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为儿童读者而存在的。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界特别强调作品要为儿童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易于和乐于接受，是否就是指对儿童读者阅读兴趣的调动呢？现在难说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人具体指向是什么，恐怕目前不少人就是这么理解的。读者有无阅读兴趣当然十分重要，试想，如果儿童读者不愿意读作品，他们连进入作品的可能性都没有，还谈什么儿童文学！但如果这句话仅仅意味着让儿童读者对作品乐于读读而已，也许顶多实现了儿童文学的娱乐和消遣功能。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那易于和乐于接受的“接受”二字，我看还要包含对读者审美能力的提升。审美欣赏是一种高极活动，读者可超越主观性，在趣味、情感、美感、认识等方面得到一种升华。而要实现这种升华，并非仅仅迎合儿童阅读兴趣就能实现，它需要作品有较高的创造艺术美的水平。因此，为了使问题表达更明确，我在此干脆将那易于和乐于为儿童读者所接受的要求，改为要易于和乐于提升儿童读者的审美能力。 
　　易于和乐于提升儿童读者的审美能力，意味着够成审美关系的双方，必有互相对应和互相适应对方的条件。从儿童文学作品一方来说，只有本身符合美的规律，才能吸引美的欣赏者。美，在儿童文学中表现为儿童生存方式的象征性显现。如果说，成人的生存方式，除了为吃穿住而劳作，还有精神上的多方面需要，那么儿童基本上不为吃穿住而劳作，他们的精神需要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儿童随着身体的快速成长，心理与身体同步成长，成长使他们对自身也对外部世界充满神秘感，他们因此好奇、好问、好思，总想去探索，去冒险，也总想去冒尖，来证实自己的能力，虽屡次尝试，屡次闯祸，但成长不息，会憧憬不已，探奇不止，儿童的精神世界就充满了这些不安分因子，能象征性显示儿童的这种生存方式，就能带给儿童读者以美的魅力。而儿童的生存方式是体现在作品所描写的儿童世界中的，这儿童世界必需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必需在有限与无限的结合上尽可能趋于完美，作品才能在二者的交叉点上发射象征性儿童生存方式的光彩，才能出色地显示儿童文学特有的美，才能担当起提升儿童读者审美能力的任务。 

一 

　　为了阐述更为集中和方便，在此我单就儿童小说来谈儿童世界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优秀的儿童小说从事件的选取和描写来看，一方面是指作家面对现实中的儿童世界地域之广，时间之长（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儿童），生活之丰富多彩，它不管把作品写多长，都只能选取生活中的某一隅，某个片段，某一时段，既便是这某一隅、某个片段、某一时段，它也难能什么都写到，而只能抓主线，抓重点，抓特征，它对于现实儿童世界是永远无法穷尽的。一方面是说这某一隅、某个片段、某个时段是经过作家精心挑选、分解、综合、提炼加工的，那最常见、最突出、最能深入孩子心灵的事件，经作者艺术创造，变得很具代表性或典型性，能起到以约见博，以一当十，以小见大的作用。 
　　如作家张之路的《第三军团》虽然作品有一定的社会扫描面，但他着笔的角度和重点是以学校、公安部门追查“第三军团”为线索，描写几位高中生如何走向社会，惩治汽车上公开搞抢劫的恶人，打击勒索别人钱财的个体运输户，追查以贩卖黄色书刊起家又制造假药的“众生贸易公司”······作品通过这一有限的窗口，显示了当代青少年的正气，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作家秦文君虽然也很想通过《男生贾里》、《女士贾梅》，“把中学阶段孩子们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有所表达”，作为长篇，结构方式又是“糖葫芦串”似的，确也给作家提供了比较广阔地展现儿童世界的自由。但作家懂得毕竟艺术包容不了丰富的现实，她因此精心选取了看似平凡、琐细，然而又是简而要之的点点滴滴，什么选举风波、生日派对、当临时户主、矫正口吃、崇拜歌星、三剑客的纠葛、竞争礼仪小姐……其实也就是围绕贾里、贾梅而设置，但由于一个个事件都具有某方面的意义，对揭示当代少年方方面面的特征具有代表性，它给人的感觉决不限于在写几个孩子的生活，而是成了当代城市孩子生活的写照。 
　　有限与无限性从时间的跨度来看，作品展现的儿童世界都是特定时代的儿童世界，尽管儿童一般都没有走向社会，时代性在他们身上有时体现不是十分明显，有的作品也就没作明确交代，但其实超时代的儿童是不存在的，一代代儿童都一定存在于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时间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所表现的儿童世界是有限的。无限性必需通过有限性来显示，无论作品是将事件的发生安排在现代还是过去，时代色彩如同地域色彩一样，是构成人物成长的具体环境，处理得好，人物能如鱼得水，儿童形象会显得更为鲜活，更为真实。真正属于儿童的本质和成长规律，就是包含在这真实、鲜活的形象中，儿童的共时性，既超时代性、无限性就是在具体的时代性、有限性之中得以实现。 
　　《第三军团》涉及20世纪60－80年代左右的生活，作品表现陆文虎、骆强等几位少年从小经历“文革”动乱年代，对人世间的不平已有亲身感受，如陆文虎这位“文革”孤儿九岁时就曾代父母去“龙诚”上访伸冤；骆强的父亲原是大学讲师，文革中被打断双腿，只能以修鞋维持生计，使骆强童年就生活在底层；刘天人的父母在“文革”中双双自尽，他和爷爷相依为命，他因此刻苦学习，并有多方面造诣。时代的劫难，家庭的遭际，使他们备尝冷眼、势力、丑恶，使他们疾恶如仇，同情弱小，刚毅自强，使他们敢于直面人生，以致走上街头疾恶扬善、抱打不平。显然，在这里时代的脚印正是构成人物行动的坚实基础。加上作家没有忘记他们毕竟还是少年，他们的心理意识、行为方式还属未成年人范畴，他们走向社会惩恶扬善又有嫩肩难当此重任的一面，作品恰如其分地把他们的行动摆在对公安部门的配合位置，并写了老师们的积极引导，由于年龄特点把握比较准确，而使特殊时代的少年形象获得了共时性，使他们的有胆有识、不畏强暴、向上向善的精神获得永远流传的价值。 
　　《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涉及20世纪90年代的儿童生活，什么假期打工、生日派对、崇拜歌星、进行礼仪大赛等等都是很有时代特点的活动，作品通过它们构思故事，刻画人物，表现孩子们面对时髦、时尚，那分新奇、惊喜，他们热心参与这类活动，在活动中提高着情趣和认识，可见时代生活与他们的成长关系密切。作品正是在这时代生活中神出活现地显示了14岁孩子应有的行为举止、精神状态，他们如何向上向善，又如何事与愿违；如何调皮捣蛋，又如何时有进步；如何欣喜若狂，又如何跌入低谷，生动活跳的儿童形象显然既是属于时代的，又具有超时代性。 
　　作家于颖新的《私塾悲喜》描写实行科举考试之时的私塾学堂，那久远的时代色彩、私塾氛围，给作品中塑造的侯居尚、薛占鳌两位学生以及尉迟琛老师打下明显的时代烙印，增添了人们对他们言行举止的理解。同时侯居尚、薛占鳌对待学习中的暂时得失、对待老师的良苦用心、对待同学的长处两种不同的态度，都是现在的孩子可以引以为鉴的，这两个形象包括那位对学生寄于殷切希望的尉迟琛老师也都有着某方面超时代的意义。 
　　总之，作品不在于写哪个时代，也不在于一定有那么几句交代时代背景的话，只要儿童世界水乳交融般表现了一定时段发生的事件，儿童形象有特定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艺术真实性和审美价值，那么共时性、超时代性也就在其中了。 

二 

　　儿童世界的有限性和无限性，还因为作家必需从儿童的角度去看，去想，去运笔，那故事、情节、心态、色彩、声响所表现出来的俨然是儿童的感知、表象、情绪、联想，是一种感性直观的东西，它尽量避免了直接说教、逻辑推理，它符合艺术就是通过感性形象给人以美感的规律。但感性毕竟是外在的，直观的，偶然的、不自觉的、粗浅的，理性才是内在的、间接的、必然的、自觉的、深入的，由于儿童文学作家是有着丰富经历和文学素养的成年人，能用事物内在的联系和本质规范、制约儿童世界，能对事物的是非、善恶有自己的评判，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通过抓前因后果、抓对立统一，抓情节安排、抓特征、抓错觉、抓通感等等手法，使儿童的感知、表象、无意联想、随意想象，渗透着成人作家的感受、经验、认识、理解，作品因此能实现以显寓隐，由浅入深，由偶然见必然，由感性思索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儿童世界也是有限和无限的结合。 
　　《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之所以风靡校园，发行已逾20万册，儿童读者对这两本书的主动接纳和喜爱程度可想而知。作品能获得成功，还因为秦文君真诚地站在儿童的角度去看，去想，去运笔，准确而生动地把握了中学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如《男生贾里》可谓写足了贾里的忌平淡，喜冒险，渴望尽快成为男子汉，成为英雄，成为伟人，他煞费苦心，使尽绝招，出尽洋相，这一切在作家笔下似乎是信手拈来，如实道出。而正因为如此，儿童才感到这些事件是真实的，是自己经历过或希望经历的，他们内心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存在的对象，他们才能一下拉近与作品的距离。但不可忽略的是作品对事件的描写往往总是导向一定的目的，贾里指挥妹妹不顾角色的规定性，冲到前台表演，搅乱舞台，是以妹妹挨了批评、自己后悔不已而告终；贾里策划如何当英雄，真当了“英雄”，却感觉别人的异样眼光，不如过去的嘻嘻哈哈有趣；他千方百计去当伟人，总也失败，在不经意中做了点小事却引起轰动、、、、、、这一桩桩、一件件，分明渗透着作家的倾向、寓意或指向，是在作家的匠心独运中，诱导着读者去辨别是非，进入深层的思索，悟到人世间的真情、真蒂。 
　　作家对有限与无限儿童世界的描写，有的并不是从外向里进行观察、体验，然后进行艺术表现，而是如梅子涵的《蓝鸟》一样，从内到外，设身处地，进入人物的心理状态，用第一人称表现着儿童的内心世界。《蓝鸟》写一个小学毕业的农村孩子为考植树王中学－那个被大人告知为全国少有的好中学，他因此去植树王找小德宏老师，想问问他考植树王能行吗？作品中的我讲述一路上的想法，他回忆着自己产生考植树王中学的起因，是被吕老师那令人沮丧的毕业动员所刺激，而偏要去考的！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植树王在他们学校只有小德宏考上过；对小德宏这个人他只是听说，并没见过；现在学校只有他一人有此雄心壮志；爸爸认为只有“下辈子投个有出息的胎”才能去考；植树王在哪里，怎么走，谁也不知道、、、、、、作品将孩子的天真稚气、有限见识、不无茫然的忐忑心情，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但又始终通过作家把握的主旨，遭遇挫折不气馁，心中的信念绝不放弃来规范孩子的思想、行动，以“反正我总能到达植树王的，准能到！”结尾，使整个作品给读者带来启示和遐想，带来一种象征意味，象征着那蓝鸟似的愿望、决心永远不变。 
　　另外，还要提及的是儿童世界的意向、判断、理性意藴不能是任意的，强加的，高了、低了、深了、浅了或歪了，都会有损感性与理性的和谐，有损儿童世界的真实性，进而使作品失去可读性和必读性。唯有对问题的揭示和评判在恰到好处或点到为止，才能使感性形象或说有限的儿童世界获得一定的可信度，获得更多的活力和张力。 
　　《蓝鸟》的成功与作品恰如其分认可孩子想去植树王的愿望很有关系。作品评价孩子“如果说决心、信心、勇气，还有这别人都不具有的到植树王去的愿望都能算NISSAN蓝鸟的话，那么我心里倒是真的有一只蓝鸟——神鸟”，可见作品充分肯定的是孩子的志向和知难而进的精神，而并不是在乎他最后是不是到达植树王，是不是报考了植树王中学，这样就使读者认识到志向和精神是最难能可贵的，既便那孩子这次找不到植树王，或没有考成植树王中学，有“蓝鸟”作为动力，他一定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才。如此判断、评估，恰到好处，给有限的儿童世界带来应有的理性光彩，大有点石成金之效果。另外，由于作品对意旨以点到为止，并没有做过多的阐述，给读者留下思索空间，留下浓浓的意味，也因此扩张了儿童世界的无限性。 

三 

　　儿童世界一方面需要理性的规范，作品才有一定的目的性，秩序性，才有比较明确的思想内涵，这对于不大谙事、又渴望懂得更多的儿童读者来说是不无必要的。倘若没有被认可的理性光芒的照耀，作品陷于混沌、茫然，儿童读者也就谈不上易于接受。但另一方面，被认可的理性毕竟是历史积淀的、已知的、僵化的知识，作家如果一味地用某种理念规范自己的创作，让感性世界成为既定理念的显示，这理念反过来又会限制感性世界向无限性的延伸。儿童感性世界作为作家的创造，实践，作为儿童生成方式的美的象征性显现，它本身就有自己的感性动力，向着尚未知晓的方向前进的动力，这其实就是艺术美特有的价值所在。优秀的儿童小说往往在感性世界的描绘上显示着作者的功力，它们能使感性世界得到一种从现在向未来突进的力，给感性世界带来不可穷尽的真理的思索，就这点而言，对有限性的超越，其实就在于能否使儿童感性世界具备应有的艺术价值。 
　　曹文轩的《草房子》之所以给人以厚重感，并不在于作家对主题的挖掘多么独到，多么深刻，虽然作家完全可能对笔下生活的意义已经吃透，但在作品中甚至不给人以明确的主题，明确的理念，而是展现一个与自己童年的命运交织着的、感受十分真切、表现十分真诚（这种真诚既是对儿童，也是对生活、对艺术的忠诚）的感性世界，充满对美的微秒发现与出色表现的感性世界。打开作品你读到的是桑桑的调皮捣蛋，嘲弄秃头，拿家里的蚊帐当渔网，用碗柜做鸽子窝；桑桑喜欢帮助别人做任何事，可又出于好奇，毁掉重要的信，给人造成伤害等。从作品中还可读到桑桑的童年伙伴，对别人侮辱自己实行报复的秃鹤，谜一样身世、洁美弱小的纸月，由富变穷、坦然面对的杜小康，不甘受人讥笑、弃学放羊的细马等等，桑桑同情过、喜爱过、帮助过他们，也从他们的遭遇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作品中还有部分成人生活，描写秦大奶奶如何死守草房子那块土地，爱荣誉的校长桑乔如何用心治理学校，老师蒋一伦如何在爱情上遭遇挫折等等，桑桑对这些似懂非懂，但时不时在观察着，感受着。作品是那么生动地展现了与桑桑生活相连的那一群草房子人家，展现了桑桑小学六年的生活、难忘的成长历程，给人以欢乐、温情、辛酸、痛感，给人以生活之美、儿童勃勃生机之美，给人以某一理念无法概括的无尽的美感，无尽的遐想，无尽的思索。 
　　儿童感性世界的无限性还与作者采用多样统一的艺术手法有关。描绘儿童世界的艺术手法是多方面的，每一手法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作家在其中施展才干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但作者能否充分利用这块天地施展才干，使儿童世界显得更为生动、丰满、厚重，这是需要功力的。一般作者在写作儿童小说时，更多地是在情节、人物、环境这三个方面下功夫，当然能认真写好这三方面也不乏优秀之作。但除了这三方面，再推广一点有细节、意境、氛围、无处不在的美感等等，如果驾驭得好，达到多样统一，会使儿童的感性世界更具艺术魅力，更能获取一种向外扩展的力量。曹文轩就是驾驭多样统一手法的高手，除了在情节、人物、环境的写作上自有优势之外，细节的处理也很出色。如《草房子》写孩子们摘掉秃鹤的帽子，对他的秃头进行疯狂戏弄，当事情发展到高峰，帽子被扔到了旗杆顶上，此时描写秃鹤“倚着旗杆，瘫坐着不动了。脑袋歪着，咬着牙，噙着泪。没有人再笑了，并有人开始离开旗杆” ，后面再来了一句：“有风。风吹得那顶白帽子在旗杆顶上微微旋转摆动，好像是一个人在感觉自己的帽子是否已经戴正。”作品通过这传神之笔和前面无节制的戏弄形成反差，大有此时无声甚有声之感！不仅能使读者意识到如此侮辱一个人的尊严，这种行为是太过火了，而且能使读者在心理打鼓，想象那潜在的后果会是多么严重！许多评论家还谈到曹文轩在作品中很注意制造一种情调，我用心读着那情调的运用，感觉确为高明的艺术手法。如《草房子》多处描写桑桑喂养的白鹤，写纸月初次来到桑桑家，这样描写：“白鹤受了陌生人的惊扰，呼啦一声飞了起来”，然后又描写“正是一番最好的秋天的阳光，鹤群从天空滑过时，满空中泛着迷人的白光。”作家当然是在写景，但又不仅仅在写景，他明明制造了一种意境，一种情调，这情调与桑桑初次见到纸月的那分好心情，以及纸月初次来桑桑家的新鲜、欢喜感触都融合到一起了。作家如此描绘白雪似的鸽子，又与草房子人家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画面，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形式美，给人以欣赏价值。另外，曹文轩在善于发现美和擅长表现美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如写“白雀在田野上走，总会把许多目光吸引过去。它就那么不显山不露水地走，但在人眼里却有不明白的耐看。她在那儿一站，像棵临风飘动着嫩叶的还未长成的梧桐树，亭亭玉立，依然还是很耐看。”作品不是直接描绘白雀美在哪里，甚至说她“不显山不露水地走”，还是“未长成的梧桐树”，可又巧妙地通过旁人的反应：她“总把许多目光吸引过去”，总“有不明白的耐看”既便“未长成”，“依然还是很耐看”，如此这般，把白雀的美处理在效果的显示上，处理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给人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草房子》就是这样在多样统一的艺术手法中完成着儿童感性世界的描写，在儿童感性世界中追求美的升华，追求无限，追求永恒。 
　　我在此强调儿童感性世界本身就有无限性的一面，并不是说作品能允许绝对的感性世界存在，感性世界必需伴随感知、想象、意志、理解等心理因素才能组成艺术品，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这许多心理因素又是以情感为中介。所谓以情感为中介，是说产生有限与无限审美事实的阈值必需保持在情感的领域之内。理智如果多于情感，具体形象也就转化为概念，就谈不上审美形象的产生。感性形象如果不能上升到情感的评判，伴之以思想、理念，也同样不能描绘出有价值的审美形象。情感是有限与无限的桥梁。我拜读曹文轩的作品明显感觉到作家很会制造“感动”，情感的威力使他的作品震撼读者，获得了超出一般的永恒价值。 
　　《草房子》中最为打动人心的要算是秦大奶奶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成功首先基于作家对形象的理解与同情，另外是由于作家采取了对立中求统一的手法，成功地将他的理解与同情传达给了读者，足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秦大奶奶没有文化，不懂什么大道理，她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有着农民对土地的执着追求，那块付出几十年心血和埋葬她丈夫的土地，她认准了是她的，她必然眷眷不舍，对于这一点作家用了不少笔墨进行交代，可见作家的立场和情感态度。后来为了盖学校，政府另给秦大奶奶盖了房子，动员她搬迁，可她就是不搬，被人抬走，还又回来，并且搞出许多恶作剧，搅乱学校秩序，以至于被人认为是“可恶的老态婆”等等，作家由于成竹在胸，写得十分放手。后来面对女孩落水，秦大奶奶能以衰老的生命去拯救孩子，她自己也被村民所救，因此她有了对生命的领悟，后来她做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惊人之举，主动搬家，不仅如此，最后为油麻地小学的一只南瓜去水中捞取而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谁能想象在此之前她竟故意摘油麻地小学的瓜果，还将瓜果扔到河里！作品正是在这种鲜明的反差中，让那人性的光辉从痴迷于土地的农民身上散发出来，给人以惊人的震撼力！作品正是让那鲜明的反差一旦获得读者的理解，产生的感人力量更为强烈，更显出以情动人是如何让作品获得了美的升华！ 
　　综上所述，儿童世界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此我也许只说了些皮毛。还有那如何在有限与无限的交叉点上，使儿童生命状态更为活跃，更能显示出美的光芒，也还有待具体阐述。总之，我只为实现儿童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实现对儿童读者审美能力的升华，从作品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探索的方面，真正的探索有待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家们的深入钻研。