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笔者专著《贵州儿童文学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首部由个人撰写的地域儿童文学史专著，它的出版填补了贵州没有儿童文学史专著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贵州儿童文学史》不仅是贵州第一部儿童文学史专著，也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认识论指导下的我国首部儿童文学史专著，对于贵州儿童文学乃至我国儿童文学来讲，都可谓具有开创的意义——它体现出一种文学史认识论的转型，笔者认为，将会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一、《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认识论最早的学术实践

　　我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单元构成的大一统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包含所有民族单元文学的“多民族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然而，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此却大相径庭。1960 年代初，何其芳先生就指出: “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中国文学史”。长期以来，在单一性文学史观“话语霸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的现实被忽视被遮蔽，这导致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别文学史”建设严重的滞后。

　　近些年来，随着“重写中国文学史”实践的扩展，有关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儿童文学）的“史学史”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论文，呼吁文学史向“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认识论的转型。如笔者就在2008年发表了《“灰姑娘型童话”溯源》，2011年发表了《论多元族群共生的中国儿童文学》，2013年发表了《论西南民族民间龙、虎、凤型童话》等论文。如何客观地理解各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关联，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对不同“史观”的反思与研讨，这个议题也成为学术研究前沿。在“夷夏互补”的背景下论述并实践“多民族文学史观”，强调“中国”概念同时具有的结构性与过程性，把文学同史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提出“多历史”与“多文学”的观点。这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石性质的理论支撑。

　　《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究背景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成果。它把多元族群共生的贵州儿童文学客观、均衡地融入进了贵州儿童文学史。它力图突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处于西方话语（西方中心主义）、汉族话语（汉族中心主义）、精英话语（中原中心主义）三重霸权压迫的现状，倡导“多元族群共生”的儿童文学观，以力图恢复多元族群共生的贵州儿童文学的历史原貌，形成多民族文化的互补互融。《贵州儿童文学史》所叙述的民族民间儿童文学，涉及到主要在贵州地域居住的汉族、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土家族、仡佬族、彝族、白族、瑶族、满族等民族和屯堡人、亻革 家人、穿青人等族群的儿童文学。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崇尚直觉的感性的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类，缺乏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容易导致简单化的主观臆断。《贵州儿童文学史》在实证性、理论性、规律性、科学性上都努力进行追求，对贵州儿童文学历史的发展做出概括，对贵州儿童文学构成的形态进行描写，对贵州儿童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进行揭示。它比较重视理论性与学术性，在行文中体现着撰写者“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学术理念与多学科背景下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文本具体的论述中，体现出一种多民族的、历史的、相互联系的、辩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把贵州儿童文学现象放入历史的、多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进行叙述。因此《贵州儿童文学史》不是对于贵州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包括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文学史理念的体现，是这种文学史观指导下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实践。

　　二、《贵州儿童文学史》体现出全新的学术构架

　　《贵州儿童文学史》力求突破传统文学史学术研究框架和传统叙事模式的桎梏，其学术构建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哲学概念。

　　中国文化的基本哲学概念是，宇宙本无极，由无极而生太极；由太极而生两翼；由两翼而生四象；由四象而生八卦；由八卦而生万物。《贵州儿童文学史》旨在阐明贵州儿童文学从“无极”（赖以产生的大文化背景）而“太极”（贵州儿童文学），以至万物（儿童文学成果）化生（发展）的过程。从文本角度论，《贵州儿童文学史》，首先叙述贵州多元族群共生的儿童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绪论”部分，这是一个贵州儿童文学的“无极”世界；接着叙述贵州“原生活态儿童文学”，这是由儿童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生化出的贵州儿童文学“太极”世界。三是叙述“韵型”儿童文学和“散型”儿童文学，这是贵州儿童文学的“两翼”。四是主要叙述传统的四大文学体裁分类——贵州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这是贵州儿童文学的“四象”；五是叙述由诗歌生化出的贵州童谣，由小说生化出的贵州童话和寓言；由散文和儿童诗生化出的贵州儿童散文诗；由戏剧生化出的贵州儿童戏剧；由小说（童话、故事）和绘画生化出的图画书；由散文生化出的儿童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理论；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生化出的儿童科学文艺等八类儿童文学体裁。这是贵州儿童文学的“八卦”。六是在贵州儿童文学 “八卦”的内容叙述中，梳理出一大批贵州民族民间儿童文学的成果（贵州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家及其活动），这是贵州儿童文学的“万物”。

　　二是将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作为《贵州儿童文学史》文本叙述的一个支点。

　　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是贵州地域各民族、族群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这一民间文化体系包含着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一般来讲，它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包含民间文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它是一种民间的非庙堂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讲，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包含民间文学）重在实践，较少利用文本，以地方的方言形式口头传承；从社会力量上讲，它受社会中的多数（农村居民）的支撑并与民

　　间的世俗生活密不可分。《贵州儿童文学史》较多地叙述贵州民族民间儿童文学状况，故较多的关注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

　　三是提出“儿童的发现”，中国早于西方的见解。

　　比如对贵州地域水族传统的儿童节“苏念喜”的叙述，再比如对贵州地域屯堡人的儿童节庆祝活动“赶小猪”等的叙述，以突出反对文学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四是强调儿童文学史是由一篇篇具体作品构成的，不是由少数几个所谓文学精英构成的。

　　《贵州儿童文学史》反对文学史书写的“话语霸权”（汉族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特别是在叙述贵州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时，尽量摆脱所谓“生平传记、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的 “十六字箴言”和所谓的“六家要诀”和所谓的“红线真经”等的影响，以突破用某些大家支撑整个儿童文学史建构的传统文学史书写框框。

　　五是《贵州儿童文学史》所叙述的内容，包括贵州民族民间儿童文学和贵州各民族作家书面文学两大部分。

　　注重于对贵州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分析，注重从本质性、规律性上对贵州儿童文学史的揭示和对贵州儿童文学的认识，而不只是对贵州儿童文学进行知识性的一般介绍。

　　六是在空间维度、创作主体、客籍作家归属、创作载体方面，《贵州儿童文学史》都作了明确的界定。

　　三、《贵州儿童文学史》运用了多学科研究方法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文献学、社会学、语言学及意识形态等，采用了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夷夏互补”的背景下进行“贵州多元族群共生的儿童文学”叙事，强调“贵州”概念同时具有的结构性与过程性，把贵州儿童文学同贵州史学结合在一起考察（如对“灰姑娘型童话”的论述），体现出“多历史”与“多儿童文学”的特点，实践了一种重新返观包含贵州各少数民族、族群儿童文学在内的贵州儿童文学遗产的认识论转型。

　　四、《贵州儿童文学史》梳理出一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来说有意义的贵州儿童文学成果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一个亮点，是梳理出一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来说有意义的贵州儿童文学成果。比如：最早的一批童谣如《哄儿歌》、《手拉手》、《快长》、《拉木耶》、《嘿呼啦》等；最早的“灰姑娘型”童话《叶限》；最早的寓言水族《寓言双歌》；中国最早的纯儿童文学杂志，谢六逸主编的《儿童文学》；中国最早的白话儿童诗，周逸群创作的《童谣》；中国最早的白话儿童小说，慵盦创作的《少年》；中国最早的纪实性白话儿童小说，一岑创作的《一个爱国的小学生》；中国最早的童话概论，杨昌溪撰写的《童话概论》；中国高校儿童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孙铭勋先生；中国第一部儿童教学小说林亚莉创作的《作文学得快》；中国文革后第一部儿童小说，叶辛创作的《高高的苗岭》；中国文革后第一部儿童电影，叶辛编剧的《火娃》；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学电影小说，廖公弦创作的《飞向活星》；标志着中国微型寓言成熟的代表作家叶澍及代表作品《贝壳寓言》；中国第一部寓言文学概论、第一部中国寓言文学史的著作者吴秋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