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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走向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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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实·本土化——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走向的思考
2009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终点。这样一个有意味的时间节点，使得对于2009年度儿童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更容易把我们带到一种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当下与未来有关的思索中。而事实上，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向何处去的思索，一直以来都盘桓在我们的思想和言语中。
儿童文学的历史研究
在2009年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一个题为“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的研究项目引起了一部分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尽管晚清与“五四”时段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期，早已进入到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但这样一个角度新颖、切入别致的论题，仍然令许多专业研究者充满了兴趣和期待。
更意味深长的是，该选题的负责人宋莉华是一位主攻明清、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对儿童文学界来说，这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这位具有古代文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此前曾陆续发表过一系列以明清、近代小说及传教士中文写作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看得出，正是这些看似与儿童文学相距甚远的研究积累为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而又独特的学术支点。在2008年第6期的《文学遗产》上，我们读到了与这个研究有关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宋莉华)。该文以晚清到“五四”期间的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探讨了这一时期在华传教士的儿童小说创作、翻译以及寓言、童话的译介工作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以及现代儿童观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论文涉及诸多翔实的历史与文学史料，具体而又概括地呈现了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传教士怀着特定的文化意图参与到近代中文儿童文学的写作、译介事业中的历史过程。这篇论文选择从中国近代社会所出现的特殊的传教士现象出发来考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视点独特又具体、生动，构成了对于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史叙述的一次极富意义的补充。
应该说，对于儿童文学的史学考察一直是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内容。但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史学论文或著作大多是以普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为参照，来描述和编织儿童文学发展的一般历史经纬。在历史细节方面，我们的许多研究所关心的，也大多是直接与儿童相关的某些历史、社会和文化事件，而较少从历史的细部去发现一些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却尚未被注意到的特殊现象。而更引人忧思的是，在一个应景性的书评文字远远多于独立性的批评文字的儿童文学时代里，儿童文学的历史研究似乎在愈来愈退出我们的研究与阅读视野。
在这一点上，近年来我们与西方同行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美国儿童文学界为例，在它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朝向历史研究方向的努力催生了其中一批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循着历史的踪迹，去重新发现儿童文学发展史上那些被丢失的历史细节，二是以今天的历史眼光去重新考量已逝的历史，揭示其“当代”面貌。对于欧洲儿童文学发生发展史的研究、对于儿童文学发展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对于特殊时段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相应儿童文学史的关系研究等等，成为了相当数量儿童文学专业论文与学术著作的论题。以最近的2008至2009年间为例，出版于这一时间段的里奥纳德·马库斯(Leonard S. Marcus)的《在意虚构的人们：理想家、企业家与美国儿童文学的形成》(Minders of Make-Believe: Idealists, Entrepreneur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2008)、埃丽卡·哈特莉(Erica Hateley)的《儿童文学中的莎士比亚：性别与文化资本》(Shakespear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Gender and Cultural Capital, 2009)、伊丽莎白·特尔(Elizabeth Thiel)的《家庭幻想曲：19世纪儿童文学与理想家庭的神话》(The Fantasy of Family: Nineteenth-Century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Myth of the Domestic Ideal, 2008)、莫妮卡·艾尔伯特(Monika Elbert)的《规划孩子：19世纪美国儿童文学中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化植入》(Enterprising Youth: Social Values and Accultu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2008)四部著作，分别就童书出版商与美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莎士比亚传统中的男性至上主义儿童文学史、19世纪家庭观与儿童文学史、19世纪美国儿童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系统的探讨和论述。这一期间，美国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的一部分儿童文学方向博士学位论文也将研究聚焦在了特定的历史专题上。
毫无疑问，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研究还有着非常大的开拓空间，而这空间与它所得到的有限的当代关注相比，显得不很成比例。正由于此，发表在2009年《中国儿童文化》上的《从“黎锦晖现象”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陈恩黎)和2009年《中国儿童文学》秋季号上的《上海少年儿童报刊发展概述》(简平)这两篇关注“史”的研究的论文，令人读后颇为惊喜。这是两篇研究路数上正好形成互补的文章，如果说后者重在史料的搜集和梳理，那么前者则更关注对既往儿童文学史的重新解读。上海作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重镇之一，其少儿报刊在推动中国儿童文学整体发展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些报刊资料展开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本身就具有不一般的史料价值。而陈恩黎的文章选择“黎锦晖现象”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重新拨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茂密丛林，去发现那里早已生长起来、却常常为人忽略的“通俗文学”的灌木。这是作者所负责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小部分研究成果，它让我们对这一从大众文化视域重新审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研究，同样充满了期待。
史料扎实、立意新颖、视野开阔、构架系统的历史研究工作，对于丰富儿童文学研究的当代面貌，提升其理论的高度与厚重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历史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被重新发现、认识和描述的过程中，变得更为生动、复杂和丰富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的历史研究并不必然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形成对立。恰恰相反，在今天，一部分文学治史者放弃了时间与事件、作家与作品的线性罗列，而选择从特定的代表作品出发，通过细致、精微、深入的文本内外分析，来具体地呈现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样，对于文学史的分析和把握有了更切近文本的论述依托，而文学史也因此具有了可以触摸的温度和细节。目前看来，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我们所见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由时间序列和相应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名目构成的点线式的历史叙事，而欧美儿童文学界则更偏爱由历史线索上的特定文本分析构成的连缀式历史叙事。这两种治史方式各有长处，但对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来说，我们所更为缺乏的，恐怕还是对于处在传统儿童文学史叙述边缘的诸多历史文本、现象及其意义的重新发现。例如，迄今为止，我们还没能看到一部从战争文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学的研究成果。从这个角度开掘下去，我们应当能够寻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另一条开阔的历史地脉。
儿童文学的当下研究
近年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十分关注自身的话语实践与当下文学现象之间的对接。它对于当代环境下儿童文学内外所发生着的各种变化显得愈益敏感，对于相关现象与话题的批评反应也愈加迅速，与此同时，它的内部理论话语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为成熟和多元起来。
2009年，图画书等当下话题仍然为学界所注目。这一年，以推动中文原创图画书创作为宗旨的首届“丰子恺图画书奖”的评奖、颁奖以及“信谊图画书奖”的设立与启动，为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动力。这两个奖项真正的影响力与公众效力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显然，它们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两个属于中文图画书自己的奖项；可以预见的是，它们的评奖标准与比较尺度，它们的评奖结果所反映的对于中文图画书现状的艺术评判及其未来发展的艺术期待，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各种探讨与论争，都将成为推动原创图画书发展与变革的力量。
对于当下的儿童文学批评来说，新媒介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不过大多数时候，儿童文学界对于新媒介的影响仍然持有审慎的保守态度，尤其当它与传统的文字阅读媒介构成某种对立态势时。2009年第6期《文艺争鸣》上发表了方卫平等的《论新媒介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一文。该文集中探讨当下视像与电子媒介环境对儿童文学的存在状态及其未来发展的影响，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新媒介对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这是近年来大陆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少有的一篇就新媒介的积极影响展开较为深入的学理探讨的专业论文。论文一方面援引了大量数据和事实材料来论证新媒介对童年生活、儿童文学的客观影响以及人们从中解读出的新媒介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文章也在较为开阔的童年史与童年文化背景上，结合实例分析与理论提炼，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徐妍的《市场化潮流中儿童文学开放的底线与碑石》、陈恩黎的《释放与规约——对“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思考》、小文的《当代儿童小说的乡土叙事》也分别就相关当代话题展开了学术性的思考与探讨。
但我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这样一些研究话题的选择，而是儿童文学研究如何将一个当下的文学话题转化为一个学术命题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当下并不是当下研究的全部，它还必须包含对于研究方式的思考。应该说，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对于“现象”的敏感与把握能力都在不断加强，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展开所运用的，常常是一种更多地具有评价性而非论述性的理论话语，它是一种判断，却不是一种论证。相对说来，评价性的理论话语，其意义往往随话语同时产生和中止，论述性的理论话语则在话语中止后，仍有着启开另一个新的理论空间的意义。从儿童文学批评生态来看，评价性话语与论述性话语都是批评话语不可或缺的构件，但从儿童文学理论积淀与建构的角度来看，当下儿童文学批评还迫切需要更多论述性的理论话语。
当然，从科学论述的角度切入儿童文学当下话题的研究，存在着来自两个方面的难度。一是现象的当下性本身使得对于这一现象的学术把握具有相当的难度，二是儿童文学理论园地的限制使得不少儿童文学批评不得不借助于篇幅较短的评价性语篇，以适应一些报刊版面的要求。然而，儿童文学批评愈是认同这样一种自我展示的难度，愈是接受这样一种自我存在的方式，便愈是陷入到批评的某种浮浅和尴尬中，愈是难以实现足够的自我提升来达到与主流学术话语的对接。只需搜检一下2009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我们便会发现，论文集、评论集以及由论文直接拼缀成的非系统性的学术论著，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的书目，却很少看到就特定学术论题展开系统论述的专著。
这是一个儿童文学理论的怪圈，仅仅归咎于外在的原因并不能将它打破。即使是在儿童文学研究相对较为发达的美英两国，儿童文学论文也难以避开这样一种自我学术提升的困境。即便如此，英美儿童文学界在自我理论提升方面，显然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认同。他们中的一些学者就儿童文学的当代话题展开的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2009年，两部题为《跨界小说：当代儿童小说及其成人阅读现象》(Rachel Falconer. The Crossover Novel: Contemporary Children’s Fiction and Its Adult Readership)、《全球和历史视野下的跨界小说》(Sandra L.Beckett. Crossover Fiction: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的学术著作分别以280页、360页的长度，深入探讨了近年来在西方引起普遍关注的当代儿童文学的成人阅读现象。相比之下，2009年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上述研究论文，尽管在选题和观点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前沿性，论述也相对充分，但以论文的篇幅来探讨这样一些重要的学术话题，其理论展开的深广度，却仍然是不够令人满意的。
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而这种来势迅猛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理论话题。其中一些话题引起了学界的敏感和关注，对于它们的思考常常在一些即时性较强的报刊上得到最早的传递和反映。但也因为它们抵达批评的这样一种迅捷姿态，使之常常是以一种未及淬火的方式进入到批评话语的锻打中；而大多数报刊有限的篇幅则又使这一锻打常常显得过于匆促。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当下儿童文学的热点话题在报纸上频频出现，却很少能够看到系统的、翔实的、周密的研究论文，更少见到相关的学术专著。它所导致的儿童文学批评的当代尴尬在于，若干年过去了，对于许多当下话题的谈论却仍然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概要式的论说层面上。面对一个重要的当代话题，即时性的关注与探讨当然必要，这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但如果缺乏后续的思考积淀与提升，这些话题所提供的当代理论契机便永远如同滑动在水面上的浮冰，无法凝成坚实的理论冰山。而儿童文学批评也会在这样轻浅的滑动中，日益损耗着自身的理论能量。
国际视野与本土化问题
今天，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更需要一种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与向来重视理论引进、转化、吸收的成人文学界相比，中西儿童文学界的学术交流至今仍然处在尚待破冰的状态。这是一种隔水相向的无奈，它与包括语言在内的多方面原因有关。事实上，近3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对于欧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四川外国语学院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曾先后编撰过三辑《外国儿童文学研究》(其中一、二两辑为内部印行)，所收论文旨在反映国外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研究状况，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欧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成果的介绍。这三辑刊物引起了当时许多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也频频出现在不少研究论文的索引目录中。但许多年来，相关的欧美儿童文学研究专著译介还是非常少的。2009年初，一套由浙江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该译丛由《儿童文学的乐趣》(佩里·诺德曼)、《理解儿童文学》(彼特·亨特)、《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杰克·齐普斯)、《你只年轻两回——电影中的儿童文学》(蒂姆·莫里斯)四本著作构成，各册作者均为英美当代儿童文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1949年以来大陆儿童文学理论界首次系统译介、引进的一批欧美研究成果。而我认为，这套外国儿童文学译丛的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讯号：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正式启开了朝向欧美同行的学术窗口。这样一股理论输入的热情将被承续下来，而它带给当代儿童文学学术界的冲击与影响、思考与提升，将延伸到更远的时空。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英美儿童文学界几乎同时启动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的步伐时，他们的理论基础也停留在十分粗浅的层面上。其时出现在这两个地区的代表性儿童文学学术刊物《讯号：童书之方法》(Signal, 英国)、《儿童文学》(Children’s Literature, 美国)上的文章大多以短小、感性的书评或作家评介、访谈文字为主，偶有话题较为深入的研究文章，在理论展开方面也并不成熟。然而，就在短短十余年里，以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等为代表的一批带着大文学理论的背景进入儿童文学理论场域的英美学者，在取用一般文学理论资源分析儿童文学现象以及从儿童文学提炼出该学科的专业理论方面，连续提供了一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命题。
欧美当代儿童文学学术界常常从成人文学理论中获取思考的灵感。他们重视儿童文学理论视野的拓展，在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文学观、殖民主义等契合历史和当代儿童文学现象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方面极富吸收与创新的激情。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会刊《儿童文学》自创刊起就表达了对于从跨学科的角度展开儿童文学研究的呼吁和强调，它与该学会的另一份学术刊物《儿童文学学会季刊》除了刊发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外，也一直坚持在“书评”栏目中关注文学、文化研究成果中对儿童、童年、童书研究有所启发的部分。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专业起步并不算晚。中国当代第一份专业性的儿童文学研究丛刊《儿童文学研究》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革”期间停刊，1979年1月复刊。从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来看，尽管70年代末的美国儿童文学学术界经过了近十年的初期发展，已经积累起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两者之间的学术差距并不十分悬殊。尤其是80年代初中期，一批在当时看来具有先锋气质和思想锐意的中青年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高度与素养。这一期间，以班马等为突出代表的几位重要学者提出的一些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命题，从同一时期的世界儿童文学范围来看，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在英美儿童文学界以极快的速度走过了理论习步的阶段，并愈益成熟地进入到对于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把握以及新的理论借鉴与创新工作中时，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大部分学术力量却以一种不容易察觉的方式，逐渐耗散在了一种偏于封闭式、概论式、书评式的批评倾向中。上个世纪90年代，几套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理论丛书先后出版，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学术专著；然而，从90年代末到2010年的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却少之又少。
这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提醒。它让我们不仅仅注意到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普遍尴尬，也注意到当代儿童文学理论自身发展所存在的症结，进而去寻求另一次新的突围。而要实现这一突围，除了研究视野的打开、理论资源的丰富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本土理论话题和话语。
在发表于2009年《南方文坛》第4期的《论“分化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学科发展》一文中，朱自强针对中国儿童文学在“分化期”所出现的“纷繁复杂、混沌多元”的现象，提出了五个需要着力解决的理论问题，分别关乎“通俗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的文化产业研究”、“儿童文学的儿童阅读理论”、“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研究”以及“图画书理论”的进一步建构。这是针对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现状所提出的五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理论话题，它们也已经开始引起一部分研究者的关注。可以想见，如果能够就这些话题展开扎实、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将获得一次重要的理论丰富与提升，而这些本土话题也将为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本土话语，提供重要的学术机遇。此外，关于文化交融大背景下汉语儿童文学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关于西方文学与文化影响下的当代儿童文学的内容、语体变革，关于儿童文学中的当代童年精神危机与身份认同，关于现代战争在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历史呈现等等，都是具有较大研究空间的本土理论命题。
许多年来，当众多异域儿童文学经典的名字被深深刻写在无数中国读者的阅读记忆中时，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小红帽》《海的女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地海传奇》等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不仅仅是由它们的读者塑造出来的，也是由它们的研究者“发掘”出来的。欧美历史上几乎每一位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都得到过系统、深入、多层面的学术关注。一部《小红帽》的传播史，是这一基础文本本身被不断复制、改写、再创作的过程，也是研究界从民间文学、原型理论、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角度对其母题、内容不断进行生发和重读的过程。同样，如果不是那么多部从不同研究视角切入的学术著作的先后问世，鲍姆本人及其“奥芝系列”在美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意义，或许也难以获得如此充分的阐发。尽管理论本身也可以拥有自足的存在意义，但在当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和文化语境下，理论有必要担负起这样一个职责，即通过它的持久、负责而又充满活力的批评行为，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和绘制一幅细节丰富、入墨深透的历史和当下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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