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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狼就在我六岁时的后山上，一到夜晚，眼睛就发出绿光，像两束探照灯一样照进我们那一排紧紧拉着的山上的小屋。漆黑的夜里我从来不打开小后窗，更不敢往窗外看。我怕窗子吱嘎嘎沙哑得像狼一样的叫声，更怕那黑黢黢的大狼就在窗底下蹲着。 
　　狼就那样威慑着我，让我的童年不敢舒展。 
　　而我爸习惯把狼叫成“来歹”（“来”读阴平，“歹”读轻声），我们那里汉满蒙人杂居，我没考证过这是蒙语还是满语，我们是满人，或许这是满语对狼的叫法？据说，爱沙尼亚人管狼叫“叔叔”，而汉族人普遍把狼叫“张三”，从叫法上两个民族就不一样，一个过于庄重，一个过于散漫。但都不直呼其名，避讳。我爸和当地辽西人一样，呼其为“来歹”，比较中性和含蓄，既惹不着狼又吓不着自己——此二字乃为外语，人听不懂，估摸着狼也听不懂。但本地狼也不好说。 
　　我爸每次骑自行车回到二十里外的单位上班，为了超近，都要经过一条漫长的羊肠小道。蒿草和沙子遍地的野外，难免没有狼出没，尽管狼那时都已在歌里隐隐约约唱着了。我爸的自行车上永远绑着小疙瘩榔，就是回家休息也从不解下来。我爸说那是防来歹的。我爸说来歹一旦盯上了人，就无声无息跟在身后，等赶上了，前面的两只腿就搭在人的双肩，等人反过神儿来，回头去看，来歹就会一口咬住人的咽喉，一下子致人于死地。我爸的疙瘩榔就在这样的传说中诞生。它是一根结实的榆木棍，二尺来长，棍顶用软皮带子系着一个小孩拳头大的铁锤子。像一个兵器，我爸自制的土兵器，专门击打从背后扑上来的狼。 
　　我看到那个绑在自行车座下的疙瘩榔，顿时心生敬意，对疙瘩榔，对我爸。还有狼。 
　　那个初冬的黄昏，我三十来岁的爸蹬着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片野地，想赶在太阳落山前走上大道。也许是冬天车链子发紧，再加上我爸用力过猛，车忽然断了链子。我爸只好下来，打开工具盒开修。我爸曾多次描述过这个时刻。他一边接链子一边不住地环顾四周。也就一袋烟功夫，他看到在落日的余晖里，西边忽然出现了一个行走过来的身影，像狗，比狗大，尾巴拖地，这是典型狼的特征。我爸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疙瘩榔解下来搭在肩上，那个家伙在距离我爸大约二百多米远的地方站住了。我爸说，那时人怕狼，狼也怕人。野狼要不是饿极了，不会不顾一切的。亏得那是个少狼的时代，不然那野狼只要一嗓子，就能嚎来无数的同伴，我不知道我那可怜的爸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我爸动用出他全部的家伙什。他把烟掏出来，点着打火机，让火苗着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那烟头的暗火红红地闪，不知是否对远处的那位构成了威胁。来歹蹲在那里没动。我爸没说他是否当时浑身哆嗦，当然我小时候希望他没哆嗦，长大了想那时不哆嗦是不可能的。我爸在满身大汗中修好了车。收拾好工具，慌不迭地跨上自行车，左手扶把，右手拎着疙瘩榔，骑车就跑，一边骑，一边挥动着疙瘩榔。我爸说，那疙瘩榔一挥带着风声，挺壮胆。想象我爸那样子，有点像骑在马背上的骑兵，一手握缰绳，一手挥舞着兵器。我爸头也不回地往前骑，右手的疙瘩榔握出了汗。骑出很远，再回头看，来歹没跟上来，我爸才算正常地出了一口长气。 
　　来歹不常有，有也不常下山。我爸算是千载难逢地碰上了。 
　　我的结论是，有朝一日遇上对手，决战的武器一定要有，哪怕土制的，比如疙瘩榔；真的遭遇了对手，实力还比自己强，比如来歹，逃跑远比交手更胜算，哪怕落荒而逃，比如我爸。我爸是读书人，深谙孙子兵法，学以致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我爸还顺带学习并实践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保存实力，日后再战，也不失英雄气概兮。 
　　（后记：几年之后，报上说，就在辽西山区离我们家很近的那一带，有一位在野地里剜菜的中年妇女，被一只山上跑下来的狼活活咬死，说那只狼是饿极了。说那可能是辽西最后一只野狼。目击者还说，那是一只白脸狼。 
　　我叫不准它是不是当年我爸遇见的那只。当时我爸离得远，又黄昏日落，看不清。即使能看清，我爸怎敢去端详人家脸白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