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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最好的儿童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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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少儿出版社自去年起推出一套“欧美当代经典文库”，整个文库规模很大，共有50余种。时间跨度也不小，几位19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可见这里的“当代”是用以区别于“古代”的概念，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近代”或“现代”。这样一套书的陆续出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将近20年前，在我的理论书稿《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首次付印出版时，就曾暗想，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那该有多好！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而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中国从来就有“左图右史”之说，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所以，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
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这样就可发现，各个种类的、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体验世界和人生，并得到文学的乐趣。而此前，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这里，“爱的母题”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顽童的母题”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自然的母题”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在“爱的母题”中又分出“母爱型”与“父爱型”两类，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朦胧的爱的传递，如《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红帽》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但世代流传，广受欢迎，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童文学，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所谓“教育性”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但真正好的“父爱型”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而不应像治病的药。
我欣喜地看到，在河北少儿社的这套“经典文库”中，“三大母题”都有丰满的体现，一眼望去，满目灿烂，应接不暇。这里既有《小熊温尼普》《哎呀疼医生》《风先生和雨太太》《蜜蜂玛亚历险记》《小袋鼠和它的朋友们》等“母爱型”作品，也有《表》《野丫头凯蒂》《疯狂麦基》《老人与海》等“父爱型”作品；更有《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小飞侠》《马戏小子》《傻瓜城》《列那狐》等顽童型作品；还有《黎达动物故事》《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狗狗日记》等合于“自然母题”的佳作。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魑蝠小子》四部曲，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想，这就在“自然的母题”基础上添入了“父爱型”的内容，使其具有了一点近乎“科幻”的成分，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
这套书中有很多是旧译新版，如鲁迅先生的《表》、赵元任先生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郑振铎先生的《列那狐》、顾均正先生的《风先生和雨太太》等，有的问世已整整90年。一个译本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堪称奇迹，这也许只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才会出现。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今中外的童心，是无远弗届，处处相通的。这套大书中收入的大量精彩新译也让人百读不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也会使80岁的老人为之着迷。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蜜蜂玛亚历险记》，初版于1912年，距今已100多年了，在德国和世界各地，3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一点不比儿童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同样非常合适。肖毛先生重译的西顿的动物小说合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一直被当作儿童文学精品印行，但它其实也是写给成人看的。这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恰好证明了一点：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喜欢，成人也喜欢的；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毫无疑问，应该还是一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同样，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好话，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如还要说这是精品，就很难服人。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比如儿童书一定要“有用”，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等等，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成人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辨别能力等，肯定都在孩子之上。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这是有道理的，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
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是为什么在完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时，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那是因为，当年(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如前所说，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有用”，即有“教育意义”——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父爱型”的母题中去，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半个母题”？这不太单调了吗？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我研究中所参照的，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现在，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仍是我们的必修课，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总想能限制一下对外国作品的引进，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有了火种，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举例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如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8种林格伦的“顽童型”作品(包括《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问题仍然不少，因此，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现在很多论文中常会出现“先进文化”的概念，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毫无疑问就是先进文化的某一重要方面，只有在先进的文化充分引进之后，本土文化与这样的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本土文化才会得以提升并具有同样的先进性。如把先进文化关在门外，以此保护本土文化，那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我们都应尽快“拿来”。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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