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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写给小读者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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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原来在南京。
我最早的发蒙的学校，是南京五台山小学。那个蓝底白字，带有几条红色阳光放射线的三角形校徽和后来的一些收藏品，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个特殊岁月才一起散失。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早的朦朦胧胧的印象，是亲爱的南京。
南京啊，南京，我怎么能够忘记你。
在南京，有一个印象很深很深。
有一天，爸爸带我到下关江边去。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脸色阴沉沉的，不说一句话，完全和平时不是一个样子，使我感到有些害怕。
下了车，爸爸手指着一艘军舰叫我看。小男孩看见军舰总是很高兴的。爸爸却指着桅杆上随风飘扬，毒蜘蛛似的太阳旗告诉我：“你看，这是日本海军旗，是一只日本军舰，大模大样停在这里，把大炮对着我们的首都，千万不要忘记了。”
听了爸爸的话，我立刻从高兴变成憎恨，一下子恨起这艘军舰了。拾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打沉在水里。
我明白了，爸爸特意带我来看的，是这只不怀好意的外国军舰。我恨恨地盯住它，永远也没有忘记。
1937年7月7日，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日本强盗挑起了卢沟桥事变，真的发动侵华战争了。
爸爸像是憋足了一肚皮闷气，这才可以出一下。又愤怒、又兴奋地说：“抗战真的开始了，可以狠狠揍日本鬼子一顿啦。”
紧接着是“八一三”，战火烧到了大上海。上海沦陷了，敌人一步步向南京打来，南京城内已经非常紧张了。我家在豆菜桥，距离市中心不远。眼看街上一片混乱，邻居纷纷离开。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已经不能上学了，整天都窝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妈妈搂着我和弟弟说：“别害怕，爸爸会有主意的。”
那一天，爸爸回到家里，再也不像平时那样温和，面色凝重对妈妈说：“我们马上就走，一分钟也不能停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准备带领一家搭上难民船，逃难到很远很远的重庆去。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读书的林成谷舅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一下子钻出来了。他是我的一个婶娘的弟弟，在南京没有别的亲戚，常常到我家来玩，早就是我家的一个成员了。所有的人里，他显得最松快，对我们说：“我有力气，送你们上船吧。”
他两手空空，什么东西也没有带。看样子，似乎是准备前来帮忙的，并不想和我们一起撤退。
这样说走就走，妈妈显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急着翻箱倒柜，在屋子里团团转，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才好。
爸爸说：“什么也不要了，只要我们全家能够平安离开，到了重庆就好。”
爸爸说的一家，还包括一个和我们亲如姊弟的小保姆。可是她说什么也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争辩说：“我是南京人，父母都在乡下，怎么能够跟你们到重庆去。”眼看时间紧急，实在劝说不了，爸爸就给她一大把银元，指着家里的东西，让她随便拿走，赶快出城回家去，千万不能在城内停留。
她慌里慌张选了一些东西，收拾了两个大包，也连忙和我们一起出门。爸爸催着她快跑。眼看她走远了，才转过身子叫我们走。爸爸和妈妈各提一两个包裹。林舅舅背着弟弟，提着两口皮箱，走在最前面。混乱中，我也收拾了一口小皮箱，装着自己最喜欢的图画本巴掌童话书和一些玩具。记得有《木偶家庭旅行记》、《小老鼠历险记》、《颠颠倒倒》、《三只小猪》等。大难临头居然要带的是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可笑。
临走的时候，妈妈不放心，仔细关好门窗，拉上窗帘，依依不舍看了家里最后一眼，最后一个走出门。爸爸急得顿脚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来了，还管这么多干什么？”妈妈说：“我可惜刚刚买的一套新家具呀！”
她真傻，敌人快要来了，还要锁好大门，好像我们是出去旅游，过几天就要回来似的。
这时候满街都是人群，都朝同样的方向跑，很快就到了下关码头。好在敌人还远，还不像最后时刻那样特别混乱，不过空气也非常紧张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南京大撤退的这个时刻，岸边停靠着好几艘轮船，数不清的人争先恐后顺着舷梯和跳板往上爬，根本就不要船票。船员只顾帮助大家上船，别的什么也不问。爸爸和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卢作孚是好朋友，不知通过什么办法早就联系好了，胸有成竹来到码头旁边。在预先安排的船员帮助下，好不容易挤上了“民贵”号轮船，和许多难民挤在一起，狭窄的舱房里挤得满满的，也顾不上有没有可以躺卧的铺位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天真的林舅舅竟提出要下船回学校去。爸爸急得一把拽住他说：“你上了船，还走什么？”
他说：“我是送你们上船的，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也没有和老师、同学打招呼。”爸爸不管三七二十一，紧紧拉住他不放。他就这样稀里糊涂跟着我们到了重庆，再转到成都找到撤退来的母校。后来成为很有名的教授，上世纪90年代在山西农业大学逝世，那是后话了。
沉重超载的难民船，一艘接一艘，摇摇晃晃沿着长江缓慢驶行。可恨的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已经记不清楚具体的时间了。船上忽然吵闹起来，船员大声招呼大家躲避。只听见空中传来飞机马达声音，接着是“哒、哒、哒”的机枪扫射。万恶的日本飞机竟沿着长江追来，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难民船攻击。好在没有扔炸弹，要不就危险了。
勇敢的船员们驾驶着难民船，终于驶进了长江三峡，载运着我们安全逃难到重庆。我的小小心灵里却像压着一个石块一样，心里惦记着姐姐一样的小保姆，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安全逃出了南京，难受得不得了。
这个逃难的过程，仿佛使我长大了许多。我学会了仇恨，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暗暗起誓，一定要和日本鬼子拼到底。
话说到这里，让我再讲一讲别的“抗战难童”逃难的故事。
那时候，一个班上的同学，年龄相差很多，有不少“高龄”同学。我们班上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哥哥”和“大姐姐”，站在一起比我高大半个脑袋。
请不要笑话他们。他们不是成绩不好而留级的“脑残”者。
请尊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小英雄。
这是由于非常时期。当时许多同学是一路逃难，耗费几年工夫，真正用脚步走到大后方的，一路上根本就没有条件读书。所以抗战期间的小学，一个班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班暑假毕业，有的班寒假毕业，学制乱七八糟。这些同学都有自己的苦难故事。记得一个同学说，跟随父母从南京走出来，敌人就在后面追赶，一路上都在死人。许多小孩不得不狠心抛弃，撕心裂肺痛哭，父母也泣不成声，却没有一点办法。他的最后一段路，那是桂林、柳州沦陷后，在敌人紧紧追赶下，他随家从广西走进贵州，最后走到重庆。两只脚走得肿起来，好像是淌血的透明皮球了。走一步，钻心痛，又不得不走，留下了一路的血脚印。
我在这本书里描写小石头跟随扬州大妈逃亡的时候，脚肿得像皮球，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只有踩在光溜溜的鹅卵石上才舒服一些，就是这个同学告诉我，他自己的体会。
1944年秋季，我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敌人突破广西的防线，一路打到贵州境内。重庆危急，抗战大后方危急。在这个极端危急的时刻，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们南开中学许多同学纷纷参军赶赴前线。我们班的“大个子”曹连福，也就是在这样紧急关头，报名参军走上了战场。虽然还是初中一年级，可是他的年纪和个子都比我们大，顺利通过了报名，开到印度，反攻缅甸的战场。前线的同学都有信来，唯独他从此失去了音讯，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班上的“大哥哥”，也是一个少年爱国英雄。
这就是逃难，这就是“抗战难童”。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吗？
在远远的重庆，也没有逃脱战争的魔影。轰炸，不停的轰炸。我经历了一次次敌人的轰炸，耳闻目睹了许多恐怖的场面。
那时候，天天挨日本飞机轰炸。可恨的日本强盗欺侮我们，常常不分昼夜狂轰滥炸这座美丽的山城。敌机排成整齐的队形，一批接一批飞到重庆，进行所谓摧毁我们的生命财产和意志的“疲劳轰炸”。不管是不是军事目标，狂轰滥炸一通，发动极其野蛮的袭击。常常整条街，整个街区被炸成一片火海，留下一片废墟。不知烧掉多少房子，炸死多少中国人。我家从城内搬到郊外，也免不了遭受袭击。我家周围都中了炸弹，几乎整天都躲在防空洞里，不能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难受得要命。当炸弹落在头顶和附近的时候，只见洞顶一些岩石碎屑不停沙沙往下掉落，整个防空洞也在颤抖震动，仿佛随时都可能垮塌似的。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正好遇着几架敌机，竟肆无忌惮飞得低低的，连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鬼子飞行员的帽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边投弹、边用机枪扫射。我真恨不得捡一块石头把它打下来。
有一天，在防空洞里，遇见一个后来九死一生从南京逃出来的老邻居。头顶，敌人的飞机在轰炸。炸弹落下来，不稳固的沙石碎块“沙沙”地往下落。洞里昏沉沉的灯光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她讲“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情形。我仿佛觉得在地狱里，心几乎要碎了。
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发生了，爸爸正好在这个防空洞里。敌人长长的“疲劳轰炸”，使管理防空洞的人不敢开洞口的大门。里面空气不通，上万人窒息死在洞内。多亏爸爸躲的地方，有一些水从石缝里滴流下来，才奇迹似的捡了一条命。
重庆被炸得没法住下去了。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爸爸就把我们送到乐山，住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个短短的夏天。在特殊安排下，恰巧住在海军元老萨镇冰爷爷的隔壁。那时候我读二年级，放学后天天坐在两家公用阳台上画图画，画的全是中国兵和中国飞机打敌人。又画了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他们。撕碎了再用脚在地上使劲踩。
萨爷爷问我：“长大了当海军好不好？”
我说：“我要开战斗机，打日本飞机。” 萨爷爷微微笑了。时时刻刻站在他的身后，用警惕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从来不说话，每天总是和他形影不离的高个子叔叔也笑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他的警卫员呀！
萨爷爷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当空军也好，只要打日本鬼子就好。”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真的就是梦想飞上天打日本。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心里不解这口恶气。可是每天起床看，自己还是那样矮，总也没有一支步枪高。为了赶快长大上战场，我竟傻乎乎拼命吃饭，撑得肚皮圆鼓鼓的。妈妈问我为什么吃那样多的饭？我说：“我想赶快长大，打日本鬼子。”
不消说，这是小孩子的梦想。小孩子的愿望总是这样直截了当的，也非常幼稚简单。我想，在那个民族苦难的岁月里，和我同龄的孩子们必定都有共同的想法。当时的孩子们真的和今天幸福的少年儿童有些不一样。环境逼迫着自己，不得不常常想一些和年龄极不相称的严肃问题。民族苦难的烙印，已经深深浸入了我们的骨髓里，这才叫做刻骨难忘。
敌人的魔爪远远伸过来，还在不停地夺去无辜的中国人的生命。直到1994年，我进了南开中学，这种来自空中的屠杀还没有停止。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爸爸带着我，连夜赶到城里的“精神堡垒”广场。人头攒动，万众欢腾。我们高兴得流下眼泪，叫呀！跳呀！笑呀！唱呀！和许多不认识的人紧紧拥抱着亲脸呀！憋了整整八年的气，多么高兴呀！
抗战胜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过去的一切，早已成为历史写在许多书上，也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里。
对许多没有经历过这一页血泪历史的小朋友来说，这是像张飞、岳飞一样死板板的“古代”故事，还是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那不是遥远的“古代”，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你的爷爷、奶奶身边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衣服，也许还能清楚瞧见他们身上，心口上留下的伤疤呢！
一根根白骨，一张张当时拍的照片，记录了血和仇恨。
可是，现在还有那么一些日本人，胡说根本就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
你，一个中国孩子，能不愤怒，不流下眼泪吗？
这是历史，却又不是完全消逝了的历史。
它发生在刚过去的昨天，似乎还浮现在今天的眼前。
有良心的中国孩子啊，永远也不要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如果我们忘记了，怎么对得起死难的同胞们。
如果你忘记了，还配做一个中国孩子吗？
在我78岁的时候，有关方面邀请我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参加了电影《南京！南京！》的首映仪式。我目睹了银幕上的情景，仿佛回到了那个恐怖的童年时代，禁不住泪如泉涌。记者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咬牙切齿说：“如果我没有撤退，也会像片中的小豆子一样战斗到底。”
仇恨！只有深深的仇恨！
我是流着眼泪，怀着深深的仇恨写这本书的。顺便说一句，书中的石婆婆巷，我非常熟悉，那儿住着我家的一个亲戚。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坐黄包车，到石婆婆巷去看望表姨妈。一次次熟悉了那个善良的车夫“李大叔”，听他讲老南京的故事。妈妈和大人们聊家常，我就和表妹一起玩。那个幽深的古巷和前后进的院子，我记得好清楚。这个场景不是虚构的。
书中还有许多情节，包括大轰炸后烈火熊熊燃烧的场面，以及其他等等，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恐怖的记忆十分深刻。大隧道惨案是身历其境的爸爸亲自讲给我听的。他就是像王老师一样，挣扎在洞壁边，依靠一点渗流的水滴才逃脱了厄运。用大头针做的小旗，在墙上的地图标示敌我进退，是我自己每天必作的“功课”。小石头的朋友金根，就是我的小学同学顾金根，也是从上海逃到大后方的一个难童。听着金根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劳动人民。王老师、朱老师、施表叔、方家阿婆、冬娃、小宁、细妹····，都有生活的蓝本，许多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许多来自一些同学的讲述。王老师就是我的小学国语老师王士宏，不过是从河北逃难来的姊妹俩。小王老师王士毅已经去世了。大王老师90多岁了，至今还住在北京附近的丰台，可惜已经神志不清，不能认识周围的人了。朱老师是音乐老师，音容笑貌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场在敌机空袭的时候，汉奸用镜子反光指示目标的场景也确有其事。我家就在一个兵工厂，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书中许多抗战歌曲也是我们经常唱的。书中引用的一些战例，从时间到人名、地名全都是真实的。面对神圣的民族抗战历史，我不敢，也不可能随意捏造。以石牌要塞保卫战来说吧，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这本书里有太多的记忆，不完全是编造的小说。历史就是最好的故事，为什么要闭门造车呢？
回想起那段悲伤的历史。我恨，说不出的咬牙切齿的愤恨！
每回一次南京，到一次“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默默面对着累累白骨，就忍不住哀哀哭泣出声。
狗强盗，你们还不承认滔天的罪行吗？为什么不像那个悔罪的西德总理一样，跪在犹太人的纪念碑前低头认罪，乞求得到宽恕？
中国人民是宽大的，但是前提条件必须是老实认罪！
不能忘记血的历史。蓄意歪曲历史的，简直就不是人！
野兽！披着人皮的无耻野兽！
孩子们，中国的孩子们，牢牢记住这段历史，永远也不要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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