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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文学奖在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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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天，日本文学界很是丰收。
9月10日，村上春树作品《海边的卡夫卡》问世，立刻上了畅销书榜第一名，并在短短一个月内竟卖了53万本，乃为1987年的《挪威的森林》以后，最成功的一本书。接着，9月25日，大江健三郎新书《愁容的童子》出版。这是2000年作品《换取的孩子》之续篇，以拟私小说的方式回顾作者年轻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年近七旬，写了四十五年小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在本作品里坦白了自己的“原罪”，即艺术冲动的来源，无疑非常重要。
我是读完《海边的卡夫卡》后，马上开始看《愁容的童子》的。在前者最后，十五岁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离开了四国山林，要回东京去。作品中，四国山林象征着黄泉（或者说，日本民族的集体下意识），东京则代表现世。整篇的主题是站在青春期入口的主人公为了摆脱父亲（或历史）的约束而离家出走，一时经验暴力也接近死亡，但是尝到绝望之后发现希望，最后走上人生之路。谁料到，在《愁容的童子》开头，仿佛作者的主人公，老小说家长江古义人（日语念 Kogito，与拉丁语Cogito 即“我思”谐音），跟田村卡夫卡恰恰相反，离开东京而在故乡四国山林定居下来。他的目的是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
也许，越是明显的事情，越少有人指出。讲到村上春树在文学上的祖宗，大家都说美国作家 KurtVonnegut就是。村上自己也经常说很少看日本小说，反而沉溺于美国作品。尽管如此，他早期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的书名，明显取自大江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何况，“弹珠”的日语原文是“PINBALL”，“足球队”则是“FOOTBALL”，完全押韵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大江讲述1860年在他故乡发生的起义事件。在那儿深山的沟壑，从古代有个独立小国，人们保持着独特传统，跟外边权力重复发生过冲突，包括日历万延元年的一次。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很难判断。反正，大江的不少作品，均以四国中部的深山沟壑为背景，讲述了日本近代史与作者本人的罪恶感。村上把田村卡夫卡潜逃的目的地定为四国山林，应该有颂扬前辈作家的意思。
其实，看完《海边的卡夫卡》，我确信，在大江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就是村上春树。
《朝日新闻》文化版记者，为了分析《海边的卡夫卡》畅销的原因，访问了三位评论家。其中，只有加藤典洋一个人说，《海边的卡夫卡》是达到了国际水平的杰作，其他两位则全盘否定它的文学价值，简直一无是处。周刊杂志《AERA》的最新号也半嘲笑地下结论说：“伟大的老一套。”这是大众媒介的大毛病，即大家一起打出头鸟。
当《海边的卡夫卡》刚问世时，作家关川夏生写：“如果这是纯文学的话，那么纯文学真不错呀。”那句话代表了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不会一下子就卖53万本的。可是，世上小人真不少。在经济不景气的文学界，村上春树一个人获得了大众支持。这么一来，大家要一起打出头鸟了。村上的处境叫人同情：在日本文坛，他向来很孤立。美国小说般的文体、当初没得到芥川奖（文坛通行证）、《挪威的森林》爆炸性畅销、海外评价颇高等种种因素，导致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愁容的童子》里，老乡们对名作家极其冷淡，甚至凶暴。虽然原因不单纯，但是最大因素无疑是妒忌。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在广大读书界，大江健三郎年轻时曾很受欢迎，作品也相当畅销。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文章越来越晦涩难读，结果失去了不少读者。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此间文化界竟流传一则闲话说：那是翻译者的实力。这些年，他的作品在日本，不再成为超级畅销书，也不一定得到读者、评论家的理解。上述的加藤典洋，在大江新作里以真姓名出现。主人公看到加藤解说《换取的孩子》的小文，说句“臭狗屎”，然后把小册子放在电炉上烧掉。
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国际上名气最大的两个日本小说家，在本国文坛却都靠边站。在两人新书里，各自的主人公在四国和东京之间换地方，我因而更加觉得意味深长。
日本人与诺贝尔文学奖
我小学时候，书架上有一套黄书皮的《世界伟人传》。除了华盛顿、林肯、甘地等政治人物以外，还有一批科学家，如爱迪生、居里夫人、施韦策博士的传记。其中有瑞典化学家，是炸药的发明者。他之所以被列入伟人之内，乃留下遗嘱创办了诺贝尔奖的缘故。
那是1970年左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二十五年，重新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行大阪万国博览会。文化方面，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全体日本人带来了无比欢喜。川端赴斯德哥尔摩得到的奖章，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一亿国民共同享受了荣誉，犹如奥运会的金牌一般。我当年刚上小学不久，也清楚地记得社会上充满的集体幸福感。
三十年过去，此间小朋友看的伟人传里面，早就没有了瑞典发明家的生平。这些年头，日本人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大大改变了。一方面，日本籍得主逐渐增加，至今有了十二名，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连续三年都获得了化学奖、物理学奖。虽然每一个得主都依然受到大众媒体的聚光照明，但是在斯德哥尔摩颁布的奖章多多少少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
当川端获得文学奖的时候，他是第三位日本籍得主。之前只有1949年的汤川秀树和1965年的朝永振一，均为物理学专业的象牙塔居民。相比之下，小说家川端康成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战前就开始发表作品，从1949年到1965年一直担任日本笔会会长。1899年出生的他，十六岁时，在日记上写：“总有一天要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用外语自由自在写小说。连诺贝尔奖都在我今天的梦想内。”当时，诺贝尔奖成立后仅仅十五年，而文学奖的历代得主几乎清一色为欧洲作家，唯一的例外是1913年的得主、印度籍诗人泰戈尔，但他是用英语写作的。
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本在欧美发行，是1950年代以后才成了气候的，领先被介绍的就有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的小说。进入1960年代，日本文坛上关于诺贝尔奖的讨论相当多，甚至有一次，川端等人组织的“三人委员会”把推荐名单通过驻东京瑞典大使馆提交给诺贝尔奖选拔委员会。1967年秋天，有风闻说三岛会赢得该年文学奖，结果名落孙山。然而，一年以后发表的得主倒是他的导师川端康成。在家门外接受记者访问时，年届七旬的老作家特意提到弟子三岛说：“因为他刚四十出头，还太年轻，这一项奖才轮到我来的。”他显然认为三岛的才华高过自己。谁料到，两年以后，三岛剖腹自杀，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又过三年，川端也吸煤气自尽了。
一般认为，在日本，文学失去对广大社会的影响力，是自三岛由纪夫自杀开始的。1970年左右，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所谓后现代阶段到来了。对之后的年轻人来说，漫画、卡通片等次文化作品的影响力超过小说、电影等旧有的媒体。
1994年，当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日本没有出现1968年那般全国兴奋、集体陶醉的场面。甚至有人公开说，大江得奖只不过是翻译者优秀的缘故，原文却是极其不通顺的“恶文”。这一方面反映着他作品在日本长期受到的评价，刚登上文坛时，曾抓住同代人灵魂的名作家，中途改变风格的结果，文笔变得越来越晦涩，导致早期的读者逐渐对他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兴趣与口味早已分散，再也不会有个“国民作家”得到大伙的支持。加上人们对西方权威的盲目信仰都褪色了。川端入选时，因为日本美感得到了西方专家的肯定，大家感到很荣幸。可是，五年后的1973年，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就批判诺贝尔文学奖为“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奖”，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始终很明显，到了大江得奖的年代，已有不少人认为由西方人通过翻译对东方文学作品给以评价，不可能是全面、客观、公正的过程。
四国山上长大的大江从小就以为：“乡下人讲的方言不够真，无法表达重要的思想。”于是他要先学好标准日本话，然后“要用真正的语言写作，经过准确的翻译，能够让哪个国家的人都听到我要说的话”。跟川端康成一样，他都是一开始就志愿做国际性作家的。
今天，日本小说在海外被介绍的机会可不少了。村上春树的作品经常刊登于《纽约客》，吉本芭娜娜在意大利拥有十万个固定读者，焉仁成的小说在法国得了文学奖。同时，文坛上和社会上，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兴趣，至少表面上相当淡泊了。过去的日本人拿文学作品跟马拉松相提并论，似乎一个人的成就会意味着全国人民的胜利。那是小说读者跟奥运会的电视观众一样多的年代。如今，文学创作已沦落为社会边缘上的艺术活动，关心文学的人非常少了。在日本年轻人当中，看过川端康成作品的属于极少数了。相比之下，越来越多人为了消遣而看全球性娱乐作品，如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或《哈利?波特》。听说，美国有人发起运动要把《哈利?波特》作者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相信日本有很多人已经在网络上签名表示支持了。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曾代表国际化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会失去原有的意义。
《我和阅读谈恋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是日本知名专栏作家新井一二三的阅读私记录，描写了日本文坛众生相，讲述了三十多位日本作家及他们的书写故事，涉及各类书籍七十多本。国际上名气最大的两位（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在日本国内文坛却被排挤，“国民作者”夏目漱石的作品折射出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溺于酒色并引以为荣的女性“无赖派”飞扬跋扈……无论这些作者你熟悉或不熟悉，这些作品你读过或没读过，你都可以跟着新井一二三进入日本文化生活，推开阅读世界的门，与阅读谈一场恋爱。
《我和阅读谈恋爱》（日）新井一二三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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