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快到了。 
　　天气是好得不能再好，真正是金风送爽，阳光明媚，高远的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 
　　这么好的天气，再加上一天的课程已经全部结束，同学们的心情真是要多轻松就有多轻松。 
　　课外活动时间到了。按照学校规定，在这段时间里，同学们不许躲在教室里看书写作业，不许回家，也不许出校门去街上闲逛。虽然活动内容是由班级里统一安排的，但总归是从教室里放出来了，有了适度的自由，可以充分地享受阳光与新鲜空气了。 
　　以后我们会说到，英才中学只是一所乡镇中学，校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建造的，那时的财力不像现在那么雄厚，所以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因为在乡镇，地价相对便宜，所以学校的操场倒是超大。在其正前方，又有一个超大的司令台；中心则有条400米的环形跑道，虽然上面铺的是煤屑沙石，不是现代化的塑胶。操场的右侧，有供跳高、跳远的沙坑，有供扔铁饼、铅球的扇形场地。左侧则是露天的篮球场和排球场。足球场，对不起，暂时还没有。 
　　这样的大操场，如果天气晴好，可以有好几个班级同时在那儿上体育课。如果下雨，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临时调课，比如体育改唱歌，唱歌改语文，语文改数学，一切由教导处操控。 
　　现在，几乎是全校的学生都涌到这儿来了，远远望去，操场上空尘土滚滚，像是乱得不能再乱，但深入其中观察，却会发现那些学生东一堆西一拨的，都各有各的活动项目。比如在操场左角的一个篮球场上，正有两支男子篮球队在赛球，队员们在球场上奔来突去，你争我抢，其它同学——尤其是一群热情高涨喊声响亮的女同学则站在场外，为他们喊好，当拉拉队。 
　　虽然球队是“正规”的班级代表队，但拉拉队却很不“正规”，即不专门为甲队或是为乙队加油——究竟为谁加油，全凭各人的喜好，有好些同学所取的态度干脆就是同情“弱者”，哪个队比分落后了，他（或她）就会支持哪个队，努力替他们加油鼓劲，反正这甲队乙队也就是临时将一个班队的十名队员分开来，谁输谁赢都说明不了什么的。 
　　与球场上的热气腾腾相反，在球场的另一端，也就是篮球架子的下面，却坐着一个孤独的少年。他的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四角分别用石头子儿压着。细看纸上，横平竖直画着很多田字格，中间写着楚河汉界，无疑是一张自制的象棋棋盘了，棋盘上又布着几只棋子。 
　　那少年面容清瘦，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球场上传来一片叫好声，或者有杂沓的脚步声激烈地朝他冲过来时，他会抬头望一下。更多的时间，却是在那里低头沉思，并不时地移动几步棋子。 
　　一会儿，也不知从哪个方向，走过来一位外班的高个儿男生。他先站在场外看了一会儿球，后来大约是看到了那个孤独地坐在球场一端的眼镜少年，便走了过去。一看见象棋，他的眼里便放出光来，马上以双手扶膝蹲下，也不开口说话，只是专注地看那棋盘。那少年见有人蹲在对面，便先透过镜片瞄了他几眼，接着问：“你也喜欢象棋？” 
　　“喜欢。” 
　　“下一盘吧。” 
　　“嘿嘿，下得不好。” 
　　“玩玩嘛，反正是‘课活’时间，没关系的。” 
　　说着就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棋子来，一只只像骰子般大小，被摸得乌黑乌黑的。 
　　很快摆好棋盘。 
　　那少年客气地说：“你先走。” 
　　高个儿也不说话，只拈起一只红兵，往上挺一格。 
　　那少年随即报出他的路数，说：“嘿，兵七进一开局，你还说下不好，这分明下的是仙人指路对卒底炮红方弃马局嘛。” 
　　说完即以“炮2平3”应之，两人就这么一着一着地走下去。开始时速度极快，下到后来那眼镜少年便不时地将眼镜摘上摘下，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像是越来越吃力的样子。 
　　这时球场上传来轰的一声，接着就有球滚过来，高个儿男生身手敏捷地一把将球抱住，然后又将它往回一扔。 
　　而那眼镜少年看了半天残局，然后将棋子一扔，有点无奈地向对手宣告说：“你赢了。” 
　　“嘿嘿！”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嘿嘿！”那眼镜少年也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林树，双木林的林，树木的树。3班的。” 
　　“我知道，你连姓带名全是树，你班张丽文跟我说起过的，她说你学习很棒，数学尤其好。” 
　　“你认识张丽文啊？” 
　　“我俩一个村的，小学又在一个班。对了，我叫张军，弓长张，解放军的军。1班的。” 
　　“你的象棋下得真好。” 
　　“没有没有，我只是乱下，有点爱好，不像你能叫得出什么步什么局的名儿来。” 
　　“这才叫真本事，以后我要向你学。象棋很好的，唐朝就有了，一千多年历史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看我，一下子说远了，输了棋还讲大道理，让你笑话了。反正我家有本象棋书，以后你要看我就借你看好了。你喜欢打游戏吗？” 
　　“喜欢啊，就是没有游戏机。” 
　　“我家有一只的，什么时候你来，我俩一起玩。” 
　　“真的？” 
　　“当然真的。你看我，腿脚不灵，跑步打球啥都不行，就只能玩玩这些。” 
　　“你？”张军正想往下问，却听林树说：“哎，我妈接我来了，我该回家了。” 
　　张军抬头一望，果然看见有个中女妇女朝他俩走来，她身着白色短袖衬衫，一条飘逸的黑色丝绸长裙，风摆杨柳般，张军心想，这个林树妈妈挺漂亮的。 
　　“再见！”林树说。张军也连忙说：“再见！”便站起身走开了。 

林 树 

　　故事开始之前，还是先让我们初步认识一下这两个少年吧。 
　　怎么说呢，世界上的好多人，原本都是互不相识的。就如我们共和国的这两个少年，英才中学的初中新生张军和林树，上中学之前，虽然他们同住在一个小镇，但却像天上那两颗名气很大，分别被称作“参”和“商”的星星一样，“动如参商”地各自运行在自已的轨道上，各上各的学，各回各的家，互不相干。 
　　林树的家，是在林家镇的街上。 
　　张军的家，则是在林家镇辖下的一个名叫“张家边村”的村子里。 
　　林家镇地处滨海市的边上，离海较远，所以就还保留着许多江南古镇的旧貌：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有许多乌瓦白墙的老屋和小院。镇中心有一条弯弯的大街，沿街开满了各色商铺。由大街再每隔一定距离左右幅射出去一条条的小街，沿街也开满了各色商铺。星期天或是放学后，男男女女小孩子们便会在街头上奔跑追逐。地摊上的青菜西红柿水灵灵地发出廉价的鲜艳，店铺里的电视机录音机终日开着，夜间霓虹灯闪烁，为小镇带来些许摇曵的声色。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家家的点心铺子，早起还习惯生蜂窝煤炉子。店家在那种炉子上烧开水、煮豆浆、蒸包子、炸油条。大饼炉子则用很大的柴油桶改制，里面拢着一堆蜂窝煤火，炉壁上转圈儿贴着葱油大饼，大饼上又撒着一层白芝麻——这些东西让通红的煤火一烤，烤出来的是一种混合着麦香、葱香和芝麻香的最最古老和自然的点心香。那真是要多香就有多香，香得让你走不动，非掏钱买上两个吃吃不可——如果中间再夹上一根香脆的油条，那就更是美味啊！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往往是天还未亮，林家镇的街道上便已充满了那种很有点古典意味的煤烟气和点心香了。 
　　林树家所在的金田弄，比较偏僻，离最热闹的镇中心比较远。 
　　住的也不是现代化的楼房，而是林家祖上传下来的旧宅，有一个门楼和两扇黑黑的大门。进大门有一个小院，铺着水泥地，很干净的。虽然是老式房子，但因为林树他爸妈结婚时做过一点简单的装修，所以厨房的灶头和水池都贴了白色的瓷砖，卫生间也安了抽水马桶，生活还是蛮方便的。 
　　与出生在新时期的所有小朋友一样，林树也很顺利地上完幼儿园，然后上小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说不上出类拔萃，却也是小有名气。他的数学尤其好，因而很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当然，有时候也会招惹一些小心眼的同学的嫉恨，怪他的小脑瓜太聪明，抢了班级里一些“明星”同学的风头。 
　　不用谁去刻意宣扬，也不用谁去刻意树立，一所学校，一个班级，总会很自然地冒出一批风头特别健的同学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明星”。不必说一场运动会，一台校庆晚会，一场篮球赛，不知会涌现出多少个让同学们钦佩的体育、文艺“明星”，就是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大家也会很一致地举出谁谁的作文写得比较好，谁谁的数学成绩特别棒等等，成为班级里，或者生活在自已身边的小明星。 
　　而林树的优势在于对于科学知识的掌握比谁都丰富，喜欢摆弄小型的机械和电子用品，动手能力也强。家里的闹钟坏了，拆拆修修都是他的事。还有就是数学解题特别快，即使是打游戏，其级别也总在同班男生之上。 
　　小学五年级那年，他被学校推荐去市里参加一个科学小发明比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只快译通，带MP3的，在同学的手上传递了一圈，别提有多神气了。 
　　也许是表现得太突出了，所以就常常会有人欺侮他，不是藏了他的课本就是在课堂上行走时故意别他的腿，让他踉跄着走到黑板前去演算老师特意为他布置的难题。 
　　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发生在小男生小女生身上的平常故事，事情一过，也就会很快淡忘，小学生林树并没有将这些不快放在心上——他知道他的麻烦不在这里。 
　　细细回想起来，他心里清楚的是在读小学4年级时自已的身体就似乎有点不那么对劲儿—— 
　　也不是什么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一般小孩子家家的，不小心伤风感冒了，喝点冲剂，甚至去卫生院吊瓶子盐水，再好好睡一觉，就又可以活蹦乱跳地去上学了。而他却不是。他总感觉自已的两条腿有点不那么听话，有时会与大脑发出的指令闹别扭。而且他的这种毛病也不是简单地喝点药水或者就如大人教训的“走路小心点”就能好的，何况也不知喝什么药水才有用，何况大人的教训总是马后炮。 
　　他跟妈妈说过好多次的。 
　　妈妈开始有点不信，说小孩子家家的，乱讲乱话作啥呢？是不是想逃学，或者是偷懒，不想去上体育课什么的？说的次数多了，她也感觉有什么问题了，但除了仔细地看看他的双腿，也说不出什么，最多是关照他千万别疯跑，千万别累着，然后是叹气，再叹气，没有旁的办法。 
　　直到春游那天发生的意外，才让妈妈重视起来。 
　　春游，这本是一件令个个小学生都兴高采烈的事啊：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书包，背上爸爸妈妈为自己准备的好多好多好吃的食品，口袋里还揣着爸爸妈妈特意发给自己的十几元零花钱，然后高高兴兴地乘上大巴，唱着歌儿，去少儿公园尽情地玩上一天了！ 
　　然而，对林树来说，这一天的日子却是苦涩多于高兴。平常的日子里，因为一天总是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上课，没怎么运动，所以没感到有什么大的问题。到了公园，一开始他也能跟着同学一起玩的，后来就不行了，跟不上了。班干部催他，淘气的男同学来撩拨他，他只能干瞪眼：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同学在草地上都能疯了似的尽兴奔跑打闹，活蹦乱跳，而自己却总是控制不住双腿，不是连连摔倒，便是迈不开大步，弄得高处爬不上，低处下不去。因此，很多活动项目只能放弃，不玩儿了。 
　　细心的老师一定注意到了他的异样，但也没想更多，只是叮嘱了几个班干部，要注意对他的保护。 
　　班里有个男生，名叫向兵。向兵的父亲是个大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工厂，家中很有钱，对儿子很放纵，所以向兵从小就不安分，爱欺侮人，尤其是爱欺侮女同学和比他弱小的男同学。比如在公园玩儿时，人家受老师之命照顾林树，他却有点气不过，每次跑过林树身边时，总不忘拿树枝扫一下林树的脑袋，然后再说一句：“阿树，怎么啦，没吃饱啊？”林树说：“你才没吃饱！”向兵说：“那你来追我，追上有奖。”林树刚想抬腿去追，却发现自己的腿像是锈住了，软掉了，根本拉不开栓，急得他只能将手中提着的食品袋狠狠地向向兵的头上砸去。向兵一伸手将它接住，然后一边倒退着跑一边又嘻皮笑脸地逗林树：“哈哈，你请客啊，多谢多……”最后一个“谢”字未出口，自已却一脚踩到一张棒冰纸，哧溜一滑，像是要带着向兵作冰上速滑表演——那当然会令他措手不及的，所以就只能举起双手啊啊啊啊地叫喊着仰天跌倒了。 
　　引得同学们都笑，林树也笑。 
　　当然，班级里像向兵那样的调皮蛋总归不多，大部分同学还是听老师的话，处处关心照顾他。但不管别人如何热心，这种让人费心累神的事情还是让敏感懂事的林树心里很不好受。 
　　好容易盼到活动结束，大家来到停车场，要登上汽车返回学校了，别的同学三蹦两跳早上了车，抢好了座位，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却怎么也上不去车！最后是老师吩咐两个男生下来，连扛带推的，才将他弄上车去，坐到了导游的座位上。 
　　当天晚上，林树家的电话就滴铃铃地响起来了。 
　　林树的妈妈王梅，放下饭碗，拿起电话——三句对话下来，才知来电话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儿子阿树的班主任，张老师。 
　　“哦，是张老师啊，您找我家阿树是吧？” 
　　“不，林树妈妈，我不找阿树，找你。” 
　　“张老师您说，我听着。” 
　　老师在电话里说了半天。开始的时候，林树妈妈在电话里还嗯嗯啊啊地应答着，后来就不出声了，再后来就抹起了眼泪。 
　　人家说“知子莫若父”，在林家，这句话可能要调过来说，是“知子莫若母”。她丈夫生得倒是一表人材，但就像俗话里说的：“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偏偏又是个多情种，除了喝酒搓麻将，还要发展婚外情，为此他们平日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吵到后来那家伙索性卷走了家中的所有积蓄，玩儿起了失踪。 
　　这一走，就如泥牛入海，多少年了，也无半点消息。 
　　可怜林树妈妈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 
　　随着儿子长大，从幼儿园大班到上小学，看到人家小朋友都有爸爸接送，唯独自家只有妈妈一人，因此这小家伙就会常常仰起脸，问她我的爸爸在哪里。 
　　看着儿子那明亮而又单纯的眼睛，她能说什么呢？开始她还尽量克制着，除了默默流泪，不说什么。后来，后来就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了诅咒和痛骂。所以，林树打小就知道，轻易不要向妈妈查问爸爸的下落，因为从妈妈口里流出来的，只有怨和恨。 
　　因此说，林树身体的异常，只有她这个作母亲的人最清楚——应该说，她早就有所察觉了：儿子有时候自说自话，说他的脚好像有点“不听话”，这是一；最主要的，还是她自已的观察，细心的她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儿子身上的毛病，比如随着儿子身高往上窜，小腿却只加长不见变粗——只是她不愿意相信儿子的病会继续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她想的是，现在不比过去，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只要给孩子加强营养，多补充点钙，说不定就会慢慢硬朗起来，小腿也会慢慢粗壮起来。 
　　就这样，带着美好的愿望，一天又一天，她在心里默念着：过了这一晚，第二天早晨一醒来，说不定自已就能看到一个体格强健的儿子站在面前，说不定就会看到儿子在自己面前会毫不费力地一把扛起煤气罐，说：“妈，我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我帮你去换煤气！”——她总是默默地在期盼着有奇迹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发生。 
　　也确实有过那么几回的。 
　　比如秋高气爽的季节；比如儿子在学校得到表扬奖励了，心情很好；比如头天晚上儿子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生气勃勃；比如破天荒的，他爸爸（那时那家伙还没出走）领着他上街去吃了馄饨，到台球室打了台球等等，等等，都能让儿子的状态意外地好起来，情绪高涨地在小院里蹦蹦跳跳，跑跑步，做做操。而她这个做母亲的，就会久久地倚在门框上看着，看金色的阳光照在儿子身上，看儿子脸上兴奋的表情。她发现儿子似乎又长个儿了，一切都在朝着正常成长的方向发展——那时候，作为母亲的她是多么的高兴！ 
　　然而，更多的时候，不管是她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她看见的，却是儿子一不小心就摔跟斗。有时摔得鼻青脸肿地回到家，她还会忍不住地责怪他：“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会这么不小心的？” 
　　每当这时，儿子总会沉默着朝他翻起白眼，既不认错，也不辩白。 
　　这更让她的心隐隐作痛。 
　　现在，看样子自己是不得不面对那一种可怕的现实了。什么现实呢？ 
　　她想到了她的那一位亲哥哥——也就是儿子的亲舅舅——就是因着那一种可怕的病症而在几年前告别人世的。 
　　她清楚地记得，哥哥16岁那年，只因一场普通的阑尾炎而躺倒。 
　　换在健康人身上，阑尾发炎，住院割掉便是。谁知这样的小病，放在她哥哥身上便成了大病。残酷的事实是从此他就再没起来过，20岁瘫痪，42岁去世。 
　　一想到英年早逝的哥哥，她的心就抽紧了。一幅幅的画面，犹如黑白影片那样在自已的面前闪过—— 
　　从她记事起，哥哥就是一直躺在床上的。 
　　他的双腿因“肌无力”而无法支撑自己身体的重量而站都站不起来，更别提迈开双腿走路和奔跑了。 
　　因为长年见不到阳光，哥哥的脸惨白着，头发长长的。与他作伴的，只有放在他床头的那一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 
　　那时候家里困难哪，买一部轮椅那样的事，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哥哥去世的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 
　　哥哥虽然一直躺在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由于体质虚弱，还是三天两头的感冒、咳嗽。 
　　到后来，他是连咳嗽的力气也没有了。仅仅是家人的一点点疏忽，让小小的一口无力咳出的痰堵住了气管，他被活活憋死了。 
　　想到这里，林树的妈妈浑身一激灵：不行，决不能让哥哥的悲剧在儿子身上重演！她决定立即带儿子到滨海市最大的医院去检查。 
　　第二天上午，王梅——也就是林树妈妈——就带着林树去了市里的妇儿医院。那儿的医生听王梅说了半天病情，又随手摸了摸林树的小腿，有点神情茫然地对王梅说：“你儿子已经12岁了，他的病又有点莫明其妙。你应该带他到市立医院去检查一下，人家那儿设备好，专家多，也许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结论。” 
　　林树对自己身体十分敏感，他看看围着他的一帮男医生女医生的神色茫然的脸，像是知道了情况不妙，神色也立马黯淡了下来。
　　母子俩在快餐店一人吃了一份盒饭，又赶往市立医院去挂号。 
　　大医院自然有大医院的派头，那专家医生似乎并不太听王梅那多少有点语无伦次的叙述，也没伸手去摸摸林树的大腿小腿，只是拿过一大叠空白的化验单和检查报告单，唰唰地写上病人的名字，再交给王梅，说：“先做个全面检查，三天后拿报告来复诊。” 
　　化验血。化验大小便。做B超。拍X片。做核磁共振……林树只记得在那两天里跟着妈妈A楼B楼C楼楼上楼下转来转去地跑。不知问了多少路，也不知花了多少钱。到第三天，终于将一张张写有林树名字的化验单报告书都拿在手上了，他们才喘了一口长气，又惶恐地走进了那位专家医生的办公室。 
　　专家自然又是一言不发，只将那化验单和报告书一页一页地看过去，忽然就轻拍一下玻璃台板，说：“找到了，根源就在这里了！” 
　　王梅忙问：“医生，要紧吗？” 
　　医生说：“麻烦。你看你儿子血液中的这一指标——肌酸激酶，实在太高，高得都有点离谱啦：20156.00IU/L。晓得不？这只指标的正常参考值是在38.00—222.00IU/L之间，拿你儿子的这个值与上限222比，高出了差不多有100倍啊！” 
　　王梅问：“那会怎么样？” 
　　医生说：“这是导致肌无力症的一个很重要指标，与你儿子现在的身体状况正好对症。” 
　　“能治吗？” 
　　“难。据我所掌握的医学文献，好像还没有治好这种疑难病症的记载。还有，起码在我们滨海市，据我了解，还无人能治。” 
　　听医生这一说，王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要治好我儿子的病啊！” 
　　“这不是我不治的问题，而是我们都碰到了一个医学上共同的难题。作为医生，我同情你们，但我确实无能为力，建议你赶紧带他到上海、北京，找最好的医院去复诊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是林树头一次到上海。 
　　虽然滨海离上海不远，坐火车半天就到了，但林树感觉上海真大。原先以为滨海市比自己所在的林家镇大得多了，没想到上海又比滨海大得多了。 
　　其次是上海的医院，也比滨海的市立医院大得多，高级得多。上海的医生，头发梳得很光滑，金丝边眼镜亮晶晶的，伸出的手也是白白的，软软的，似乎也要比滨海的医生厉害得多。 
　　林树真是很感激自己的母亲，就这么一路带着他，东问西问，既没找上海的亲戚（据说早年间的上海人中有一半是从滨海迁来的，所以滨海人总能地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亲戚），也没找上海的朋友（以前下乡知识青年有好几个是他妈妈的好朋友），完全靠着自己的嘴勤腿勤，找到了这一家最有名气的医院。 
　　只是外表再神气的医生也治不了林树的病。他们在这一家医院里重复着做了这个检查那个化验，但那个金丝边眼镜最后说的话竟与滨海的专家一模一样——林树开始时简直怀疑这两个医生过去可能是大学同学，然后又互通电话商量过关于这种病症的诊断结论。 
　　“没办法。你也不用再到其它地方去了，目前国内的医院，还没有治好这种病的记载。据我检索——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国外的医学成果报道中，也还没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林树妈妈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但她还是执着地站在那位专家医生的面前，不肯离开。 
　　倒是倚在一旁的林树扯了扯他母亲的衣角，说，“妈，我们回家吧。” 
　　没想到哭着的王梅突然发起狠来，她哭喊着说：“回家回家，回什么家？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家！” 
　　林树被吓哭了，他抽泣着，说：“妈，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来到这世上的！” 
　　王梅转身抱住儿子，拉他一起扑通跪倒在金丝眼镜的面前，说：“医生啊，你就救救我儿子吧……你就救救我儿子吧，就当他是一件试验品，您也试着治治看吧！” 
　　看着这令人心碎的一幕，那位专家医生的双眼也湿润了。他从写字台前站起来，快步走到他们母子面前，弯下身子，想将他俩扶起来。但王梅哪里肯依，她还是弯下身子，不停地向医生嗑着头，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医生，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哇……” 
　　那位医生没法子，只得轻声细语地安慰他们母子俩说：“好在这种病目前尚无生命危险，也不怎么影响生活，小孩该上学就上学，该休息就休息，有机会再多找各类专门医院看看，也包括那些乡下郎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当妈妈的，恐怕得更耐心些，千万别伤着孩子，是吧？” 
　　真是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王梅来说，生活对她实在是不公。从小，因为哥哥的拖累，家境不好，她没读过多少书。后来匆匆忙忙的嫁了，又没嫁对人。她原先在一家民营企业当三班倒工人，上班就得站在流水线上不停地拧螺丝，让一件件半成品从自己的手上流过去，进入下一道工序。儿子一得病，她不是带他跑医院看病就是接送他上学、放学，而工厂的流水线不会因她有事而停止运转，所以也不用等老板辞退，她自己就主动辞了那份工。 
　　幸亏滨海是一座国家级的文明城市，她的困难自有镇政府关心，每月有一份“低保金”可以领。还有那家企业的老板张国强也是个有良心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支付了她两个月的工资，还同时为报答她多年来对企业的贡献，给了她一笔困难补助金，这才使母子俩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到家后王梅仔细算了算，从为儿子第一次看病开始，到从最近这一次从上海回来，这一番折腾，不仅将自己的一点点积蓄和厂里给她的那笔补助金全部花光，而且还欠下了亲戚和朋友的一大笔债。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 
　　前后想想，自己真是连死的心思都有了。只是，一听到儿子喊一声“妈妈”，她的魂灵一下子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她会重新抖擞起精神，赶到儿子的房间，帮他做这做那。 
　　才40几岁，忽然就发现自己的头上有了白发。 
　　为了更方便地照顾儿子的起居，她将儿子的小床搬进了自己的房间。 
　　儿子离妈妈近了，妈妈头上的白发他看见了，妈妈睡梦中一声声的叹息他也听在了耳里。他开始失眠。即使睡着，也常常是迷迷糊糊的，脑袋瓜里东想西想，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个样子，还读什么书呢？即使读好了书，又有什么用呢？ 
　　天，不知什么时候亮了。 
　　阿树这时候却睡着了。他在做梦。 
　　他梦见自己在田野上奔跑。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男女同学，他们都在跑，却没一个能跑得过自己。 
　　风在耳边呼呼地吹着，他跑得都快飞起来了，却不防踩到了一个陷阱，他扑通一声跌进去了。 
　　他被跌醒了。 
　　他醒了才知道那耳边呼呼的风声只是母亲在轻声呼唤他醒来的吹气声。 
　　“阿树，醒醒。阿树，醒醒。” 
　　他睁开双眼，才发现母亲正蹲在床头边，用双眼慈爱地望着他。此时，有一绺阳光从东窗射进来，照着母亲的头发，那一根根的白发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他不禁伸出手去，在母亲头上一根根地拨弄着白发，不知怎么鼻子就忽然酸了一下，喉头发紧，眼泪也流了出来。 
　　“快起来吧，否则要迟到了。” 
　　“不，我不起来，我还要睡。从今天开始，我不去上学了，妈妈你还是回到张伯伯的工厂里去上班吧，不要再管我了，就让我睡个够吧。” 
　　“不行。我不许你变成个小懒猪。成天只知道睡睡睡。不行就是不行，我让你起来，穿衣，吃饭，上学去……”这一席话，王梅几乎是不换一口气一遛儿说下来的，说的时候，她脑际不知怎么就映出了当年她哥哥惨白着脸色躺在床上一筹莫展的神态。她不禁急了起来，一急，语气也就变得悲苦和凝重了：“你以为我愿意叫醒你？你以为我愿意天天不上班陪着你？你如果活蹦乱跳的，我才不愿意理你，我才不愿意管你，我才不愿意……”说着就又哽咽了，一边用手背抹去眼泪，一边就转过身去，不再理脸朝墙壁躺着的阿树。 
　　屋子里的气氛显得有点压抑。 
　　过了好长时间，还是儿子先打破这难耐的沉寂，轻轻地跟他妈妈说： 
　　“反正……你这样天天不上班陪着我，我的心理压力太大，所以我真的不想再去上学了。” 
　　“傻孩子，你不上学怎么行？难道你能像妈这样，没多少文化，不会电脑，不会算账，不会外语，只能站在流水线旁边拧拧螺丝？何况……”后面的一句话，“何况你又站不起来”，她将它硬咽了下去，没说出来。 
　　但聪明的儿子还是听懂了，所以他接着他妈妈的话头说： 
　　“道理我都懂，但我真的不想让你这么苦，这么累……” 
　　“不，妈再苦再累，也要让你把书读下去，也要想方设法治好你的病。”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 
　　王梅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为儿子，也为苦命的自己。 
　　林树聪明，懂事，但有点内向，平时是轻易不开口叫人的，甚至连“妈妈”两个字也很少出口。但这一天的早晨，在与妈妈斗了半天嘴之后，却忽然憋红着脸，轻轻地叫了一声“妈妈”。他说： 
　　“妈妈，真的请你答应我，你别再陪我上学放学了，也别再东奔西走去捣腾那些中草药了，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我什么都明白的。我答应你好好读书，加强锻炼。摔死也就摔死，我一定要自己上学，自己回家！” 
　　儿子的这一声“妈妈”，叫得王梅的心都要碎了。她一把将11岁的儿子搂紧在了怀里，母子俩就这么抱着，放声痛哭。哭完了，王梅一边帮儿子擦眼泪，一边又柔声劝说：“阿树，妈这一生，已经够苦了，但俗话说得好，有当官的爹，不如有讨饭的娘。你爸爸不管你了，但有我在，就一定会有你在。只是，再不许你用这样的气话来让妈妈伤心了，再不许以放弃读书来让妈妈痛心了，好吗？” 
　　儿子低了低头，又伸手从床头柜上抓过眼镜，戴上，说：“妈，我知道了，我们上学去吧！” 

张 军 

　　开头说过，张家边村是林家镇辖下的一个大村，有三个自然村落组成。 
　　顾名思义，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大多姓张。 
　　是的。张姓是一个大族，也不知传承了多少年，多少代，没有人去认真考证过，反正这村里的村民关系非常紧密、复杂，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姑表兄弟姐妹，绕来绕去，好像谁都能与谁攀上亲戚，谁都可与谁称兄道弟。一家有事，百家相帮，大家真诚相处，很有点和谐社会的味道。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全国各地一样，近些年张家边的村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头是，村上的年轻人，中年人，慢慢的都走了出去，不是打工就是经商。远的，到了南边的深圳，到了东北的哈尔滨。近的，不是上海，也起码是滨海。反正，不到春节，原先被互相称作兄弟姐妹的一群人，是轻易碰不到面的了。 
　　像这样的村庄，做媒体的人们就给它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叫“空心村”。但实际上，“空心村”并不真正“空心”，因为除了在本地创业发展的村民外，村子里还留下了好多老头老太，他们守着故乡的老屋，照看着还在上中学和上小学的孩子们。 
　　张军家的情况稍有点与众不同。一是张军的爸爸虽然与很多村民一样，早早的便离家出门，去外地打工了——只是不太远，就在五十多公里之外的滨海市城区。他妈妈呢，原先当过村里的妇女主任，现在则在镇上的一家单位里上班，每天早出晚归的，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儿子读书以及关心张军爷爷奶奶的生活——虽然分家后两位老人不再与他们同灶吃饭，但毕竟还是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们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应的。 
　　张家边村有一座小学，名气很响，叫“正人小学”，办得也有点年头了，查查历史，据说还是当地一位文化名人张正人先生创办的。正人先生的祖上开过钱庄，家道殷实。他本人早年留学英国，抗战时期回国支持抗战，在家乡创办正人学堂以唤醒民众，做过很多好事，所以解放后曾担任过省政府参事室的参事，还是某一届的省政协委员。 
　　大概正是因着那样的渊源，所以“正人小学”的校风就一直沿袭着“正人”这一宗旨，主张“学生学生，要学要生”。学是学文化，生是生正气，就是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意思。 
　　张军就在那样的学校里一口气从小学一年级念到了六年级。 
　　也真没辜负正人先生当初创办正人学堂的初衷，在张家边村，谁都会说，即将从那儿毕业的小学生张军是一个仁义、知书达理的好孩子。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主人公张军了。 
　　少年张军长得虎头虎脑的，身板挺结实，个子也高。这与他爱运动，尤其酷爱打篮球有关。 
　　说他仁义，良心好，是指在村里，他跟老人、小孩都能和睦相处。老人提着重东西走过，他会跑过去，帮老人家提着，送他（她）到家；看到人家的小孩子跌倒了，他也会跑过去将他（她）扶起来，并千方百计地哄好他们，不让哭。 
　　在家里，奶奶尤其喜欢他，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先送给老人吃。有一次他还悄悄地在奶奶的枕头底下塞了几块糖，奶奶不知道，晚上睡觉一热，糖化了，才“真相大白”。 
　　有时村里来了要饭的，他不仅会让妈妈盛一碗饭去给人家吃，而且还会将本来是分给他自己吃的一支香蕉也送给人家吃。 
　　同村小朋友中有个叫张丽文的女生，不仅与张军同在正人小学读书，而且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俩一直被分在同一个班级。 
　　同村、同校、同班，一念6年，这个关系可不一般。 
　　要说张军与张丽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还不仅仅在于这“三同”，因为据张丽文在同学中吹牛，他们张姓在张家边村是“绝对”的大姓，而在张姓村民中若要论起辈份来，她家的这一支又是“超高”的，哈哈！ 
　　就如开头说过的，因为张家边村的张姓人家，若细细编派起来，确实都可能有点瓜葛。尤其是“辈份”这名堂就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里边。比如一个男孩刚刚出生，别看他岁数小，但因为辈份高，有时隔壁一个白头发老爷爷还得倒过来叫他为“叔叔”哩！ 
　　张军的尴尬也正在这里：论年龄，他比张丽文要大上1岁；论身高，他更要比张丽文高上5公分，可张丽文跟他论辈份，硬说他俩要调一个个儿，他得管她叫“姑姑”。 
　　她想认这么个侄子也行啊，反正现在学校里（尤其是中学里）流行这种认干亲，大约是觉得这样特别好玩，认姐妹兄弟只是一般般，最厉害的还认老公老婆呢——这就有点过份了。 
　　张军老实，他想，只要张丽文不玩儿过份的，你要叫我侄子就去叫侄子好了，反正自已心里是不会认她当姑姑的。只是张丽文这女生特别爱缠人，平时有事没事，总爱缠着他，连打篮球，她也要女扮男妆，跟他一起上，更别说平时上学放学总要相跟着一起走了。不过认个姑侄也好，反正在正人小学，没有小朋友开玩笑、起哄，说他们是“张军丽文，天生一对”什么的。 
　　这不，这天放学后，她又一路相跟着，来到张军家，说是她有几道题不会做，一定要与张军阿侄切磋切磋。 
　　别看张丽文生在张家边村，爸妈也是种田出身，但她长得就像她名字里的那个“丽”字，唇红齿白脸也白，要多美就有多美。尤其那一对大眼睛，闪闪烁烁的，特别有神，像是会“放电”。那样的女生如果平时表现得淑女一些，文气一些（就像她的名字里有个“文”字那样），是常常会在私下里被男生们选为“校花”的。可惜张丽文一点都不淑女，平时一身短袖白衬衣加上石磨蓝牛仔裤，剪一头齐耳短发，走路嚓嚓带风。进教室从来不敲门，不管手上拿不拿东西，一律是抬脚一踹，咣当一声，能把门板踹得撞到墙壁上去。开口说话，也是大声武气，百无遮拦的。 
　　这样的女生，不仅男同学喜欢，女同学也喜欢的。 
　　但张军却不怎么喜欢她。 
　　张军一直认为，他这位“三同”女生有点缺心眼。比如在张姓家属里边，如果往回倒数个500年，她有可能是比自己高上那么一辈，那也只能是在张姓大家族内部说说而已啊，可她倒好，编出那一套说词之后，先是自已格格格格地笑了大半天，然后又硬逼着张军叫她“阿姑”，家里叫了还不够，又将这“秘密”带到学校，在班级里公之于众。一帮喜欢她的男生就趁机起哄，将张军架到张丽文课桌前，让他向“阿姑大人”请安。张丽文一边格格大笑，一边还真就正襟危坐着，再伸手掸掸衣襟，像是要正式接受张军前来向她“请安”。张军“怒不可遏”，奋力挣脱了那些爱闹事的小把戏们的捉弄，逃出教室，并发誓从此不理张丽文。 
　　但张丽文哪管这些（否则也不是张丽文了），自此之后，像是真的成了张军的长辈，有事无事总爱往他的面前凑。只是她一走近，周围的男生女生便又起哄，一边怂恿张丽文喊张军“阿侄阿侄！”，另一边又怂恿张军喊张丽文“阿姑阿姑！” 
　　放学回家，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张军快走，张丽文也快走；张军慢走，张丽文也慢走。张军没法，只得停住脚步指着张丽文说：“傻瓜，你为什么要这样？” 
　　“谁是傻瓜？” 
　　“你啊！” 
　　“你敢叫我傻瓜？没规矩。” 
　　“就叫就叫！傻瓜傻瓜傻瓜。让全班人看我俩笑话，你还不是傻瓜？” 
　　“哈哈，让他们笑，我高兴！” 
　　“傻瓜，缺心眼，想让我叫你‘阿姑’，没门！” 
　　“嘿嘿，你叫了，刚才叫了。”她拍掌跳脚地笑。唉，被这种厚脸皮的女生缠上了，还有什么办法？张军也只能跟着她笑。 
　　到家了，坐着写作业也不安分。张军理解力差一点，张丽文爱胡搅蛮缠，这就有得吵了。正争得不亦乐乎，谁也不让谁呢，张军妈妈正好下班了，一进门，她老人家也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这层关系，也不分真与假，反正小心无大错，一口一句地先叫上了：“她阿姑你来啦，看这家里乱的，阿军也不晓得收拾收拾。” 
　　唉，臊得张军脸那个红！ 
　　好在张军不仅跟同村的兄弟姐妹、叔叔姑姑、同学朋友们都处得很好，就是跟那些外来户的民工子弟们，也能玩在一起，有时甚至玩得比同村的小朋友还要好。比如由他牵头组织起来的那一支“草根篮球队”，其成员就主要是民工子弟。 
　　此事说来话长。 
　　与张家边村一河相隔的王家边村，因为离镇子近一些，这几年便有许多土地被国家征用，用来盖工厂，建住宅楼。王家边的村民们拿到国家发放的土地征用款之后大多跑到外地去发展了，村子土地上的那些建筑工程项目就都让省内外的几家大型建筑公司在那里负责施工了。这些公司招来的许多外地民工，不论是来自安徽的、四川的还是河南的，大都拉家带口。工地上没宿舍，张家边这个“空心村”就时来运转，一些空房子都被他们租了去，成了外地民工的住宅了。白天，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在工地上干活。下了班，就走过一座大桥，到张家边租着的空房子里来休息、吃饭，照应孩子。 
　　就这样，张家边村一下子又从“空心村”变成了“实心村”，只是村民构成的成份改变了，这从他们发出来的声音里就可听出来。如果一群人聚在一起，那真是南腔北调讲什么话的都有，比过去热闹多了——现在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江（长江）南的人到深圳去打工，江北的人则来到江南打工。这些安徽人四川人河南人走过桥去河那边的工地上干活了，这边就留下了一大群半大的小小子和小姑娘。他们没人管，成了放羊的孩子。 
　　“放羊”的时间短还好，一长就会孳生很多的社会问题，于是就有人起头因陋就简地办了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校址就设在原先是张家边村村委会的办公楼和一家关门了的村办厂的厂房里。办公楼门前有一块空地，在空地的一端立了一个简易的篮球架，这就成了学校的操场了。 
　　别看操场简陋，却成了晚间孩子们活动的天堂。张军在学校爱打篮球，这回放了学也有地方打球了，就自己买了一只球，天天晚上去简易操场练习投篮。 
　　篮球碰篮筐的咣咣声很快引来了好几个民工子弟，不几天就分成了两伙，开展比赛，当然是因为场地的原因，只能打半场。 
　　不必说，在这些人之中，为首的人是张军。也不必由谁推荐，也不必由大伙选举。它是自然形成的，就像野草中的一颗谷粒，到时间就露出头来，而且会比任一棵野草都长得高。 
　　渐渐的，张军就在这一群“野草”中发现了七八个好苗子，比如那个个子矮矮但行动敏捷的小四川，就很适合打后卫。那个脾气暴躁个子高高的小湖南，投篮特别准，就可以让他打中锋。还有小安徽，小河南……他们也不必报自己的名字，一开口说话听听他们的口音就立马能分出谁是谁。 
　　他们组成的这一支篮球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草根篮球队”，因为成员都是民工子弟，球队也是非正式的自愿组合，也没有一件像样的球衣，这样的球队不是草根也是草根哪。 
　　但后来却有点“弄假成真”——因为有张军，所以也就有了一场比较正规、也有点特别的篮球赛。这场球赛的主队是正人小学的校队，队长叫王家卫。这王家卫与张军本来是正人小学男子篮球队的好搭挡，现在张军的身份一变，成了“草根篮球队”的队长，所以在比赛场上就成了敌手。 
　　这场比赛的发起人是王家卫，原因是因为王家卫老是听张军说他的那一支“草根篮球队”如何了得，心里颇为不服，于是就向张军发起挑战，说：“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否则光听你吹牛，长他人志气，灭正人队的威风！” 
　　张军回村与小四川他们一说，没成想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跳着喊着说打就打，难道还怕什么正人队不成？于是就有了这一场球赛。因为是“非官方”性质，所以时间被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 
　　比赛结果，竟然是“草根篮球队”领先16分赢了正人小学的校队，这让王家卫和他的队友们非常郁闷，他们总结了半天也理不出个头绪，所以有几个队员就怪张军，以为只有他最了解正人学校校队的弱点，在人家那边出卖情报，搞针对性的特别训练。但王家卫毕竟是校队队长，思想认识要比普通队员高一些，他劝告大家伙说这怎么能怪张军呢，论技术，我们绝对比他们这种野路子的打法强，但人家的体力是比我们好嘛，你看上半场我们还赢的，下半场大伙儿光喘气，跑不动了，才让人家占了上风的。于是阿Q精神大发扬，那帮家伙很快找到了吃败仗的原因，说：“嗨，这帮小子，都是跟着他们爸妈吃猪头肉长大的，有蛮劲。论个人技术，除了阿军，谁能超过我们的？” 
　　这场球赛以及赛后风波倒是让张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几年后还成了他训练另一支球队的“法宝”——当然那是后话了，后话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