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11月20日我们驱车前往湖北京山县，我们得知该县曹武镇朱岭小学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会吹笛子，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我们要根据这一特色加上深入采访制作一期《到学校去》节目，这个节目是我们和中央台《东方儿童》的合作节目，它要在即将开播的14套少儿频道中播出，当时离少儿频道的开播不到一个月，所以时间上十分紧张，而我们仅仅知道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会吹笛子，这能做成一个什么节目呢
　　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中午时分到了京山县城，听教育局主管体卫艺的佘主任给我们介绍情况，然后看了京山县电视台制作的一期关于曹武镇朱岭小学的一个专题片。说实话这个专题片制作相当粗糙，最重要的是它走题了，本来最开始是介绍曹武镇朱岭小学的“百灵鸟”工程，即学校如何推行音乐素质教育，说是音乐素质教育，其实就只是教学生吹笛子，严格讲这算不上音乐素质教育。这是专题片的主题，但忽然专题片讲起了该校的校长是如何失掉了自己的儿子，并且镜头走进了校长家和校长儿子的墓地。这占了专题片很大的篇幅，走题了。然而正是这走题，让我深有触动，因为我在片子里真切地感受到了校长的哀伤，这个片子中的大量采访都是京山方言，而且没有字幕，所以有些地方我还没有看懂。
　　看完专题片我们就驱车前往曹武镇，车子很快出了县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朱岭小学。我们一下车就围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很面熟，我想起来了，那就是专题片里的校长，飕飕的小寒风里校长他们大概等了很久，因为在我握住校长手的时候感觉它坚硬粗糙而冰冷。校长姓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跟很多校长握过手，他们的手一般都柔软而温暖厚实，不管是从手给我的感觉还是校长的穿戴言语神情，都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校长。有几分象乡村教师，有几分象农民，但就是不象校长。李校长在毛衣的外面穿着西服，从毛衣的圆领里翻出了白衬衣的领子，领子靠近脖子一圈有些发黄，而且起了毛，好象还有几处细小的窟窿。李校长搓着手说，舒导，我们去操场吧，学生们在操场上都准备好了。
　　从有空调的车里走出来会觉得格外地冷，在飕飕的寒风中我掖了掖围巾便跟着李校长一行朝操场的方向走去。一转弯我便看见了操场上站着好几百学生，他们都缩着脖子，双手笼在袖子里，腋下夹着一根笛子，笛子的一端系着根红绸子，红绸子在风中飘动，我不知道孩子们在这样的寒风中等了多久，他们中间几乎没有穿羽绒服的，甚至穿袄子的都很少，很多都穿着破旧的单衫，吸着清鼻涕。
　　李校长问，可以开始了吧！
　　我说好的，赶紧完了让同学们回教室，这儿多冷啊。
　　校长有些羞赧地解嘲着说，学校里困难，没有音响设备，我们每次升国旗都是全体学生吹奏国歌。
　　在校长的努力下，学校从县文化局找到了一些淘汰的架子鼓、军鼓，所以在出旗和升国旗的时候有架子鼓的节奏，升国旗的三个小孩拿着一面比他们身体大好几倍的国旗走着同手同脚的步伐，神情庄严而肃穆，尽管孩子们同手同脚的步伐让人觉得有点滑稽，但谁都没有为此而发笑，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神圣的静穆之中。
　　高亢的国歌在同学们的笛声中响了起来，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笛子都很差，许多音要么破了要么哑了，但是每个孩子都神情肃穆，认真地吹着。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就要流泪，我把目光从孩子身上转向风中猎猎的国旗。
　　记得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凤凰琴》，没想到电影里的镜头在真实的生活中每天都上演着，而在我看过电影的十年之后我见证了这些。
　　校长把目光从风中高高飘扬着的国旗移向了学生，说开始音乐素质教育展示表演。学生们的队列很快训练有素地展开，在架子鼓的节奏中同学们开始用笛子吹奏《大中国》，并且伴随着吹奏有许多队形的变换，比如说交*走动、左右前后转、蹲下站起等，这样的笛子吹奏表演我是第一次看见，所有的学生一板一眼地认真地做着每一个动作，努力地吹奏每一个音符，这就是校长探索的“音乐素质教育”。
　　吹了几首歌之后，校长很遗憾地说，吹得最好的学生已经小学毕业了，他们都升到初中去了，他们做的并不好……
　　我说已经很好了，赶紧让孩子们回教室吧。

　　二

　　我随同同学们一起走进了他们的教室，教室的桌椅很不统一，班级之间的桌椅不一样，就是同一个班里的桌椅也不尽相同，同行的老师解释说，这是一个中心小学，由3个学校合的，所以桌椅不一样……
　　我走了六七个教室，问他们问题，他们都很兴奋，眼睛亮晶晶的，但就是对于我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举手回答，我问谁，谁就低着头。走了这么多教室，问了这么多问题，没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话，老师解释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点怕生……
　　我很担心，因为如果没法跟同学们交流，我就没法策划和制作这样一期节目，这和以往的采访是不同的，以往一进学校就会被孩子们围个水泄不通，每个同学都会把自己的小手举得老高，每个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回答你的问题，哪怕他根本就回答不了。
　　我要找校长，却不知道校长哪里去了。
　　只好在操场上随机地找同学们聊天，我走到他们跟前他们都会“哄！——”地散开，等到我放弃了向前走的时候他们又跟在我的身后，小声地嬉笑和议论，真拿他们没办法。
　　铃声响了，教室里的同学们象开闸的洪水，只听得桌子椅子一阵咚咚响，然后又是钵子饭盒一阵叮叮响，然后哗啦一下，所有的学生都涌出了教室门，奔向前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紧尾随着他们跑，忽然一拐角我就看见几个值日生有的提着一桶菜，有的抱着一大钵饭，值日生顾不得抹掉因为寒冷而流出的清鼻涕，只是这样边走边望着我笑着，不做任何解释，奔跑着的学生很快就在值日生面前排好了队，然后由值日生来为同学们分饭和菜。
　　菜就是清水煮白菜，没有一点油星儿，饭白花花地倒是不少。
　　几乎是一瞬间同学们便分完了饭菜，开始抱着饭盒边暖着手边吃，似乎每个人都吃得很香。终于有几个同学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们都是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主要吃白菜、土豆等蔬菜，早饭是没有菜的。米是自己从家里带的，菜是学校买的，有时也吃自己从家里带的菜，只是菜是冷的。
　　其实在这样的天气里，这样的寒风中，饭菜很快就会凉的，但他们似乎都习惯了，每个人都这样傻傻地笑着，鼻涕都顾不上擦。因为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惊喜一些意外，他们觉得象是一个节日。
　　找不到校长我有点着急，其他老师告诉我说校长可能去张罗我们的晚饭和住处去了。找到校长之后我赶紧说，我们的住处已经订好了，就在邻镇离这不远，晚饭我们自己解决，校长边搓着手边说，那怎么能行呢？话虽这么说着，但我感觉他轻松了好多，微微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有困难，大概他在这样的一个小学里当家也不容易。
　　校长搓着手说，我觉得你们跟其他记者不一样……
　　经常有记者来吗？
　　有，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他又不做解释。
　　我们从孩子们的饭菜说起，校长说，我们每餐菜只收学生们4毛钱，就这还有好多学生交不齐……
　　接着我们便开始说学校里的“音乐素质教育”，校长问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说要说就说真心话。校长沉吟了下说，我们全校有800个学生，只有27个老师，师资不足，除了语文老师就是数学老师，音乐课也就是教唱流行歌曲。后来上面说搞素质教育，我就琢磨着该怎么搞素质教育，我觉得音乐课不能这么上，但是怎么上呢，我也没有主意。后来我觉得得教会他们几种乐器，我起先想教他们吹唢呐，但是一打听唢呐太贵了，不是每个孩子都买得起，后来思来想去觉得教他们吹笛子比较现实，一根笛子也就三五块钱，好普及。可是一问，学校没有一个会吹笛子的，于是我找到了我们村子里的民间老艺人王师傅，跟他学，我学会了之后再教给高年级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再带徒弟，他们负责教低年级学生，就这样一个带一个，就都会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批学会吹笛子的学生已经都读高中了，但他们却把笛子的吹奏技巧教给了低年级的同学，依此类推，每届相传，自然生生不息。
　　他们的“音乐素质教育”和真正的素质教育之间肯定有很大的差距，和城里的小学教育相比，他们肯定也有差距，但不管差距有多大，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梦想，他们始终在努力。尽着他们全部的力来把事情做好，他们所有的东西并不多，但他们想给孩子更多。以他们的的现状，他们其实只要把语文、数学教好就很不容易了，没有谁会更苛求他们更多，但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远不止这些。
　　那个晚上我们围坐在王老师的小屋里从黄昏一直谈到夜深，我们不断地被感动，校长和老师也因为有我们的真诚聆听而感动，就在这样的相互感动之中我们开始彼此信任。
　　校长对我们说出了真心话，但是学生们呢？怎样扣开孩子们的心扉呢？
　　我想干脆让同学们把他们心底里的秘密、愿望、梦想、欢喜和忧伤，以及对老师、爸爸、妈妈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用笔写出来。第二天一早我就一个班一个班地跑着讲着布置给他们特殊的作业。
　　最后我们收到了大约500份孩子们的作业，他们用他们的笔写出了他们的真心话。

　　三

　　回到武汉之后就开始做节目方案，方案做的差不多的时候开始随手翻看孩子们交上来的“真心话”。看着看着我的心开始沉重起来，农村的孩子们和城里的孩子很不一样，也许他们更早地接触到一些苦难，尽管这样的苦难对于成人来说也许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苦难始终是苦难。我想可能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村，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并没有真实的印象，他们只是从影视和书籍里知道一些情况，但那并不准确。所以我想把这些农村的孩子写的文章摘录下来，这样的文字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但这些文字却是孩子们最真实的心声，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一个字都没有修改，摘录如下：

我呼呼着您，爸爸
六（一）班  王萌琦 

　　我的爸爸三十多岁，头发黑黑的，眼睛有点儿小，我爸爸什么都好，有一点不好爱打麻将。 
　　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很疼爱我，给我温暖，给我关爱，给我幸福。有时我发烧，是您爸爸心急地把我送进医院，还细心地照料我。 
　　可是，自从您爱上了打麻将，就不关心我了。三天两头地出去，常常高兴出去，垂丧的（地）回来。要是一输钱，你就问妈妈要，妈妈不给您，就把一旁的我拉出来打，打到妈妈给了钱您，您才停手，我不是因为疼而流泪，而是我以前的好爸爸不知去哪儿去了，而流泪。 
　　我真希望以前，那样好的爸爸回来。这是我和妈妈共同的愿望，我呼呼着您，爸爸。
　　“我不是因为疼而流泪，而是我以前的好爸爸不知去哪儿去了，而流泪。”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也许这对于王梦琦的爸爸，或者当地的其他家长来说打麻将和打孩子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却是苦难，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完全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王梦琦的题目为什么叫《我呼呼着您……》，我猜想她是要写成“我呼吁着您”的。） 

我想对您说妈妈 
 四（二）班  史安艳 

　　妈妈我想对您说不要在（再）打麻将了，您知道吗？您不是常对我说爸爸一个人在外打工弄点钱不容易，让我好好珍惜，但是您呢，却用爸爸的血汗换来的钱打麻将，有时您常常找几个人到家里打麻将却不管刚满月的弟弟和快要考试的我，您让爷爷和奶奶来照顾我们，弟弟哭了肚子饿了让他吃奶，您却不耐烦地接过来，就放在身上边让他吃边打麻将，您这（样）做是很不好的影响了弟弟的睡眠，弟弟常哭，您就把他丢在床上。奶奶见了心疼，只好抱起来走，您却去给自己煮饭，却不管奶奶。奶奶只好唉声叹气。 
　　有时候我复习听到麻将声就会心地不安怎么也学不好，那次临进（近）考试了我拼命地学习，可是您还是与别人一起在家里打麻将。我真想快步地冲出去大声说不要打麻将了，但是我不敢没有勇气。考试回来，我怀着胜利的喜悦跑回来对您说我的成绩，您首先开口了，让我去煮饭，刚才的高兴失去了一半，我没有在（再）开口了。您也没问。 
　　妈妈，我多么希望您不要打麻将了啊！你知道一个人打麻将，会给一个家庭失去快乐，家破人亡的，妈妈希望您不要打麻将了好吗？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在“真心话”里反映了同样的苦恼。尽管我认为他们的作文要远胜过我的文字，但是限于篇幅，不再摘录。其次，还有一部分反映家长重男轻女。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请不要偏心 
　　六（二）班  骆梦莹 

　　在我的心里一直埋藏着这句话——妈妈请不要偏心。每当您骂我的时候，我很想说，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了。就拿这件事来说。 
　　我和哥哥都是您的孩子，可是不管哥哥是问您要钱还是在家里偷钱您都只是说几句，而我只问您要五角钱，您都骂我，甚至打我。 
　　我和哥哥都是您的孩子，希望您再也不要偏心了。 
　　几乎有一半的同学在他们的“真心话”里写了对在外打工的父母的思念。听学校老师反映，当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在外地打工，他们往往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有的甚至三五年都没有回来过。他们有的跟着爷爷奶奶过活，有的则寄养在亲戚家里，有的除了偶尔有邻居或亲戚帮忙做一些他们无法做的事情，比如说打米打面等，至于吃饭穿衣之类的事情完全要靠他们自己。

我想对爸爸说您快回来
班级：无    王灯 

　　敬爱的爸爸，您长期在外挣钱拱（供）我和妹妹读书，很少回来，从小到大，您每次回来都没过几天又要离开，我从未与您长期相处，就连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很想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一份小小的礼物，迎接您的归来，但我又怕钱不够，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想念您。当您收拾行礼（李）要走的时候，我都会大哭一场，当我知道您要回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多么激动，恨不得马上就看到您。您知道吗？我和妹妹身体都不好，常常生病，二妈就知道打麻将，根本不关心我和妹妹。您这次一去就是两年多。您知道我有多么想念您吗？啊，敬爱的爸爸，您快回来吧！ 
　　    看着孩子们的文字，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感谢他们的信任，我为他们的勇气而感动，也为他们的真挚而感动，借着这只言片语，我似乎可以走进孩子们幼小单纯的心灵，我只想按照他们的作文找到这些孩子，他们的名字我已经熟识，也许我根本无法帮助他们，但我会鼓励他们学会坚强。虽然我摘录的这几篇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在他们的“真心话”里也有不少高兴的事情，他们也愿意跟我分享，但这样的“真心话”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内心里的那些哀愁和烦恼深深地打动了，甚至震撼了我。我太想见到这些孩子们了。

　　四

　　11月27号，我们的摄制组包括两名嘉宾一共十人从武汉前往京山，正式拍摄即将开始。我的书包里装满了孩子们手写的“真心话”，从车窗望着疾闪而过的风景，我竟然很想念这些孩子起来，嫌车开的不够快。
　　我把自己早已列好的单子交给校长，那上面写满了孩子们的名字和班级，他们是我从500份“真心话”里挑选出来的。很快我见到了这些孩子：王梦琦、史安艳、骆雪莹、王灯、徐涛……我让校长和老师都出去了，一屋子里都是这些要跟我讲真心话的孩子们，最开始孩子们显得很拘谨，都低着头，只偶而拿眼角瞟一下我。我想让孩子们放松一些，就跟他们讲笑话开玩笑，效果不错，就在孩子们的哄笑中我开始了采访，王灯虽然是个感情细腻的女孩，但挺坚强，我问她“二妈”是谁？她说是爸爸的弟弟的老婆，听她的解释我们都笑了，接下来我问朱荣问题，我问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她说在广州。我问有几年没有回家了，她说四年。我问她想爸爸妈妈吗？朱荣咬着嘴唇，过了好久才回答我。我知道她是在强忍住泪水，她说，想，我有好多次都在梦里梦见了他们，泪水在她大大的眼睛里直打转，朱荣没哭可她旁边的艳佳敏和王婵却“哇！——”哭了起来。这样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其他人，又有了几个孩子哭了起来，连刚才强忍住泪水的朱荣也跟着哭了起来。我几乎也忍不住要跟着孩子们一起哭，我想，大概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伤心事，都有自己的委屈，但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也从来没有人倾听过。
　　我把门打开，清冽的寒风吹了进来，孩子们的情绪稳定之后继续跟我讲他们心底的故事和秘密。原来朱荣曾经辍学过一段时间，张弓偷过爸爸五块钱，陈哲的爸爸妈妈有些虐待老人，尹慧敏是个很胆小的女孩但老在好朋友面前充勇敢，刘佳希望自己的爸爸以后不要再抓鸟了，爸爸偷了家里的50块钱去赌博但不许赵力军告诉妈妈，教朱海涛吹笛子的六年级学生尹世鸿老打他……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徐涛，他穿着一件有了破洞的西服，西服很显然有很久没有洗了。西服的里面是一件草绿色的毛衣，也很旧，并且有些破。他跟我讲着讲着就哭了，而且哭的无助而伤心，他的妈妈和哥哥也在外打工，但他哭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自己将来还能不能读书，因为他的家里欠了别人很多钱，哥哥读完小学之后就没有再读了，他担心将来他象他哥哥一样……这个少年在为自己的将来而担忧，我为他眼里流露出的深深忧虑和对未来的毫无把握而心伤。
　　那个下午我一直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等到我听完了他们的“真心话”之后，一起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几个孩子很小心地把我的衣角捏在手里，我笑着牵起了一个孩子的手，他们一下子全围了过来，要牵我的手，我就这样被孩子簇拥着走着，走在这有着凛冽寒风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手都很冰冷，在这冰冷的冬天，谁来温暖孩子们的手？谁来温暖孩子们的心灵？
　　第二天拍摄“真心话大声说”的时候，天空中下着小雨，冰冷的冬雨细细地飘落，每个孩子的脸上都因为兴奋而略带红晕，像朵朵盛开的小花。当我们三位摄像师都说了OK之后，孩子们开始依次在镜头面前说出他们的“真心话”。
　　让许多孩子意外的是我们已经通过老师把他们许多家长都找来了，包括那些爱打孩子、好赌博和“虐待老人”的家长，为了说服这些家长参与节目，学校费了很大的劲儿。孩子们第一次通过这种方式面对面地喊出自己的委屈和欢喜，喊出压在他们内心深处许久的话。
　　徐涛说，希望爸爸不要太浪费了，家里很穷，可是我还想读书，还有打工的妈妈不知道回不回来？……
　　朱荣说，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你看得见我吗？我看不见你们，但我天天在梦里看见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和我一起过年？……
　　最委屈的要数罗梦莹她首先向妈妈保证，绝对不会乱花钱的，但请妈妈平等地对待自己和哥哥，无论什么时候哥哥问妈妈要钱，妈妈不问理由都给，可自己要钱妈妈总不给，而且老没有理由地打自己……
　　我们的主持人问她，一般来说跟妈妈要钱做什么？
　　罗梦莹说，主要是买本子和笔。
　　主持人问，你希望你的妈妈给你多少零花钱？
　　罗梦莹说，我也不要太多，我只希望妈妈每个星期能给我五毛钱……
　　罗梦莹说完这句话之后终于忍不住哭了。在我剪片子的时候，这句话被我反复地听了好多遍，连同罗梦莹说完这句话之后垂头落泪的神情都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这是一个六年级女孩的深重委屈。我不知道城里的小孩一个星期有多少零花钱，但对于罗梦莹来说，一个星期能有五毛钱的零花钱是她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应该说太容易实现了，但对于罗梦莹来说，这就只是一个梦想。
　　有开心的话，有伤心的泪，“真心话”就在这迷蒙的冬雨里完成了拍摄。

　　五

　　第二天拍摄的时候我们到了校长的师傅，民间老艺人王师傅的家里，王师傅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和自己的老伴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搭了间小屋。小屋的顶子是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很是破旧，小屋里光线黯淡，非常仄小，里面放了一张床，一个灶台。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跟王老师傅讲等会儿我们的拍摄程序，他不住地点头。当所有的机位都各就各位之后，拍摄开始了，我赶紧躲在摄像师的背后，摄象机指示灯亮了，拍摄正式开始。
　　王老师傅一点都不怯镜头，我心里正暗暗高兴的时候，王老师傅忽然起身对我和摄像师说，看我都忘记了，光我一个人坐着你们都站着，来，不客气一起坐……
　　真让我们哭笑不得，一切只好从头开始。我想正因为王老师傅保持着那样的质朴和纯真，所以他才不会在镜头前面扭捏作态，所以他才会无私地辅导学校里的校长老师和学生吹笛子。他把火种传给了这些孩子们，并且这样的火种正永续不断地传播着。
　　而他仍然过着质朴而艰辛的生活，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走的时候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跟朱岭小学的全体学生一起升了一次国旗，在笛声的伴奏下，我们一起唱着国歌，在节目的结束我的解说词是这样写的：“时间过的很快，已经到了我们要走的那天了，同学们有个愿望，那就是想跟我们的嘉宾老师一起升国旗，而这，正是我们的心愿。每天的清晨，在这个乡村小学里都会随同朝阳一起升起国旗，在没有任何音响设备的学校里，孩子们用笛声吹奏整齐高亢的国歌。在中国，迎着朝阳每天都会升起国旗，但可能只有这个乡村小学是用笛声来奏响国歌。这个乡村小学里，没有一位音乐老师，但这个学校里，每个人都是音乐老师，所以他们能够创造奇迹。”当最后一个字在电脑里敲了出来之后，我长叹一声，轻轻地擦掉了眼泪。
　　节目做完了，我反复地思考着，我们为什么要拍摄这样的一期节目，向别人介绍朱岭小学音乐素质教育的经验？展示音乐素质教育的成果？显然不是。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有些茫然。
　　但是后来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嘉宾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青年笛子演奏家周可奇吹奏笛子的时候，围在他周围的那些孩子一双双闪亮的眼睛，以及明亮眸子里释放出来的惊喜和渴望，我想那么美妙的声音肯定打动了他们。
　　行走在校园的时候我就看见许多孩子拿着自己的笛子，形影不离，有很多孩子把自己的笛子装扮的很是美丽，我问他们喜欢吹笛子吗？几乎没有一个同学说不喜欢。事实上笛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个玩具，一个朋友，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朋友。而此前，他们会玩泥巴，弹珠或者打架，但现在他们开始试着来学吹《金蛇狂舞》和《喜洋洋》。
　　其实校长对于自己所推行的“音乐素质教育”也有过怀疑的时候，但是他说，很多人，包括一些教育界的专家都肯定了他们的努力。他说来自省教育厅的专家很感动地对他说，不容易，真是不容易，连错都错的一样！说完之后校长哈哈大笑，解嘲地说，人家不好意思给我浇冷水——我多希望有真正懂音乐的人来教孩子们学到真本领啊！周可奇老师说他会在暑假里带大学生来这里教孩子们唱歌和吹笛子。校长紧紧握住了周可奇老师的手，但我却很担心，并不敢确信他们就真的能够带学生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
　　大约一个星期的拍摄中我有很多次和校长单独相处的机会，但我始终没敢唐突地问他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虽然我很想知道。
　　忙忙碌碌中很快就要过年了，我的心中始终想着遥在京山的那群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梦想实现了没有，不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回来跟他们一起过年？不知道那些在我们镜头前保证不再打麻将的家长们会不会食言？……
　　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忽然部门主任问我想不想去不去京山？
　　我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在外过过年，但我实在想知道那些渴望爸爸妈妈回家过年的孩子们，他们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没有，他们会怎样过年？……]

　　六

　　听说我们又要来，很多孩子们都提前穿上了他们过年才穿的新衣服，孩子们几乎都没有看到我们的节目，有许多孩子的家里要么没有电视，要么收不到这个频道，幸好我们事先想得周全，把我们的素材和中央台播出的节目刻制了VCD，在副校长的家里坐满了孩子们，他们第一次从电视的屏幕中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或者在流泪，或者在欢笑，我无法猜测孩子们在看到电视里的自己那一刹那时的心情，但当电视里屏幕里出现了我们录制的蓝底时，所有的孩子都要求再看一遍，就这样孩子们看了两三遍，大家都很安静，也有几个孩子有点不好意思，但当校长关上电视，孩子们走到冬日的阳光下的时候，好多孩子的小脸上都一片晴朗。
　　校园的冬青树上晾晒着老师们过年将要燃放的鞭炮，墙角根处一只黄色的胖猫枕着一只黑白花色的小狗的肚子，它们正一起晒太阳，在这冬日的阳光里，我们和孩子们三三两两地站着聊天，很多孩子跟我们讲，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再打牌了，真希望他们就此戒掉。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已经从打工的城市回到了他们的家里，给他们带来了新书包和衣服，还有幸福的欢笑，但还有更多的孩子的父母，大概又要在他乡过年。
　　通过筛选，我们选定了三个孩子，作为我们纪录片拍摄的主角，他们是朱荣、徐涛和史安艳。
　　那个哭泣的少年徐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首先去他家里。徐涛其实是个很俊俏的少年，而且也看得出来他很爱美。因为在我们来的那天虽然他仍然穿着当初我们录象时他穿的那件破了洞的西装，但他的头发看得出用水打湿过很认真地梳了自己认为好看的发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尽管看得出徐涛有掩饰不住的快乐（这样的快乐是淡淡的），但也看得出来他眉宇之间的哀愁（这样的哀愁也是淡淡的），这使他显得有些少年老成，我们跟他开玩笑他也不笑。倒是他的弟弟非常地活泼，他的家里养着一条狗，经常跳起来舔他弟弟红红的脸蛋。他的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有一个可以用来吃饭的桌子，有两个床，其中一个是空的，一个上面放着两床黑黑的棉絮，没有被面，他和他弟弟还有他爸爸就一起睡在这个床上。其实被絮是很薄的，但徐涛跟我们说晚上不冷。徐涛说，我们是从四川搬家过来的，这房子是买的别人的，我们还欠人家七千块钱……
　　我们问他的爸爸还那样“浪费”吗？
　　他说不。
　　我们又问妈妈今年过年回家吗？
　　他说不。
　　我们问妈妈写信回来过吗？
　　他说写过。
　　我们要看看看。
　　他说已经撕了。
　　我们问为什么要撕掉，他支支吾吾不肯说。
　　后来我们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原来他怕妈妈寄回来的钱爸爸乱花掉了。
　　当初徐涛的“真心话”是这样写的：
　　“我想对爸爸说，您别这么浪费吧！我们一家五口人，妈妈见我们既要读书，又要给身患重病的哥哥开刀，又要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不得不南下广州打工，可是每次寄回来的钱，您都大吃大喝地用了，您对妈妈公平吗？现在哥哥也带着病和妈妈一起去打工去了。在妈妈走的时候，您不让她走，妈妈含着泪说‘不去怎么办，孩子不把初中读完，能走进社会吗？大儿子不开刀，能成家立业吗？’望着妈妈那熟悉的身影，我咬着牙捏紧拳头记着妈妈说的话‘好好学习’，但是有时题目做错时或做错事时，捏着拳头在心里对自己说‘徐涛啊徐涛，你怎么能辜负你**的一片期望啊！’”
　　当我们见到徐涛的爸爸的时候，徐涛表现的很乖顺，而且好象徐涛的爸爸也很爱他的这个儿子，这个时候，徐涛完全否认了他说的“爸爸太浪费”，而是只说爸爸的好。
　　后来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个孩子很可能受了爸爸的叮嘱，也许爸爸不让他乱讲话，或者甚至受了爸爸的威胁？……这样猜测之后我们真有些后悔，不该这样当面质问徐涛的爸爸，徐涛毕竟只是个孩子。
　　而徐涛的爸爸也有自己坎坷的经历，他曾经很有钱，是个建筑工头，但他的工程出了人命，后来做生意又被人家骗了，所以家境至此……
　　我们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徐涛沉默地进进出出，认真地做每一件事情：打柴、洗碗、做饭、喂猪、洗衣服……虽然从他的外表看波澜不惊，但在这个少年的内心又是多么地不平静啊，对**的思念，对爸爸的畏惧，对学业的担忧……
　　在结束拍摄的时候我们把徐涛欠学校的生活费交给了他的班主任王老师。我们帮不了他，但我们鼓励了他学会坚强，而且他正用自己稚嫩的双肩来担当生活的重任，他知道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并且他在努力，尽他微薄的力量。他哭泣过后，擦干了眼泪，默默地承担，默默地努力，我们约好了来年再来看他，到那个时候这个少年肯定不光只是增长了个头。
　　史安艳的家境很好，家里有彩电和VCD，她一见面就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说她爸爸明天回来。她的妈妈也因此很高兴。我笑着问她妈妈，现在是否还打麻将，她的妈妈显得有点恼怒，说都是史安艳瞎说，害得她在电视里丢脸……尽管我们告诉了她，不该跟女儿生气，要为女儿的勇气和正义高兴，但话语之间，她的妈妈对她仍有怨恨。也许母女之间的隔阂不仅因为一次电视节目的拍摄，正如史安艳的妈妈说的“她大了，许多事情都不跟我说”。史安艳是个美丽的女孩子，她渐渐地长大，肯定有了属于自己成长的秘密，而这些她无法跟她的妈妈沟通，所以他们有了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在这样浓酽的节日氛围里被冲淡了，更何况她的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爸爸回来的时候为她带了许多影碟和书籍，她则成了爸爸的小尾巴，爸爸走哪，她跟到哪。过年的时候，史安艳的小脸上盛开着美丽的花儿，她人前人后地忙碌着，一会儿给这个盛饭，一会儿给那个倒酒，这样的忙碌跟徐涛不一样，她只是借着这样的忙碌来表达她的快乐。
　　朱荣还有她的哥哥朱军跟她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家里很简陋，一台用手扶着天线就清楚放手就模糊的12寸黑白电视机是唯一的家用电器，但显得和睦而温馨。我们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朱荣的爸爸和妈妈，电话这头的朱荣，他们都哭成了一片，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爸爸妈妈一直都没有回来过。我们在电话里问朱荣的妈妈，为什么不回家过年，她说何尝不想，但我们年纪大，没文化，找份工作不容易，回家工作就要丢掉，工作丢掉了，孩子上学怎么办？……
　　过年照例是剖鱼杀鸡，但中午吃年饭的时候忽然朱军就跑了，穿过满是衰衰黄草的田垄，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朱荣吃饭的时候一直眼含着泪……
　　我们所住的街镇上的宾馆服务员老催促我们走，因为他们想回家过年，而且街镇上的饭馆都关门歇业回家过年了，我们只好泡方便面过日子，校长知道后深感过意不去，让我们到学校去吃饭，其实我们知道，学校也放假了，我们不能扰了老师们过年。
　　晚上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不怎地，就说到了吹笛子，就说到了校长死去的儿子。
　　校长说的很简略，他的双手捧着脑袋，从他深插入头发中微微颤抖的手指，我可以看到，八年来的伤痛从来没有从他的心间消散。
　　校长的儿子中专毕业之后在家里读函授大学，搞水产养殖，养甲鱼。他们在养殖场上盖了沼气池，冬天需要烧水给沼气池供暖，每隔一段时间需要给沼气池换气。从来换气都是父子俩一起干，但那段时间校长正走火入魔地办笛子培训，教六年级的学生吹笛子，半年来几乎一直住在学校里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回家……
　　本来约好一起换气的，但校长一给学生教笛子就什么都忘了，就这样校长的儿子在沼气池里缺氧中毒而逝……
　　校长探索“音乐素质教育”的路，没有因为儿子的逝去而停滞，相反，他几乎很少回家，因为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看见还摆放着一张床，很朴素，也很干净，看得出他经常住在这里。在校长坚强的内心肯定有他的信念，但我想，也肯定有他的哀愁。因为在跟他的交往中很多时候，他都显得很沉郁。
　　后记：就象在海边拣几枚贝壳无法了解整个大海一样，对于朱岭小学的校长和孩子们来说，我根本没法去全面地了解他们，但就是那三次接触，就是那些我们一起呆过的日子，就是那些话语、那些笑声、那些眼泪，让我的内心无法忘却，让我经常地牵挂，所以我还是忍不住写下了这些零碎而又不全面的文字，用于怀念那些孩子们生活和情感，还有他们的努力和坚强。同时为了向那些乡村小学的教育者致敬。 

于200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