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不怕你见笑，我到上中学前还没穿过一双鞋——不，应该说没穿过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在这之前，穿的大多是父亲的旧鞋。大大的鞋套在小小的脚上，走起路来，松松垮垮，常使我滋生出一种跟不上趟的感觉。
　　宁愿不穿鞋，也不愿受这份洋罪。
　　我打着赤脚在乡村的小道上奔跑，上学、放学，挑水、放鸭，赤脚来赤脚去，好不自在。好在那时家家穷，一个成天赤脚的孩子在大人们眼中无所谓。
　　进中学前几天，病中的母亲爬起来要为我做鞋。半夜，我从梦中惊醒，见母亲还在灯下纳鞋底，不知是底太厚，还是针不锐，没纳几下就把针尖在花白的头上荡几下，再把它抵在中指的“铜戒指”上，用力顶进鞋底。
　　底做好了，接着便打浆糊做鞋帮，然后合成。一双鞋把母亲折腾得够呛。
　　我不忍心让母亲受累，只得加倍珍惜那双鞋，平时只在大庭广众面前穿穿，一回宿舍，慌忙脱下，让它静静地在床铺下“保养”。星期天，到市区转转，从不敢与人为伍，不是别的，是怕他们发现我的秘密：那就是每走到太阳地里，生怕脚和滚烫的柏油路混为一谈，便让鞋一直穿在脚上；走进树荫，赶快脱下，夹在胳肢窝里，生怕过多的磨损使母亲做的鞋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时，我不知什么是苦，认为人活在世上本该如此。
　　从中学到大学，穿的鞋几乎仍是青一色的布鞋，大多还是母亲的杰作。
　　那年，当母亲得知我要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时，激动得连声诺诺：“我得为儿做双鞋哩……”母亲使尽浑身解数，花了半个月功夫为我精心制作了一双。可能是怕路远，把鞋走脱了，还在鞋帮上加了副绊子，就象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穿的那种。我不是女孩子，怕人笑话，一边暗暗责备母亲不该画蛇添足，一边悄悄地把鞋绊弯进鞋碗。就那样带着母亲的心愿昂首挺胸地登上北去的列车。
　　头一回上北京，当我置身于在数十万人的红海洋中时，一颗18岁的心也象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平。下午3点，领袖那伟岸的身影出现在高大的城楼上，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象所有着了魔的红卫兵一样，泪如雨下，千万颗心在同一个节拍上跳动，千万个喉咙喊出同一个声音……
　　领袖在向我们招手，微笑。人群开始骚动，旁边的往中间挤，中间的往前面拥。队伍倾刻大乱，个子寒碜的我顿时被淹没在这红色的海洋中。我怕自己陷入浪谷，一面呼喊，一面挣扎，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流一忽而左，一忽而右，稀里糊涂地被浪花冲到城门楼下，我抗不住巨大的压力，身体几乎全部伏在红墙上。等我抽出身来时，身子被墙上的红土颜料染得一片通红。低头看看，脚上的鞋早已不翼而飞了。
　　鞋——我的鞋！我赤着脚在天安门广场上奔跑，寻找，挥洒着滚滚汗水和热泪，呼喊着时代的最强音。
　　夜幕降临，我恋恋不舍不舍地离开广场。到了驻地，才发现一双脚被戳得象两只烂桃子。奇怪的是，一点也不疼，是归功于儿时长年的赤脚，还是澎湃的激情使我忘记了一切。
　　离开首都，我们将要徒步长征，得走很远很远的路，没有鞋是万万不能的。聪明的同伴提醒我，要我回去找找，说不定那双鞋还躺在广场的某一个角落里眼巴巴地盼着他的主人呢。
　　再去广场时，太阳正在升起，把整个世界照得一片通红。数十个清洁工人挥着扫帚，把灰尘撵得到处乱钻。见我赤着脚，一位大嫂笑笑，朝广场一角指指。我意识到什么，连“谢谢”都忘了说便飞奔而去。
　　我敢说，世界上除了我很少有人见到如此壮观的“鞋山”了。各式各样的布鞋、草鞋、凉鞋、花鞋、短靴堆积在一起，使我想到家乡的谷堆，想到埃及的金字塔。我大汗淋淋地立在鞋山下，眼花了乱，不知哪双是属于我的。
　　鞋山边，一位戴红袖箍的爷爷笑眯眯地望着我。他的手攥着一根长长的竹杆，杆梢上有只铁钩，对我说：“看好了，看好哪双是你的，我就帮你钓出来。”
　　我眨眼摇头。
　　爷爷很有责任感地说：“那我就帮你挑一双。”说着，扬起竹杆，往山腰一伸，只听“啪啪”两声，两只鞋便象鱼似地落在脚下。我也不知这鞋合不合脚，能不能穿，往脚上一套，兔子般地跑开了。
　　跑了一段，脚被硌得生疼，低下头，这才发现，是一双奇特的鞋，鞋帮上能看出密密的针脚，显然是人工的制作；一只带花边，好象是苗簇人穿的；一只是短靴，象是蒙古人穿的；一只底厚，一只底薄，走起路来，深深浅浅，立场很不坚定的样子。我不管那些，穿着它们，走过夏天，走过秋天，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好长时间我都在怀疑，脚上这双鞋莫不是出自一位苗族妈妈和蒙古妈妈之手，而母亲的鞋也许正跟着一个云南少年和一个蒙古少年东奔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