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在电影宣传活动中。

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记者全晓书　张漫子）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应对全球性危机，中国的主张和策略日益受到关注。而在科幻电影里，人们也将第一次看到，作为主角的中国人要如何迎战一场威胁全人类的灾难。

由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将于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太阳毁灭之前人类在驱动整个地球逃往新星系的征途中发生的故事，是中国首部大成本制作的科幻电影。

看过点映之后，刘慈欣觉得，“这不像是第一次就能拍出来的电影，导演似乎相当有经验。”

曾获科幻文学最高荣誉“雨果奖”的刘慈欣，被喻为“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水平的人”。当看到一部堪和西方科幻大片相媲美的中国电影终于问世时，刘慈欣也不吝赞美之词。

“从各方面来说，《流浪地球》都达到了让人满意的水准。如果在票房上也取得成功的话，它将为中国科幻电影未来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积蓄宝贵的经验和人才。”刘慈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预告片里，灾难来临之际，未来的北京和上海成为冰封的世界，东方明珠塔被冻结在了皑皑冰原之中。影评人不仅惊叹于高水平的特效制作，更感慨中国情境下的标志性元素和叙事风格。

刘慈欣认为，一部好的中国科幻电影，绝不仅仅是在视觉上“拼接”一些中国元素就行了，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文化的刻画。“在《流浪地球》中，人物的行为方式、情感表达以及地下城社会面对灾难的反应，都在深刻地传达中西文化的差异。

“如果是西方的科幻电影，遇到这种灾难，人们会选择登船逃离，但是在这部科幻电影中，人们要把地球带走。地球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情感，是一切传承的根源。比起西方人，中国人更难以割舍这些东西。所以，把地球变成宇宙飞船，很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

“把科幻拍成幻想并不难，难的是把科幻拍成历史。”刘慈欣说，“《流浪地球》给人一种很粗粝、很厚重的现实感。”

“这个行业最缺的不是技术，也不是钱，而是浓烈的科幻情怀。”他指出，“有些导演拍科幻片，就是看它能冲票房，能赚知名度。而另一些导演确实有很深的科幻情怀，比如拍《阿凡达》的卡梅隆就曾只身驾驶潜艇潜入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如果不是真的热爱科幻，就不会这样富有冒险精神。”

没有科幻情怀，自然也就谈不上科幻思维。参与科幻电影改编的六七年间，刘慈欣接触过不少似是而非、哭笑不得的情况。

这位以写作硬科幻著称的作家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导演问他，按照剧本中的技术设定，从地球到木星要航行多久？他回答，至少要半个月。导演又问，能不能再快点？比如用时空跳跃的方法直接到达？“可是，时空跃迁是一种超级技术啊！这种技术一旦诞生，改变的就不单纯是从地球到木星的航行时间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文明都会发生改变啊！”说到这里，刘慈欣略略提高了音量。

“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这个世界是自洽的，有一套自我逻辑的。”他解释说。

在刘慈欣看来，甚至像《星球大战》这样的科幻经典，在一些细节上也缺乏科幻思维。“科技都已经发展到那样高的程度，两个武士还拿着激光剑劈来砍去的。”

这位曾在山西娘子关发电厂担任工程师的科幻作家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看西方的科幻电影，喜欢的电影包括《２００１太空漫游》《星际穿越》《黑客帝国》《盗梦空间》《银翼杀手》等。“美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拍科幻片，拍了将近一个世纪，真正经典的还是很少。”

“西方科幻电影的繁荣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比较注重情节和故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科幻电影开始围着电脑特效打转，投资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不敢冒险，所以很大比例都是旧ＩＰ的续集，这也导致西方科幻电影逐渐失去活力，很难再有新的创意。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西方观众，还是中国观众，迟早有一天会厌倦好莱坞那套生产线属性特别明显的产品。

“这对于中国科幻电影来说是个机会，但把握这个机会并不容易。首先，特效不能差，观众的胃口已经被西方科幻电影拔高到了一定程度，没有质感的话，观众是不会买账的；其次，故事必须好，要打动震撼观众，就得在观众的欣赏取向和对科幻的追求之间做一个权衡。”

《流浪地球》是否能获得更多影迷的认可，答案要待院线上映之后才能揭晓。刘慈欣认为，中国的科幻电影要取得成功，既要吸收西方的成熟经验，但也会区别于西方电影。

“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但有很好的前景，对此我很乐观。我希望，未来中国科幻电影是多元化的，风格多样的。”他说。

（文中图片来源于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