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先博您一笑。此“典”缘于笔者读初中时语文老师的一个幽默，他讲：有人把“吹毛求疵”念成“吹毛求屁”，也没错呀，把毛吹开，不就见到屁股了吗。
　　引发写这篇小文，是读到这样的话：“抗日战争时期以田间的《七月》《假如我不去打仗》……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秦中吟《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境界》，载2010年3月1 日《文艺报》3版头条)
　　众所周知，《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是已故前辈诗人田间的一首名作。可偏有评论家任意擅改这首诗的篇名，上例是最为典型的：将“假使”改为“假如”，将复数人称“我们”改为单数人称“我”。七字诗题，竟有两个错谬！ 在新诗评论界，不能准确书写此诗标题者大有人在，最普遍的是将“假使”写作“假如”。笔者去年9月初在承德参加纪念诗人郭小川八十诞辰暨小川作品研讨会，亲耳听到某著名诗评家在发言中一再说“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如何如何。这样的错讹，近年也不断“正式”出现在一些权威文学报刊甚至新诗史著中，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不是实行严格的“三审”制吗，倘责编偶然出错在所难免，那么，复审、终审是怎么行使把关职责的？
　　令我不解的还有：郭沫若创作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新诗《天上的市街》，标题解放后被广泛改为《天上的街市》，几成新诗界一桩“公案”；此诗曾长期被收入语文课本，据说标题的改动是作者本人同意的，但我翻遍郭老生前亲自选编并出版的的诗选和“文集”，无一不是仍用这首诗初发时的标题《天上的市街》。我曾于几年前经反复钩沉考证，写了一篇题为《是“街市”还是“市街”》的辨析小文，投给多家文学报刊，均不予发表，盖我非新诗界中人也。
　　类似情况，不仅在新诗界有，比如王蒙先生在其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一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将女作家大张洁(上海有位知名青年儿童文学女作家也叫张洁，我称之为“小张洁”)的获奖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这个篇名擅自删去一个“从”字。在儿童文学界也有，例如我不止一次看到书报上将著名童话作家孙幼军的代表作《小布头奇遇记》错作《小布头历险记》。
　　一些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特别是代表作或成名作，其篇名或书名是不可以随便改动的，这是尊重历史。可一个时期以来，尤其在当下，随意乱改的错谬庶几所在多有，反映了文坛学界的浮躁和一丝不苟严谨治学风气的普遍匮乏。至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正文和标题)常遭肆意“低级”修改，令作家十分尴尬，反映了某些编辑特别是年轻编辑素质之不敢恭维，不说也罢。
　　我，搞“小儿科”的“小”人一个，以上“求屁”之见，不被重视当在预料之中，未抱公开披载报端之奢望，写出来唯图一吐为快，现“群发”诸文友，倘有觉得鄙见尚有一点小意思，愿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则在下感到幸甚幸甚。
　　2010年3月2日上午，敲于北京南方周末南方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