，获了奖。这是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来辽宁省唯一一次文学评奖。不久，景芳晋京出席了全国青年作者创作会议。景芳质朴的大会发言引起领导及各方人士注意。之后他入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三期）。我们成为上、下届学友，也一直保持着同学、文友之间，编辑和作者之间深情的友谊。我们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讲故事、讲人物，景芳谈到的《英雄立志锁秃龙》就是这样切磋成的。景芳给我们带来了泥土的芳香，生活的真谛，他熟悉的鲜活的人物、动听的故事感染着我们，启迪了我们的灵感和思想。我常像他的学生一样称呼他“胡老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好老师。
　　20世纪60年代，景芳被调到省儿童艺术剧院，他喜忧参半，说自己对戏剧不熟。我们说：隔行不隔山，先走熟道，步步攀登，相信您一定会“锁秃龙”到顶峰。他将自己的同名小说《山村的孩子》改成戏剧，一炮打响，在剧院站住了脚跟。
　　“文化大革命”劫难之后，1989年我们再次相逢于首都北京。那时我仍然在被下放劳动的基层做妇女工作，因为写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又一次去了北京，住在全国妇联大楼里。听说胡景芳也在北京改稿。我四处打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找到了他，同屋还有老朋友杨大群同志。景芳同十几年前差不多，还是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他不谈自己还是两地分居的单身苦生活，却津津乐道地说他酝酿已久的书稿已完成，并即刻送我一本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苦牛》样本。我望着封面“苦牛”的形象，那眉眼，那气质，真有点儿像景芳。我祝他创作有成。他笑说：“感谢文艺春天的到来，若不，这不是‘高、大、全’，谁敢给出版，这回咱有劲儿就使吧！”
　　我们在“东四”一带街巷中，在轰鸣的电车上，如以前一样畅快地谈文学，谈人生，谈多年不见的各自经历，谈他的新创作计划……我觉得他的精神就是这不屈的苦牛！不久，我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他们要出一本十多万字的英雄张志新的传记，计划半年出书，抢市场。出于我的水平有限和工作牵扯（我已任铁岭妇联主任），怕不能按时交稿，提出找人合作，首先请到景芳同志。他虽然与张志新不相识，但是，他出于对“四人帮”的愤恨，对张志新的钦佩和敬仰，早已从报刊上收集了一些张志新童年的故事，加之我同张曾是朋友，有对张母及其兄妹采访的活素材，请他写张的童年部分最合适。那时我们在沈阳连个碰头讨论的场所都没有。我的工作和家都在铁岭，景芳在沈阳独居近二十年，家属才接来沈阳住一间小平房。一次景芳带一饭盒夹馅黏饼给我当午饭吃，黏饼是他老伴做的，我夸他老伴烙黏饼手艺高，香甜可口。他笑笑说：“她也就会干这个吧。”
　　闲时，他说：“我和老伴至今没有共同语言，我从小丧父，大伯为了供我念书，交换一个给他家干活儿的大媳妇。在凌源，我在外教书，她在家服侍老人；来沈阳，我东跑西颠、爬格子，她在家带孩子、做饭，饭后我出去下棋，回来看书，睡觉。”他又说：“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朱安女士是给她母亲娶的媳妇。我的媳妇就是给我大伯娶的。我可没有鲁迅那样彻底反封建精神。我甘愿牺牲自己陪伴她和孩子啦，她是一位非常善良、淳朴的农家妇女呀……”
　　我说：“中国儒家传统是先结婚后恋爱，也百年合好嘛。”
　　他说：“都有孩子了还没有爱恋呢。有的作家在作品中充分抒发罗曼蒂克的爱恋之情，我尽写小孩也无处展露啊！连个情书也没写过。”
　　我们笑了，心想，胡老师，您把全身心的爱给了孩子，给了祖国和人民！两年以后，景芳患了肺癌。我们去看他，他毫无我们想象中可怕的癌症患者的形象，口口声声谈的还是孩子、文学、学会工作。我心中沉沉暗语：胡老师，您真是炎黄子孙中一只埋头耕耘的苦牛啊！
　　景芳动过第二次手术后，常常呼吸困难，但开会、活动他却坚持。我同他多次参加“红领巾”的校外活动，他和孩子一样天真活泼，风趣，慈爱。他曾和我说：“现在我全靠老伴陪伴了，说话唠嗑，捶背按摩，端水送药，真是无微不至，有了夕阳爱情喽！”
　　“您的功勋章上有你老夫人的一半啊！”我说。
　　景芳笑着连连点头。1994年，我们为景芳举办庆祝会时，我积极请胡嫂到场。这时她已不是农妇打扮，穿上了毛料西服，烫了头发。我去景芳家，胡嫂有说有笑，很是开朗了。我想到莎士比亚说过：被摧毁的爱，一旦重新修好，比原来更宏伟、更美、更坚强！
　　1999年“六一”前我去了北京，参加儿童文学创研会。15日深夜我突然接到沈阳市文联主席、诗人刘文玉的电话，他沉痛地向我报告：景芳已于14日21时15分与世长辞了……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后悔我这次出来前未去看望景芳，更后悔开罢会在京停留。我们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促膝长谈啦……第二天我由北京匆匆赶回沈阳。
　　在庄严肃穆的胡景芳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含泪记下几副感人至深的挽联。常读、常思、常忆：
　　凌河源，沈水畔，从讲台到文坛，山村孩子甘当苦牛，
　　培育祖国的未来，无悔无怨；
　　五十年，如一天，拼老命挥热汗，为了中华之崛起，死
　　里逃生，终身奉献，壮丽诗篇。
　　送走景芳后，景芳家乡——凌源县的领导、文友和我们学会的同志，便以景芳精神着手为他编辑纪念文集。在他逝世两周年前夕，由我主编的胡景芳纪念文集《生命的绿洲》于2001年5月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
  在新世纪，春花竞放的美好六月，我们在景芳家乡凌源县举办了胡景芳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和《生命的绿洲》出版座谈会。儿童文学界尊敬的罗英大姐代表文化部和全国剧协率领着剧协的老友和小友由北京赶来光临会议。这位小友，就是当年景芳在家乡辽西发现的初中生文学新苗，当年他嘱告我们，应注意培养。我们连发过她的习作。现在，这位当年扎着羊角小辫的小姑娘翟莉华，已成为京城小有名气的电视剧编剧、作家了（她参与编写了《走西口》、《下江南》等诸多电视连续剧，笔名翟越）。
　　罗英大姐接过我送给她们的《生命的绿洲》，注视着书中景芳笑容满面的遗像，拍拍小翟的肩头说：景芳虽然于20世纪末走了，但是，他看到了新世纪。
　　鲁迅说，“有希望，便有光明”。新世纪展现了景芳的希望，展现了景芳的光明。
胡景芳同赵郁秀
　　展望新世纪——胡景芳纪念文集编后
　　展望新世纪——胡景芳纪念文集编后
　　展望新世纪——胡景芳纪念文集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